作者：主编 时间：2022年12月13日 阅读：203 评论：0

1.　经济增长方面的成绩
在进行经济调整的过程中，坦桑尼亚从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组织获得了资金支持的便利，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后者。坦桑尼亚注意密切与西方捐助国、债权国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关系，以谋求吸引外资、减免外债、获得更多的贷款和援助。其宏观调控成果受到国际金融机构和债权国的肯定，坦桑尼亚的外债因此多次被重新安排或减免，西方的贷款和无偿援助得以持续。1999年，国际金融机构基于各种经济指标，如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率、公共支出等指标，指出坦桑尼亚是非洲宏观经济绩效最好的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于2001年年底确认坦桑尼亚达到了重债穷国优先权(Heavily　Indebted　Poor　Countries　Initiative，HIPC)的标准，承诺在未来20年内减免坦桑尼亚外债30亿美元，占所欠外债的54%。坦桑尼亚因此成为继玻利维亚、莫桑比克和乌干达之后第四个享受这一优惠的国家。^[1]
从国内生产总值、经济增长速度等指标上看，坦桑尼亚经济形势有所好转，经济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开始显露一些积极的效应，国民经济出现恢复和增长势头。从1990年到1998年，坦桑尼亚国民生产总值以平均低于3%的年增长率增加;1999年到2003年，平均年增长率高于5%，2003年比上一年增长6.3%。^[2]政府先后出台的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增收节支、严格控制货币超常发行等举措取得明显效果，宏观经济形势趋于稳定。通货膨胀率控制在30%以内，政府财政支出已连续三年控制在预算范围内。国有企业私有化增加了坦桑尼亚财政收入，截至2002年底，已为国库增加了1 955亿先令(相当于23亿美元)的进项;财政收支从1998/1999财政年度开始出现盈余;较为成功地维持了本币自由兑换，并实现了坦桑尼亚货币的有序贬值，坦桑尼亚先令汇率从1995年底的1美元兑换595先令逐步贬为1998年底的1美元兑换665先令和2001年的1美元兑换820先令。对外经济环境有所改善，对外贸易有较大发展。2003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9.7亿美元，其中进口14.2亿美元，出口5.4亿美元。^[3]进出口总额较20世纪90年代初增长了1倍多，有效地带动了经济作物、矿产品等出口行业的增长和发展。与此同时，外来投资逐年增加。矿业吸引外资最为突出，在非洲国家中居第七位。坦桑尼亚极具潜力的资源优势可望得到进一步开发和利用。
从实际效果来看，各项改革已经显现作用，宏观经济形势逐渐好转。另一方面，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仍然存在很大的问题和困难。
2.　经济发展方面的问题和困难
在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上，总体看来，坦桑尼亚尚未步入良性的、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缺乏切实可行的经济发展战略。总体看来，坦桑尼亚现行国民经济发展政策，是1985年以来政府为了应对经济困难的严峻局面，获得必要的外部资金援助而制定的，具有应急特点，过于关注短期效果而忽视长期发展目标。近20年来，坦桑尼亚政府始终没有拿出一个长远的规划和战略来谋划坦桑尼亚的发展并切实有效地施行，高屋建瓴地指导坦桑尼亚经济的运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如削减行政开支、减少财政补贴、放开物价、举借外债等等，在短期内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坦桑尼亚的改革显然缺乏长远的政策措施，如改革发展体制、整顿国营企业、改进分配方式、扩大国内需求、刺激消费等，虽然有一些思路，但是没有拟定出系统的政策方针，不利于坦桑尼亚经济形成良性的、长远和可持续的发展。
第二，发展资金短缺。多年来，坦桑尼亚经济规模有限，每年税费和国有企业收入除了应付政府经常性开支外所剩无几。国民收入水平较低，贫困人口占全国人口50%以上，储蓄能力严重不足。巨额外援在弥补坦桑尼亚资金缺口的同时，绝大部分又被外国企业通过工程承包或技术合作等多种形式重新流向国外。资金极度短缺仍然构成坦桑尼亚经济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瓶颈。
第三，农业基础薄弱状况尚未明显改观。国际金融机构设定的政策框架偏重制度改革及各种人道主义领域，对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关注不足。坦桑尼亚政府在紧缩性政策框架下动用财政、货币政策工具的余地有限，导致作为支柱产业的农业长期被忽视，生产率低下，技术落后，甚至低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平均水平。全国现有耕地600万公顷，其中仅约23万公顷拥有灌溉设施，即只有3.8%的农田是有灌溉设施的水浇地，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水平相同。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总体水平已经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4.0%上升为1995—1997年的4.2%。目前世界平均水平为19.2%。^[4]1995—1997年，坦桑尼亚每千人中只有一人拥有拖拉机，与1979—1981年的情况相同。但是，同一时期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拖拉机拥有率的平均水平为2‰高出坦桑尼亚一倍，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为20‰。^②可见，坦桑尼亚的农业机械化水平和灌溉水平很低，多数农民仍然依靠手工耕作，甚至刀耕火种，基本上靠天吃饭。受财政投入紧缩影响，农村信用社解体，大量合作社倒闭，导致农用物资及农产品供销渠道堵塞。农药、化肥等农用物资亦因政府取消补贴，使用量逐年下降。国有农场除了几个仍然在外国援助下维持运营外，其余的已经处于停产状态。
第四，民族工业受经济结构调整计划冲击，生产力普遍下降。过于严苛的货币财政政策导致坦桑尼亚发展资金奇缺，引发了高利率、高税率等金融问题。坦桑尼亚贷款利率长期以来超过20%，居高不下。增值税税率为20%，与肯尼亚、乌干达等周边国家相比普遍偏高。贸易自由化使坦桑尼亚市场门户洞开，走私猖獗，外国商品蜂拥而入，严重冲击了民族工业。目前，除了啤酒、烟草、电讯、能源等少数行业的个别企业私有化后得到较好恢复和发展外，大部分国有企业仍然未摆脱困境。其中，曾作为坦桑尼亚支柱产业的纺织业原有35家企业，目前仅存3家苦撑局面，市场占有率仅为10%。^[5]腰果、皮革等加工行业关闭殆尽，多数农、林、畜产品只能以初级产品出口国际市场。制糖、造纸等传统产业因缺乏资金、设备陈旧等问题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上述情况严重制约了坦桑尼亚工业的发展，导致60%以上日用消费品仍然依赖进口。
第五，外债负担沉重。多年来，坦桑尼亚政府积极寻求国际援助支持改革与发展进程，但亦导致了沉重的债务负担，截至1999年底，坦桑尼亚外债总额仍然达到73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90%和年出口收入的13倍。1999年全年还本付息2.67亿美元，占当年财政支出的35%。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新统计，坦桑尼亚历年偿债支出高达卫生支出的九倍，教育支出的四倍。^[6]上述指标大大高于国际公认的安全线。过于沉重的债务负担不仅严重制约了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空间，而且直接加剧了国民贫困化，阻碍了经济发展，陷入举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
第六，进出口不平衡现象严重。在贸易自由化政策的作用下，坦桑尼亚对外贸易近年来取得长足进展，较好地带动了国民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国民生活。但出口主要依赖经济作物的状况尚未根本改观，农产品出口创汇占出口总额的70%以上，且易受气候等自然因素影响。此外，坦桑尼亚对外贸易条件持续恶化，部分初级产品国际市场价格不断下跌，进出口不平衡状况呈不断扩大趋势。1997—1999年贸易赤字分别为3.95亿、7.78亿和8.77亿美元。^②
第七，基础设施落后。坦桑尼亚现行供水、供电、交通及通讯设施均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坦桑尼亚现有公路8.5万公里，大部分破旧不堪。在全部公路线路中，属于硬质铺设的路面仅为9000公里，约占公路总长度的12%。^③即使属于硬质路面的公路，也大多由于缺乏养护而路况较差。去本国的西部地区，如穆索马、姆旺扎、基戈马、塔波拉等地，乘坐火车要三天左右的时间，且时常晚点;乘坐长途汽车，则因为大多是泥土路而颠簸严重，因此，乘客往往宁可选择乘坐长途汽车至北部邻国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然后西行经肯尼亚大城市基苏木(Kisumu)，再向南返回国内，到达本国的西部地区。如此所花时间反倒短一些，旅途也舒适一些。坦桑尼亚迄今无一条高速公路。达累斯萨拉姆市内的过街天桥是全市也是全国唯一的过街天桥。许多工厂、饭店和矿山企业需要自行解决水电和交通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制造业、旅游业和矿业等领域的投资，水电通信费高昂致使工业生产成本偏高。受交通运输限制，农业生产物资供应和农产品供销不能适时进行，不仅直接威胁全国粮食安全，而且影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正是构成发展生产和吸引外资的重要障碍。
3.　社会发展的停滞和倒退
姆维尼和姆卡帕执政时期，坦桑尼亚政府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推荐的以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为核心的“增强结构调整计划”进行经济调整，全面推行财政、货币紧缩政策。改革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政府丧失了利用财政、货币政策工具调控宏观经济和进行收入再分配的手段和能力，导致各项社会事业裹足不前，部分国民生活质量恶化。经济增长也并未给社会发展带来很大的帮助，长期以来，坦桑尼亚人口增长率居高不下，1980—1989年为3.1%，1990—2000年为2.8%^[7]，近年来经济低速增长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被过高的人口增长率所抵消。
坦桑尼亚财政收入大部分用于经常性开支，发展开支及社会福利支出严重不足，教育、卫生、医疗、饮用水等公共事业被长期忽视，一些关系国民生活的指标逐年下降。国民生活质量指标目前位于世界末列，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甚至撒哈拉以南国家相比亦有一定差距;与本国20世纪80年代甚至六七十年代相比反而下降了。
例如，坦桑尼亚小学入学率1983年在义务教育制度下曾达到93%，20世纪90年代以来呈低速下降趋势，至1998年仅为46%，不仅远低于80年代的水平，而且比70年代中期还要低10%左右。^[8]

图8-1　坦桑尼亚小学入学率的变化^[9]
城市人口安全饮用水拥有率1980年曾达到90%，1990年降为75%，1997年降为66%。在全国范围内，享有安全用水的人口在1980—1993年为52%，1994—1997年降为49%。^[10]

1992年以来，人均预期寿命呈逐年下降的趋势。2002年坦桑尼亚人均预期寿命为43.1岁，甚至不及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倒退到60年代中期即40年前独立初期的水平。^[11]

图8-2　坦桑尼亚人均预期寿命情况

不仅与发达国家相比望尘莫及，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65岁也相差甚远;即使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该指标也是相对较低的。

图8-3　坦桑尼亚人均预期寿命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平均水平比较

中下层国民及大量失业工人因社会保障跟不上，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统计数字显示，占总人口50%以上的坦桑尼亚国民生活在每天0.65美元贫困线以下，其中36%生活在每天0.5美元以下的赤贫状态。绝对贫困人口比例甚至高于建国初期水平。^[12]
失业率居高不下，大批无业游民流落街头，增加了维持社会治安的压力。童工问题相当严重，进入2000年，坦桑尼亚有35万—40万童工，他们的年龄在15岁或15岁以下，从事农业、矿业和国内服务业。^[13]农村日益恶化的生活条件驱使大量的青少年涌向城市，而且，居住在城市的家庭，养家糊口度日是很艰难的事情，于是那些正值学龄的孩子们被迫放弃学业去打工。还有许多失去双亲又得不到其他亲人帮助的孤儿们被迫流落街头。在城市的民营单位的打工者中，15岁或15岁以下的孩童占了一半。许多父母因为支付不起学费或其他学校费用而无法送孩子入学，这部分人成为童工的主力。而已报名入学的学生则有大约45%的人经常旷课，他们往往是因为打工而旷课甚至辍学的。孩子们打工的时间不同，有的承担全天的或部分的工作，而有的同学则是在放学后、周末或假日里打工。他们别无选择，因为他们不去打工赚钱，家里就揭不开锅。
在小矿井工作的童工很多，有在地上作业的，更多的是在地下作业，工作环境十分恶劣。在街头流浪的孩子中有的被短期雇用做洗车、摆摊叫卖或餐厅服务等工作。童工中最悲惨的是沦为童妓的少女。在城市童妓的人数还不断攀升，大量少女从农村地区被招募而来，沦为娼妓。还有不少女童被迫从事家庭仆役，在与自己的亲友完全隔绝的情况下，他们承担着巨大的压力，从事超时的工作，经常受到虐待甚至是性虐待。
全国医疗条件长期得不到改善，婴儿死亡率达14.9%，人均预期寿命仅为44岁(1980和1990年分别为52和56岁)。^[14]艾滋病呈蔓延趋势，感染率为8.8%，为此坦桑尼亚每年失去大量年轻劳动力，2001年有约14万人死于艾滋病。^[15]有媒体报道，有些人认为宁肯死于艾滋病也胜过死于贫穷;而一些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则宣称自己更乐意传播疾病，“让大家一道去死”^[16]。可见，贫穷和艾滋病都会导致某种社会恶果和心理病态——不平、绝望、对社会的报复。各种社会问题的存在和恶化既危害社会安定，也为反对党煽动和加剧不满情绪提供了口实。
不容否认的是，社会发展方面出现的问题显然与政治经济体制转轨密切相关。物价放开使国内消费品价格和服务价格猛涨，导致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更为重要的是，经济的私有化、市场化以及政治的多元化等，削弱了政府管理的效能和社会调控的能力，用于社会福利、医疗保健、教育等方面的政府公共支出被大幅度削减，由此引起社会福利和教育卫生条件的恶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坦桑尼亚处在一种经济有增长、社会无发展的状态。民主化之后的坦桑尼亚与尼雷尔时期形成看似奇特的比照：尼雷尔总统任职时期经济虽然没有显著增长，社会发展却颇有成效，包括清洁饮用水的提供，医疗条件的改善，中小学教育的发展，成人文盲率的降低等方面的成就，曾为许多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所称道。

[1] “IMF　and　World　Bank　Support　US$3　billion　In　Debt　Service　Relief　For　Tanzania　Under　Enhanced　HIPC　Initiative”,　http://www.imf.org/external/np/sec/pr/2001/pr0148.htm.
[2] “Tanzania:　Slow　but　Sure　Progress”,　in　African　Business,　No.287,　2003:27.
[3] “Tanzania:　Slow　but　Sure　Progress”,　in　African　Business,　　p.28.
[4]② 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293。
[5] The　Planning　Commission　of　the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The　Economic　Survey,　2001,p.127.
[6]②③ The　Planning　Commission　of　the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The　Economic　Survey,　2003,　p.112.
[7] 世界银行,《2003—2004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第228页。
[8] 世界银行:《2001—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第288页;与其他年份的比较参照《世界发展报告》相关各期。
[9] 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有关各期数据绘制。
[10] 见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相关各期。
[11] 此组数字和下文图表的数字均出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相关各期。
[12]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Tanzania,　Household　Budget　Survey　2001/02,　Dar　es　Salaam,　2003,　p.17.
[13] H.　Rwegoshora,“Child　Labour　in　Tanzania”,Political　Handbook　and　NGO　Calendar　2003,　Friedrich　Ebert　Stiftung,　2002,　p.127.
[14]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3,　World　Bank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235-259.
[15] UNAIDS,　Report　on　the　Global　HIV/AIDS　Epidemic　2002,　UNAIDS-Joint　United　Nations　Program　on　HIV/AIDS,　July　2002,　p.190.
[16] Goran　Hyden,　op.cit.,　p.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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