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津川回到上海之时，整个上海仍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街头行人匆匆，不时见到当局的密探和租界巡捕拦住所谓的可疑人盘问。

为鼓舞吴淞机厂党支部党团员和进步工人的斗争勇气，树立革命必定成功的信心，孙津川分别秘密召集党支部成员和进步工人，传达了铁总“四大”的精神，畅谈在武汉的所见所闻，鼓励大家积极准备，迎接更大的斗争，争取北伐战争的胜利。

两次武装起义失败后，军阀当局加紧了对工人的镇压，吴淞工人友谊会被迫迁到赵家宅孙津川的家中秘密开展活动。

从汉口归沪后不久的一天下午，周恩来在交通员的陪同下慕名来到赵家宅2号孙津川的家，受到孙津川全家人的热情接待。^①

周恩来是1926年12月从广州调到上海参与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的领导和党的组织工作的，由于工作繁忙，周恩来与孙津川一直没有机会会面。周恩来非常重视铁路工人在起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中共中央的一次会议上，周恩来郑重提出要“注重铁路罢工问题”，得到中央委员会其他成员的充分肯定。赵世炎还特意向周恩来介绍了孙津川在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及筹备罢工中的特殊表现和发挥的作用。佘立亚、汪寿华等也向周恩来介绍了孙津川的诸多事迹。

在孙津川的家中，两人亲切地交谈。

“彭干臣在离开上海时给我的信中就介绍了你，我们应该说是早已认识了。”周恩来说，“我还知道，在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时，你率领吴淞机厂十多名共产党员和工人分别在沪宁路镇江站西和淞沪支线同时破路成功，使沪宁铁路交通断绝三天，你是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中的大功臣啊!”

孙津川对周恩来也仰慕已久。他知道周恩来不仅是出洋留学的党的领导人之一，而且曾担任过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对军事理论十分精通。孙津川汇报了吴淞机厂和两路工运的历史和现状，时年29岁的周恩来一边仔细地听着，一边对不清楚的事情插话询问，同时对铁路工运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不时提出意见。

周恩来对孙津川的鼓励和对铁路工人的信任，使孙津川感到十分振奋，他毫无保留地向周恩来倾诉了自己对上海工人前二次起义的想法，共同分析上海工人起义失败的原因。交谈中，二人都认为，反动势力虽然临近崩溃，但背后有强大的政权、军队支持，这是必须面对的客观事实，武装起义依靠处于动摇中的不太可靠的力量，没有注意发挥作为基本力量的工人阶级，是失败的重要原因，参加起义的工人没有经过必要的训练，指挥不力，也是原因之一。

“为夺取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我们必须组织若干支工人纠察队，开展军事训练，你再说说想法。”周恩来说。

迎着周恩来期待的目光，孙津川的热情在心中燃烧，他接着说：“可以通过各产业工会组织，借鉴开办工人夜校的方法，把人们集中起来，进行学习和训练。铁路支部可以组织起三五百人，甚至更多一点是不成问题的，但问题是，军事训练的教员不太好找。”

周恩来当即表示：“军事训练的教员也不是问题，可以从北伐军中抽调。”

孙津川对形势的判断清晰，对革命事业执着，对党组织忠诚，特别是说起话来条理清楚，不紧不慢，既流露出铁路工人特有的果敢、热情，又有几分知识分子的睿智。第一次见面，孙津川就给周恩来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周恩来博学、谦谨、耐心、可亲的作风，也使孙津川感到又遇到一位可以信赖、可以交心的领导。

从周恩来与孙津川第一次见面，他们就很自然地成为彼此信任的挚友。在以后的交往中，周恩来与孙津川家人进一步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和密切的联系。周恩来和上海区委的领导时常来到赵家宅召开会议、部署工作，有时时间晚了来不及回市里，周恩来就寄宿在赵家宅。

徐梅坤在1985年撰文说：那段时间，周恩来常到孙津川家开会和部署工作，“孙津川家在上海郊区江湾徐家宅(应为赵家宅)，离江湾火车站不远，那里是我们党当时设立的一个据点，非常隐蔽。在起义前几天，江浙区委还召开了活动分子会议，布置和讨论关于起义的具体计划……”^①

每当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汪寿华等领导来到张华浜，孙津川总是安排周长福和弟弟参与保卫工作，有时也请住在附近的蔡景海等工友参与。妻子杨晨华、弟媳王惜芳也经常主动到门前或巷口观察情况，把风放哨，从来没有发生意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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