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下午，孙津川又来到金陵兵工厂，参加城南区党支部在老君庙召开的座谈会。
金陵机器制造局改为上海兵工厂南京分厂不久，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的亲信张群为兵工厂厂长，陈钦为南京分厂厂长。陈钦是镇压工人运动的老手，到任后立即解散了工厂红色工会，组织起黄色职工自治会，并玩弄阴谋诡计诱捕了原工会负责人。当局在制造白色恐怖、捕杀共产党人的同时，增加苛捐杂税，克扣工人工资，工人的工作条件没有任何改善。工人群众逐渐认清了蒋介石反革命真面目，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人民的救星。
当时，工人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祸国殃民孙传芳，横行霸道张宗昌，
革命叛贼蒋介石，唯一救星共产党。
在南京市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何正泉被选为市委委员，分工负责南京城南区的工作。在市委领导下，城南区党支部的工作重点放在兵工厂，动员工厂的党团员振作精神积极开展工作，团结群众，为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待遇，与黄色工会开展斗争，在斗争中逐步发现和培养工人骨干，审慎地发展地下党员。孙津川也抽出时间，经常走进兵工厂的工人和家属中调查研究，帮助何正泉开展工作，鼓励工人团结起来与压迫阶级作斗争。
金陵制造局大门(2016年摄)
座谈会在老君庙年久失修的大殿中按时举行，参加会议的工人们早早赶到现场。针对到场的不少陌生的面孔和新党员，孙津川说：“工人为什么受苦，主要是我们没有团结起来，只要我们团结起来，什么力量也抵挡不住。大革命时，我们浦镇机厂、和记洋行的工人团结起来与当局作斗争，争取了工资增长，福利改善。兵工厂在张宗昌当政时，由于工人依靠工会，团结斗争，也争取了工人的一些福利，像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他从口袋里拿出了两个字模，左手拿一个“工”字，右手拿一个“人”字，再把两个字放在上下，拼成一个“天”字，他说：“这说明什么?只要工人们团结起来，力量就比天大，什么事都能干好! 什么困难也不怕，谁敢反对我们，我们就有力量消灭谁!”
① 孙津川生动的举例和朴素的语言，调动了现场的气氛，鼓舞了与会者的热情。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说得对，早就应该这么办!”
这时，一位抄着双袖、靠在香案旁的工人瓮声瓮气地说：“道理归道理，不能当饭吃，我们已有三个月没有发薪水了，还是说说怎么办吧!”
他的话立即引起大家的共鸣。有的说，这笔钱被用于购买了厂长的小汽车，有的说被用于采购物资了，还有人说上海总厂根本没有发下来。
“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不吃就饿得慌。”一位工友说，“我们的斗争，就从反对厂方挪用工资、要求补发欠薪的斗争开始。”
“闲话少说，还是成立一个为工人说话的工会吧!”
何正泉、鲁纪亮等同志立刻表示赞成。
在大家的强烈要求下，就在这次座谈会上，兵工厂赤色工会秘密酝酿成立了，成员以在座的地下党员为主。
孙津川代表南京市委表示祝贺，鼓励工友们进一步团结起来，继续进行合理合法的斗争，争取为工人群众谋取更大利益!
赤色工会的建立使兵工厂的工人们又有了主心骨。
根据工人们的要求，经过酝酿，党支部很快形成要求厂方补发欠薪并组织和领导一次斗争的决议。
孙津川十分重视兵工厂赤色工会领导的第一次斗争。为保证这次斗争的成功，他亲自参加了研究和部署。他说：“工会刚成立，为了调动会员的积极性，这次斗争只能成功，不准失败! 由于工会的力量还不足，工人大罢工的条件还不具备，但只要目标明确、具体，取得斗争胜利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金陵兵工厂厂房
“斗争的目标就是足额补发前三个月的欠薪，容易得到工人们的响应!”何正泉斩钉截铁地补充说。
“工人拿不到薪水，没有饭吃，当局悖理，他没有理由不答应!”
“选两名会说话的积极分子领头，组织二三百名工人跟着。”
“行，就这么定下来!”
第二天，数百名工人在乔盛亮、鲁纪亮等人带领下，来到工厂办公室门前向当局提交了补发欠薪的呈文。黄色工会的头头匆匆赶到现场，在工人们的呼喊声中，不得不和工人代表站在一道与当局交涉。
在愤怒的工人面前，兵工厂厂长陈钦不得不派财务总监出面安抚，当面承诺尽快足额发放欠薪。
由于讲究斗争策略，这次补发欠薪的斗争最后取得胜利，春节前工人们都领到了补发欠薪。
这以后，城南区党支部按照市委的要求，动员党员和工运骨干积极搜集兵工厂制造、运输的情报，积极参与全市性的红色宣传，贴标语、撒传单，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为联络青年，党支部还在厂里组织了一支足球队，吸引了一批进步青年和足球爱好者参加。每到踢球休息时，党员骨干就有意识地宣传团结斗争的道理，利用多种形式教育工人。随着兵工厂的工人运动不断发展，支部党员的队伍不断扩大，除梁文志、乔盛亮、鲁纪亮等人外，新增加的党员有何正仁、萱传宝、陈德有、戴长福、夏长林等人。
在孙津川的关心支持下，和记洋行和浦镇机厂于1928年初也分别建立了秘密的赤色工会并成立了党支部。
和记洋行位于下关宝塔桥，是外商在下关开埠开办的第一家外国工厂，是当时南京乃至全国最大、最现代化的食品加工厂，也是南京工人阶级反帝反封建的前沿。
五卅惨案发生时，在中共党员宛希俨、曹壮父等人领导下，和记洋行成立了罢工委员会和各界救济罢工委员会。罢工委员会在和记洋行厂门口贴出布告，宣布全厂总罢工。全厂5000多工人编成十个大队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在南京学界沪案后援委员会学生自行车队的引导和护卫下，愤怒的工人队伍首先来到萨家湾英国领事馆，高呼“打倒帝国主义!”“为死难同胞报仇!”的口号。罢工委员会公开向厂方提出组织工会、废除包工制、合理发放工资、职工劳保福利保障等13条要求，作为谈判复工的条件。英商不但不接受工人的谈判条件，还用武力相威胁，并让停泊在和记洋行码头的英军舰上的水兵进驻工厂，威吓工人。工人罢工后，和记洋行码头、货栈的货物在烈日的暴晒下，腐烂变质，臭气弥散。冷库里上万吨的肉蛋由于无人发电开始化冻变质。栏内的鸡、鸭、猪也因无人喂养，死伤无数。7月中旬，在南京警备总司令部、南京商会、下关商会的调停下，和记洋行被迫接受了大部分复工要求，并由和记洋行正式签章发文，罢工斗争坚持了42天并取得了胜利。但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和记洋行的党团组织也遭到破坏，工人运动处于停滞状态。
和记洋行(20世纪初摄)
经过组织整理，和记工厂党支部当时有党员7人，市委指定邓定海为书记。
邓定海，湖北黄陂人，从小随父母流落南京，11岁就进和记洋行当童工，1922年因仗义怒斥英国监工侮辱工友被开除，后在上海日商同兴纱厂做工，在五卅反帝斗争的高潮中加入共产党。1928年春，因领导工人组织“杀狗队”，打死了封建把头，党组织将他从上海调来南京。根据市委的指示，和记党支部通过组织“兄弟会”“姊妹团”赤色工会，领导工人开展了一场反对黄色工会强收会费的斗争，联络和团结了一批积极分子，使工人运动得以开展，获得抵制黄色工会的胜利，又发展了徐云禄、宋如海、周汉卿等一批党员。
① 为促进工人运动健康发展，防止敌人的破坏，在浦镇机厂、和记洋行、城南党支部重建后，孙津川多次前往各个支部，告诫市委委员和支部负责人，在工作中要注意团结教育工人群众，利用秘密成立的赤色工会，揭露黄色工会破坏工人团结、出卖工人利益、充当资产阶级御用工具的卑鄙行为，领导广大工人努力开展以经济斗争为主的斗争，不断壮大革命力量。
南京工人运动由恢复组织转入发动斗争时期，在黄包车夫、码头、电话、轮船、人力车夫、店员、泥瓦匠、手工业者等工人集中的地方，以经济斗争为主的革命运动迅速发展起来。
在机厂党支部的领导下，1928年2月浦镇工厂再次举行工人罢工。
在此之前，工厂曾两次与厂方交涉补发欠资及加薪，都被厂方搪塞过去。为保证这次要求补发欠资及加薪的斗争获得胜利，机厂党支部反复研究，商定有理有节的斗争策略。罢工开始前，工人推派12名代表持联名公函，再次提出补发欠资及加薪的要求。
20世纪初的浦镇机厂厂房
黄色工会头头闻讯赶到现场，威胁罢工工人说：“你们不要闹。再闹，部队就要来抓人了!”
群众理直气壮地回答说：“军阀时代照例加薪，现在挂了青天白日旗，要求还欠、要求加薪不犯法!”
那位自称代表工人利益的黄色工会头头只好说：“你们有什么要求，我可以代为转告。”
在动员起来的工人群众面前，当局被迫答应一周内将给予答复。
这天晚上，孙津川又来到机厂工人夜校，召集工厂党支部成员共同分析形势，研究斗争策略。支部会上，听到陈兆春、许立双等人的汇报，孙津川连声说：“好、好，群众动员起来了，事情就不会按当局的意愿发展了!”
会上，孙津川将南京兵工厂争取厂方足额补发了欠薪并取得请愿斗争胜利的消息向大家作了报告。他说：“为了争取早日使工人领到欠薪，必须再给斗争加上一把火!”
为借助舆论的监督作用，揭露厂方延宕阴谋，在孙津川建议下，由年龄较大、生活困难的支部成员陈兆春出面，召集工人大会，成立工厂加薪委员会，并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接待记者、发放宣传品、函请社会各界同情声援等方式扩大宣传，加强谈判力量。防止黄色工会工贼的破坏，加薪委员会将与厂方交涉的每一点进展都随时告诉工友们，以争取群众的支持，争取沪宁路铁路工人的支援。
由于工人有理有利地坚持斗争，迫使厂方答应部分条件，斗争取得预定的胜利。
① 机厂工人运动得以进一步发展。党支部以“西披”(C.P.)、“西外”(C.Y.)作为同志之间的接头暗号，经常在浦镇三元庵、点将台等地进行地下活动。“钓鱼”也是党支部集会的行动暗号，他们经常以钓鱼作掩护，在乡间水塘边、僻静河岸旁交换厂里斗争情况，讨论斗争策略，接受党支部交给的任务。
② 孙津川也经常来到机厂工人夜校，亲自给工人们上课，传播革命知识。有时，市委联系的学生党员和进步青年也到校给工人们上课。党支部乘势积极开展工作，先后发展了张学堂、袁德昌等人入党。
短短的几个月内，孙津川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深入细致的工作，使南京党组织的恢复工作有了重大进展，先后在全市恢复和建立了19个党支部和38个党小组。其中，两浦地区先后建立了津浦铁路、码头、九步洲、葛塘集、毛圩等5个支部，下关地区有沪宁铁路、和记、车夫等3个支部，城中区有中大、自由职业者、中央报社、京报社、东方中学、南京中学、夫子庙、汉西门、军校、宪兵司令部等10个支部。团支部7个，其中工人支部3个、农民支部2个、知识分子支部2个。
在孙津川的领导下，市委委员周长福与龙头房工友王德保、严阿寿、杨天寿等人建立了兄弟般的友谊，经过考察，不久都加入党的组织。后来又陆续发展了陆祥生、王德坤等。市委将他们与从上海转来的工人党员编成一个小组，周长福当组长。由于他们都在铁路系统工作，在火车站和沪宁线上有诸多关系，江苏省委机关当时还在上海，党小组承担了转送上海、南京间党的机密信件的传递工作，实际上成为江苏省委与南京的重要联系渠道。
① 江苏省委和上级党组织带来的信函、物品先放在周长福家里，然后由周长福或杨阿会递送给孙津川。为了动员市民的反抗精神，开展革命宣传，根据孙津川的指示，周长福买来一架油印机，在他的住处悄悄油印起传单，然后分发给党小组成员。这些地下党员利用铁路工人进出车站的方便，经常在车站和客货车上秘密散发和张贴传单。党的声音在广大旅客中传阅，增加了人民群众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信心。
不久，在下关铁路党小组的基础上又秘密成立了两路工会京(宁)沪铁路工人分会，领导铁路工人开展了向当局“要饭钱和皮鞋钱”的经济斗争。
以1928年2月24日《江苏省委华字通告第一号》档案反映的情况来看，受到极大摧残的南京工农群众运动，从此开始复苏。中共南京市委给江苏省委的报告上，对以上情况也作了分析，认为只要党的策略正确，革命是有希望的。中共江苏省委巡视员何孟雄在1928年春视察南京后也给予南京市委的工作以极高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