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非洲多数国家一样，坦桑尼亚还没有出现强大、成熟和负责任的反对党。除了卡夫党、全国建设与改革会议和劳动党外，其他政党都没有全面的政治纲领。这是由于选民们更看重的是各个党派推出的候选人，而不是各党推出的竞选纲领和政治经济计划。鉴于单个的政治人物比竞选纲领更容易赢得选民的注意力和选票，反对党往往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社会基础薄弱，而且偏向城市，缺少农村基础。不仅如此，由于逐权追利、经费短缺和执政党的打压与分化，反对党在竞争过程中日趋分化。

坦桑尼亚政治党派的分化组合有一个重要的特点：一些政党成立后迅速壮大，势头颇强，但往往持续时间不长。某些政党之所以在短期内获得较快发展，是因为政党里面总有一些颇有魅力和政治感召力的知名人物。而人们加入该党往往并不是因为有共同的理念，而是因为有特定人物动员的热情所致。倘若这个人物脱离该党，会导致该党的迅速衰落。为迅速发展党员、壮大宣传鼓动的声势和力量，各党的纪律很宽松，组织也相当松散，个人无需缴纳费用便能得到党员资格。在领袖人物充满激情的号召下，众多的骨干成员可以很容易脱离一个政党而加入到另一个政党，他们可以欢呼雀跃着将原先的党证扔进篝火中，欣喜若狂地领取新政党的成员证书。全国建设与改革会议领导人姆雷马(Augustine　Mrema)及其追随者的情况便是如此。当姆雷马发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为全国建设与改革会议的其他领导人所阻碍时，便转向了坦桑尼亚劳动党(TLP)，一大批支持者也随他加入劳动党。原全国建设与改革会议的影响迅速缩小。姆雷马未脱党时，姆雷马作为该党总统候选人角逐1995年大选，获得27.8%的选票，该党获得16个议席;姆雷马脱党后的全国建设与改革会议，在2000年未能推出候选人进行总统选举，仅获得1个议席。而原劳动党默默无闻，在1995年的选举中一无所获，姆雷马加入后，该党在2000年大选中获得7.8%的总统选举票(姆雷马为该党候选人)和5个议席。

反对党力量的削弱还与经费不足有关。在1995年的选举中，政府向各政党拨出等额的资金，以用于竞选。大选之后，政府宣布大幅度减少官方提供的各党经费，并将不再以这种形式提供资助。政府的解释是，以往的资助方法造成浪费，尤其是某些政党的领导人将资金挪做他用。实际上，的确存在着政党资金管理不善的问题，甚至引起反对党内讧，以至一些反对党的领导人说，这些津贴引起的问题比它们解决的问题要多。革命党政府指出，各政党应该有足够的能力自食其力，而不是依赖于公共部门的资助。政府宣布，自1995年大选后，官方提供给各党的经费不再以等额方式分配，改为按照各党在议会中的比例分配。因为革命党议员占据83%的席位，因此获利最大，进一步扩大了对于反对党的优势地位。而反对党只分得政党资助的很少份额。对反对党而言，这些津贴是他们的主要经费来源。一些反对党的官员抱怨说，这些津贴并不足以支撑它们开展活动。那些在议会中没有席位的政党则得不到任何津贴而日益边缘化，而新政党则因缺乏资金而难以建立和发展起来。

长期以来，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实力存在明显的不对称。在一党制时期，革命党因其执政地位而独占大量资源。尼亚拉里委员会曾经建议革命党放弃一些包括体育馆在内的不动产等豪华设施，使其降低到与一般运动场一致的水平，但这个建议没有得到回应。^[1]革命党候选人在组织、场地、交通设备和其他器材提供上，都拥有来自本党的强大的支持。相比之下，反对党掌握的资源非常有限。国际社会除了荷兰外，坦桑尼亚的其他捐助国都不向各政党提供资助。经费拮据成为制约反对党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凭借雄厚的财政资源，革命党在竞选运动中可以倾销自己的竞选宣言和其他材料。而资金窘迫的反对党则必须精打细算，2000年大选时，卡夫党只能拿出有限的资金印制宣传材料，为节省经费，竞选纲领只印了1 500册。^[2]

执政党还实行了进一步加剧不平衡的新的措施。1999年颁布的新法令规定，即将离职的议员可领取一笔金额为2 400万先令的津贴，无论他是否竞选连任都予以支付。这样，所有任期届满的国会议员都得到了这笔钱。在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教师每年薪俸不过1百万先令的国家，这是一笔不菲的数目，并且支付的时间正值新一届国会议员竞选运动开始之时。^③这笔钱保证了离任议员竞选连任的十分优裕的经济基础。而反对党由于占据的议席只占不到20%，在新一届国民议会选举时自然处于下风。

反对党在农村的基础十分薄弱。在乡村，民众普遍对反对党成员怀有歧视和偏见。当村里发生犯罪活动时，反对党成员往往是第一个被怀疑的对象，而税务人员往往首先要他们缴税。一位反对党领导人认为，这是民众不了解了多党民主的意义造成的，一旦他们提高了政治参与意识，情势会大为改观。他认为，“如果我们要加强和巩固民主，就必须到基层去”。然而，缺乏足够的财力支持使得反对党深入广大农村地区的计划难以实施。^[3]总之，财力上无法同执政党匹敌，影响了反对党力量的壮大，使之无法形成对执政党有力的监督、竞争和制约。

除了经费不足之外，反对党力量的弱小与执政党的打压有关。原有的一党制立法并没有取消或作出适应多党民主制要求的修正。目前仍然有很多法律约束反对党，在行政程序上和媒体上也对反对党多有掣肘。按照规定，所有的游行示威、所有的文化团体的组建和演出，都需要行政部门的特别许可，而政府对游行示威批准的比例很小。

全国选举委员会的组成方式一直是反对党诟病的话题。总统任命全国选举委员会的主席，并可以随时将其罢免。历经两次大选，选举委员会的成员都没有同情反对党的人选。对此人们当然会提出疑问，这些人肯定会倾向执政党，肯定会尽一切努力，最大限度地使那些任命他们的人保持权力。^[4]

各个政党之歧异不在于政策，而在于分享权力的机会。因此，政治人物在政权内部得到的好处，远远大于在政权之外的反对党阵营中。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更多的反对党人士乐于投奔革命党。1995年大选结束之后，总的来说，人们对反对派运动和反对党的兴趣大大下降。转党现象更为普遍，反对党骨干纷纷抛弃他们原先参与创立的政党，加入其他政党，为数不少的政治人物转入执政党阵营。2000年5月，拉姆瓦伊博士(Lamwai)背弃全国建设与改革会议而加入革命党，他是当时仅有的几个仍留在反对党中的著名人士之一。同他一样，在2000年大选前，一些有较好政治能力但没有权力的反对派领导人加入了革命党。自然而然地，他们在原来政党中的追随者也跟随他们来到新党，尤其是执政党革命党。由此，执政党通过各种手段，吸引了更多的反对党的政治精英加入了自己的阵营，同时分化了反对派阵营。

如此一来，经过12年的分化组合，坦桑尼亚形成了这样的政党格局——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执政党，和一些支离破碎的、对执政党不构成威胁或潜在威胁的小党。目前，14个登记在册的反对党中有5个在议会中有代表议席，另有两个新的政党在注册过程中。只有卡夫党和劳动党两个反对党拟定了较为完备的政策纲领和行动规划，其他十余个反对党均不成气候。执政党不存在真正有威胁、具有实质意义的反对党。坦桑尼亚有的学者指出，坦桑尼亚正在“向一个事实上的一党制国家的倒退”^[5]。

[1] URT.The　Presidential　Commission　on　Single　Party　or　Multiparty　System　in　Tanzania,　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s　of　the　Commission　on　the　Democratic　System　in　Tanzania,　Dar　es　Salaam: Dar　es　Salaam　University　Press,　1992.
[2]③ Jonas　Ewald.Electionalism　or　Democracy?　The　interface　between　economic　reforms　and　democratisation　in　Tanzania, Oslo,　Norway:　Peace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Centre　for　Africa　Studies,　2002, p.14.
[3] Evelyne　van　Herfkens, Supporting　Political　Parties:　Well　Worth　the　Risk,　Dar　es　Salaam,2001.
[4] Abubakar　Salim, Illegal　Practices　during　the　Election　Processes　in　the　Light　of　the　Elections　Act,　Dar　es　Salaam,　1985, p.58.
[5] M.　Mmuya,　“Milestones　in　the　Democratisation　Process　in　Tanzania”, in　Political　Handbook　and　NGO　Calendar　2002,　Friedrich　Ebert　Stiftung,　2002, p.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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