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孙津川的努力下，南京党团组织得到了初步整顿和加强。
 这期间国内革命形势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八七会议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在全国各地展开，打开了武装斗争的新局面，实现了斗争形式的转变。但在国民党新军阀和英、美、日、法帝国主义的绞杀下，不久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均告失败。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没有认识到革命形势已经转入低潮，而是错误地估计新军阀混战的形势，认为新军阀混战是革命高潮兴起的起点。于是，不顾主客观条件，盲目地要求一些地区举行武装起义。从而，党内的“左”倾盲动情绪逐步滋长起来。
 孙津川来南京前夕的1927年10月下旬，爆发了国民党新军阀李宗仁与唐生智之间的宁汉战争。11月1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在上海通过了《中央通告第十五号——关于全国军阀混战局面和党的暴动政策》。通告认为，在军阀混战的局面下，广东、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山东及北方的工人和农民群众“仍然急遽的革命化”，“客观上有一触即发，起来推翻一切豪绅军阀政权的趋势”。通告提出，党现时的政策就是发动工农武装暴动，推翻一切军阀统治，建立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通告认为，只有各地努力发动群众，方能汇合成全国总暴动的局面。
 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决议案一方面号召一切革命力量在共产党领导下，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坚决领导农民暴动，实行农村割据，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耕种，组织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等。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据此，会议确定了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并要求农村暴动同城市暴动相结合，而以城市暴动为“中心及指导者”，以形成城乡的武装总暴动，直到造成一省或几省的革命胜利的局面。会议还规定了一系列过左的政策，如主张没收中外大资本家的企业，“工厂归工人管”，要求在农民暴动时“极端严厉绝无顾惜的杀尽豪绅反革命派”等。
 这期间，在贯彻执行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的过程中，各地相继发生了强迫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和盲目烧杀等情况，致使党在这些地区一度严重脱离群众。农村的武装起义只有少数取得一定的胜利，多数没有成功，或者根本没有发动起来。武汉、长沙、上海等大城市中少数工人和积极分子举行的罢工也很快被镇压下去。
 11月底的一天下午，在北祖师庵49号孙津川的新居，南京市委召开了第十一次常务会议。会议由吴雨铭主持，会议主题为贯彻江苏省委整顿党的组织的决议，研究如何在各级指导机关中尽量充实工农分子，“自下而上全面改造党的组织”，组织新的暴动。
 参加会议的还有与吴雨铭一道来南京恢复党的工作的罗世藩(早期参加革命，后加入“托派”，脱党)、苏爱吾、杜秀山等同志。苏爱吾原名苏幼农，又名项鼎，四川邻水人，1925年在上海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担任江苏省军委保卫工作，后被调到四川继续从事工人运动。
 吴雨铭首先向大家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并介绍了党的八七会议后的革命形势，以及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相关情况。
 孙津川接过话题说：“我来南京前就得到消息说，近来全国各地的武装起义不断，南昌、广州和湖南、湖北、湘赣边界等地都陆续发生了我们党领导的武装起义，我们要乘军阀混战之机发动各地起义，如果成功就能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一举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
 “江苏省委最近作出了党的组织问题、政治纪律问题的决议，要求我们迅速开展自下而上的整顿，在党内坚决清除意志不坚定的分子，建立强有力的南京党团组织，领导人民起来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最后斗争，迎接革命的新高潮!”吴雨铭接着又说，“积极组织城市暴动，争取武装起义!”
 杜秀山汇报了浦镇机厂和铁路党支部的情况，他说：自津川同志到厂发动以后，工人革命运动逐步得到开展。大革命失败后，有不少党员向当局申明退党，一部分党员虽然没有退党，但动摇、怕事，不大参加活动。当然还有一些坚定分子愿意继续革命，如陈兆春、吕占先、许立双等，通过夜校教育，还有一部分工友积极向党靠拢，如张学堂、袁海鸣、袁德昌等，恢复建立了机厂党小组，陈兆春为组长。所以，我认为开展组织整顿很必要。但是马上组织罢工，或者说武装起义有些困难。
 对于不能贯彻执行中央关于组织南京暴动的号召，孙津川感到十分内疚和自责，感到肩负担子的沉重。孙津川说：“为了调动党员的工作热情，发展工人运动，积极组织城市暴动，争取武装起义的总任务，我建议在进行党员重新登记的同时，适时建立健全市委的组织机构，召开党员大会。请雨铭同志及时向省委报告，使我们的各项工作得到省委的支持。”
 会议在认真分析南京党组织状况的基础上，决定当日起至12月3日为市委以下各支部的改组时间，12月4日为“改组市委日”，改组的时间服从问题的解决进度，争取有效解决党员革命斗志衰退问题，及党员干部中普遍存在的急躁情绪和右倾投降思想问题，清除党的不良分子，纯洁党的队伍，选举产生新的支部领导人。
 在江苏省档案馆卷宗中，一份发黄的档案《南京来信》^①详细介绍了这次会议的情况：
 我们在这两月来的恢复南京党的组织[过程中]，是要使领导同志[们]工作起来，使整个党行动起来，但我们实际所得的[情况]确实完全失望。……就以上种种[情况]看出南京的党，是刻板的死的党，是少数人包办的党，不是整个行动的党，南京党的同志都是光杆的，没有群众的不工作的党…… 不改组而如此下去，南京的党只有一天天堕落下去，终至于销(消)灭没有。
 信的末尾，还有若干名出席会议代表的签名。由此看来，通过缜密的调查研究，当时南京的党团组织的确存在着不少问题，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党内存在着分歧，孙津川是不满意的。从来信和日后的工作中可以看出，孙津川对恢复和发展南京党的工作非常迫切。
 市委常务工作会议后，全市各个支部按照市委的布置，迅速开展了党员登记工作。为帮助基层准确领会市委精神，孙津川还亲自来到浦口和金陵制造局，与所在地党支部共同商量开展工作。
 两浦(浦镇、浦口)地区是大革命以来中共组织的活跃地区之一，一直发展比较快。1927年初有六个支部，党员近百人，支部和党员数约占中共南京地方党组织的一半左右。四一〇遭受国民党破坏后，支部萎缩到两个，其中一个为流动的铁道队支部，一个为津浦铁路支部。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孙津川与杜秀山商量说：“不计较党员人数，将铁路支部分为三个支部如何? 浦镇机厂工运基础较好，专门成立一个支部，浦口轮渡码头成立一个支部。”
 杜秀山立刻说：“可以，浦镇机厂党员人数多，单独成立一个支部，有利于工厂工运的发动，虽然轮渡所和浦口车站与浦镇同属于铁路局，但确实联系不太方便。”
 “各支部的党员要重新审查，对表现不坚定分子，不必再征求意见，不登记就可以了。要保证登记党员的质量，宁可少一些，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
 “好，”杜秀山答道：“我再分别找几个骨干商量一下。”
 金陵机器制造局是孙津川做童工的地方。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制造局与上海兵工厂合并，改为上海兵工厂南京分厂，简称南京兵工厂。大革命时期，在中共南京地委的领导下，浦镇机厂共产党员梁文志来工厂开展工人运动，建立了制造局党支部和红色工会，经过斗争，工人的工资福利得到改善。在迎接北伐革命军的日子里，工人们还成立了工人纠察队，参加全市集会，各项工作蓬勃开展。四一〇惨案以后，国民党制造白色恐怖，工厂工人运动同样遭到镇压，许多共产党人遭到捕杀，梁文志和没有暴露的党团员相继被迫离厂。
 当孙津川通过关系找到工厂党支部书记梁文志家时，梁文志因劳累过度，正重病染身，卧床不起。他强忍着病痛撑起身子，招呼妻子给孙津川让座。
 看到梁文志虚弱的身体，一贫如洗的家境，孙津川心痛不已，从口袋里掏出仅有的两元钱塞给梁文志，转身又问同去的苏爱吾：“带钱没有?”
 苏爱吾好不容易翻出了几张纸币说：“就这么多了。”
 “好，一起给他吧。”孙津川又掏出带来的两本书籍，给梁文志在养病期间阅读，嘱他安心休养。
 见孙津川急着要走，梁文志赶紧说：“兵工厂的工作，你们可以找何正泉商量一下。大革命时钟天樾介绍他加入共青团员，曾在市总工会担任保卫工作，年轻，政治热情高，姚佐唐年前又发展他为新党员，也是刚从铁道队回来的。”停了一下，他又说，“他家与孙家的老宅子紧邻，也在兵工厂南面的南宝塔根一带。”
 梁文志提到的铁道队，即前文所说的北伐时期由中共党团组织建立的武装组织，名义上直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实际上受南京地委领导。1927年8月，由于该队队长王润生叛变，不少党团员被敌人捕杀，梁文志、何正泉伺机逃回南京，分别改名为唐艮海、滕炳炎，又进了兵工厂。
 孙津川找到何正泉，简单扼要地向何正泉介绍了市委工作会议的精神，他说：“为了开展工作，市委打算将南京划分为东、南、西、北、中五个区，由城南区兼管兵工厂的工作。因梁文志生病，建议由你担任城南区的临时党支部书记，抓紧进行党员登记，不知道你有困难没有?”
 何正泉愉快地接受了孙津川的意见，说：“感谢组织上的信任，我一定按照市委的要求开展工作。”^①
 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工作，12月4日，天刚擦黑，分布在全市各系统的地下党员在交通员的引导下陆续赶到浦口南门镇不远的鸽子山下(今属浦口区顶山街道)的一处山洼里。经市委常务会议商定，南京市党的代表大会将在这里召开。^②
 在这次党代会前，吴雨铭与孙津川一起，根据江苏省委的要求，克服当前困难，发扬党内民主，认真制定了会议程序和主题，并报省委批准。
 会议代表25人。经民主议定，孙津川为临时会议主席，主持会议。^①
 孙津川宣布了会议的议题，正式开会后，全体代表们自动起立，脱帽，为缅怀在四一二事件和大革命中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死难烈士静默五分钟。
 静谧中，孙津川带头轻声唱起《国际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浑厚、低沉但充满力量的歌声在旷野中激荡，像一股热流冲击着与会者的心灵，使大家增添了力量和信心。
 会议代表围绕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关于《中国现状与共产党任务决议案》和江苏省委的决议展开热烈的讨论。有人当场对此提出异议，认为现在革命力量太弱，立即暴动是做不到的。有人认为，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加强组织建设，广泛发动和动员群众，提高人们对革命的认识。有人说，国民党像一潭污泥浊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要鼓足勇气搞暴动，才有夺取政权才有幸福可能。还有人激动地说，暴动可能会有失败，可能会有牺牲，但只有这样才能动摇国民党统治的基础，才有可能推翻反动政权。有人说，只要一些城市或一些地区胜利，就是革命的胜利，表示完全赞成中央的决议。
 由于多数代表存在着对国民党白色恐怖的极端仇恨，产生“左”倾急躁情绪，所以，会议还是决定：“完全接受中央的决议。”
 会议还选举产生了吴雨铭、史砚芬、王澄、何正泉、杜秀山、陈凤彩、路大奎、杨明清、罗世藩、丁发武、苏爱吾(苏幼农)、王崇典、孙津川、周长福、周长植、李鸿彦、宋震寰(宋日昌)等17人市委委员。其中工人8人，农民1人，知识分子8人。吴雨铭为南京市委书记，组织委员罗世藩，职工委员孙津川，农民委员宋震寰，军委委员苏爱吾。^①
 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此前南京党组织的负责人均为上级党委委派或指派。这样，按照党的章程和有关规定，由民主选举产生代表、于1927年12月4日召开的代表会被定为南京首届党代会。^②
 1928年3月，吴雨铭调任省委任巡视员，经省委批准，孙津川任南京市委书记。^③ 根据省委关于“艰难困苦的集聚无产阶级的力量”，“发展工农日常斗争”的策略，南京市委领导广大党员和群众骨干，紧紧抓住与人民群众紧密相关的生产生活问题，开展经济斗争，受到极大摧残的南京工农群众运动，开始复苏。^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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