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遏制腐败、整饬社会风气，执政党似乎下了很大决心，也采取了不少措施，但收效甚微。坦桑尼亚各界通过改行民主制遏制腐败的期望落空了。在1995年的选举中，腐败曾是一个中心话题，最大的反对党全国建设与改革会议在其主席姆雷马的率领下，以抨击政府腐败和承诺严惩腐败为旗帜，一举夺得27.8%的总统选票和6.9%的议席。而执政党也抓反腐败的旗帜以改善形象。人们似乎看到了通过民主化的方式控制腐败、重新回到独立初期那种弊绝风清局面的希望。然而，在2000年大选中，人们对反腐败问题已没有太大的兴趣了，人们既对执政党反腐败不抱希望，也不相信反对党能有效地处理腐败问题，因为全国建设与改革会议作为大陆最重要的反对党没有解决自己的廉洁问题，该党资金管理不善，姆雷马被指控私自挪用经费牟利。为什么人们会对民主化失望呢?为什么坦桑尼亚没有能够在民主化之后控制腐败呢?

民主在控制腐败问题上的作用有限　多党民主制带来的竞争，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善政府管理、遏制腐败。一方面，反对党必然会把实行良政和加强反腐败作为竞选纲领以争取人心，并对执政党的腐败行为进行抨击，起到了某种监督作用;另一方面，执政党为赢得选举继续执政，也需要在改进治理、反对腐败问题上有所承诺以改善形象，争取民心。但总的来说，在遏制腐败问题上，民主政治的资源是很有限的。民主在遏制腐败问题上的积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被民主制造的腐败抵消了。

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内容——普选是催生腐败的制度源泉之一。普选制造政客、选民和捐助者之间的金钱交易机制。一方面，为了接触和说服尽量多的选民，取悦选民，政客需要钱。一些有钱缺权的人愿意资助政客当选。另一方面，当选的政客既需要以公权回报投票支持他的选民，也需要兑现选举前的许诺，向利益集团送上具体的好处，以公权回报捐助者的“投资”^[1]。

坦桑尼亚的选举过程受到腐败行为的严重侵蚀，候选人公开用各种礼品取悦、贿赂选民是非常普遍的事情。为吸引选民，竞选班子在举行集会时往往免费赠予选民肯加(khanga，坦桑尼亚服饰)、T恤衫、食物和饮料等礼物，这显然是一种贿赂方式。更有政客赤裸裸地使用现钞收买人心。在2000年7月底至8月初革命党遴选议员候选人的初期选举中，多次出现参选人手提成袋的钞票贿选的情况。在有些地方为了分配这些钱，工作人员和选民间发生争吵和哄抢。在初期选举结束的时候，姆卡帕总统宣布三个选区的结果无效，因为富有的商人用钱影响了这些选区的选民投票。姆卡帕声言，“我们不能接受革命党被一小撮人收买”^[2]。这并不足以取信于民。尽管革命党取消了这三个选区的选举结果，但仍然存在更多的腐败行为，以及那些不够资格的候选人以后又被邀请去为新的候选人负责竞选宣传。竞选议员的候选人使用贿赂手段当选后，其廉正性受到质疑，他们当选议员后能否公平地代表人民大众的利益是备受质疑、大打折扣的。

尽管有姆卡帕的声明以及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的大力宣传——他们要求民众拒绝贿赂或者接受钱，“凭良心投票”，大众还是希望候选人给他们钱和礼物，然后才去参加竞选集会或者参与投票。在一些贫困的地区，由于经济条件的日益恶化，“人们不知道牛肉和啤酒的滋味已经有好几个月了”，因此这时的宴请就格外有诱惑力。选民被请到餐厅大快朵颐、酒足饭饱之后，这些人就会盲目地投宴请者的票，无论他的品行和能力如何。^[3]

有的学者在考察了1995年竞选活动后指出，坦桑尼亚此前的历史上从未有使用如此多的钱物和如此不现实的允诺用来贿赂选民的。^[4]达累斯萨拉姆大学的一位学生对布恩达(Bunda)、泰麦克(Temeke)等九个选区进行调查后指出，腐败、舞弊行为在这些选区十分普遍，包括双重提名、胁迫、请客取悦选民，以及使用种族歧视手段。^[5]1995年的大选之后，各地法院先后接到134项选举方面的诉状，指控选举中的腐败和其他违法问题。^[6]

坦桑尼亚法治的薄弱造成腐败肆虐　由于缺乏有效的法制体系和法治手段，坦桑尼亚在限制官员掌握的公共权力方面成效不大。在市场经济时代，分权制衡是控制腐败最根本、最有效的手段。而缺少分权制衡的政体必然使反腐败的法规形同虚设。上文已指出，坦桑尼亚的政治体制缺乏分权制衡机制，司法和行政执法系统受到执政党的控制和影响。这极大地妨碍了反腐败措施的贯彻。在人治为特征的政体——无论是一党威权制，还是缺乏法治的民主制中，任何反腐败机构都不可能成为独立机构。在坦桑尼亚，预防腐败局的工作总是受到那些有权有势者的严重影响。“预防腐败局的工作人员经常抱怨高层官员干预他们的调查取证工作，并在一些非正式场合怀疑这些官员打击腐败的承诺。”^[7]

另一方面，由于司法和执法部门缺乏独立性，其公正性是令人怀疑的。人们普遍认为，把一件案子送到法院去，能得到公平审理的可能性非常小，因为在警察、律师、原告、证人、法官以及审判官这一链条上贿赂横行，足以摧毁整个诉讼过程。反腐败斗争本身往往要依赖那些参与腐败活动的政府官员。这在1999年的一次事件中体现得非常明显，那时举行了一次民意调查以确定在政府各部门中有哪些人存在腐败行为，然后将调查结果呈送给负责反腐败的官员和各部门的负责人。在恩扎加(Nzega)县，政府秘书强迫群众在本该是匿名回答的调查问卷上署上自己的名字。被调查的群众填写了调查问卷，但大多数回答是不真实的。他们感觉到该秘书是想知道究竟是谁检举他有腐败行为，然后伺机进行报复。此后再进行类似调查的时候，出于厌恶和害怕其中有诈，群众拒绝参与。凡此种种，对反腐败斗争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那就是在缺乏法治的环境下，反腐败机构本身的廉洁性是难以得到保障的。

缺乏法治导致缺少严惩腐败官员的步骤　由于缺少法治，坦桑尼亚虽然制定了若干反腐败措施，但执行不力，形成了一个支持、纵容官员滥用职权的社会环境。姆卡帕政府抓了一些大的案件并进行处罚以儆效尤，但总的来说，政府对腐败官员采取的措施不够严厉。政府在反腐败运动中经常面临的一个批评是，反腐败只是抓到了一些下层官员和失去权势的人作为“替罪羊”而已。^[8]尽管演说中、报刊文章里、社论中以及会议上都在强调反腐败的必要性，事实表明，“高层官员的行为非常清楚地表明：那些总抓住腐败问题不放的以及力图让官员向民众负责的人将自食其果。在坦桑尼亚，没有任何措施保护那些检举揭发腐败或对腐败分子采取合法行动的人”^[9]。政府官员们处理腐败案件的方式令民众沮丧和失望。很多进行腐败活动的人都是有权势的人，那些揭发腐败行为的人比那些从事腐败活动的人更可能遭受惩罚。

1992年政治转型之后，坦桑尼亚建立的是一个有民主、缺法治的政体，是以人治为主的政体。缺乏法治的民主政治在控制腐败问题上的能力是有限的，它的积极作用很大程度上被它带来的消极作用冲淡或抵消了。以分权制衡、司法独立和严格执法为特征的法治是控制腐败最关键的手段。尽管实行了多党民主化，坦桑尼亚仍然是人治多于法治的社会。没有法治，反腐败的成效必然是有限的。因此，贪污腐化并没有随着一党权威制的摒弃而一同消逝;腐败蔓延、弊风不绝与民主政体并存局面的出现是不足为怪的。

[1] 潘维:《法治与“民主迷信”》,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第71、75-76页。
[2] Herry　Lyimo,　“Engineers　take　up　Mkapa's　challenge　on　graft”,　in　Sunday　Observer,　August　13,　2000.
[3] Abubakar　Salim,　Illegal　Practices　during　the　Election　Processes　in　the　Light　of　the　Elections　Act,　Dar　es　Salaam,　1985,p.52.
[4] ESAURP　Elections　Monitoring　Team,　Evaluation　Report　of　the　1995　General　Elections　in　Tanzania,　TEMA　Publishers　Company　Ltd.,　1996,p.19.
[5] Abubakar　Salim,　op.　cit,p.56.
[6] Ibid.,　p.55.
[7] Bruce　Heilman　and　Dr.　Laurean　Ndumbaro,　“Corruption,　Politics,　and　Societal　Values　in　Tanzania:　An　Evaluation　of　the　Mkapa　Administration's　Anti-corruption　Efforts”,　in　Af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7,　No.1,　2002,　p.14.
[8] Bruce　Heilman　and　Dr.　Laurean　Ndumbaro,　op.　cit.,　p.15.
[9] Bruce　Heilman　and　Dr.　Laurean　Ndumbaro,　op.　cit.,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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