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北伐军的胜利进军，上海守军军心动摇，工人和民众革命情绪高涨，组织发动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被提上了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的重要议事日程。
根据特委会的布置，为抓住北伐军北进的有利时机，特别军委进一步抓紧了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各项准备工作。
一天下午，布置铁路工人罢工会议在辣斐坊特别军委召开。
孙津川向周恩来汇报说，工人罢工后部分工人生活有困难，如何救济是个问题，彭干臣灵机一动说：“不然，我去向大律师李次山求助如何?”
周恩来当即表态：“这个主意很好，可以试试。”又说，“津川同志对上海地理比较熟悉，你们可以一道去。”
上海工人武装第三次起义示意图
遵照周恩来指示，彭干臣和孙津川一起赶到同情和支持革命的上海市民公会文书、大律师李次山的住处，争取武装起义的经费。
① 李时蕊，字次山，1887年出生于安徽六安州英山县(今属湖北)的一个农民家庭。考中秀才后，他放弃科举之路到安庆求新学，从安徽法政学堂毕业后参加了辛亥革命。在担任省议会议员时，结识了安徽都督柏文蔚和都督府秘书长陈独秀，共同反袁。在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及《公民》等杂志上发表过《青年之生死关头》以及政治与司法制度变革方面的文章。1919年春，在友人的赞助下，李次山在上海法租界牛庄路律师事务所挂出联合通讯社的牌子，以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姿态活跃在新闻界，并成为平民的代言人。目睹一些工人因无钱治病弄得家破人亡的悲惨景象，他还邀约几名商界人士和失意政客，发起创办了一个疾病保险公司，为工人谋福利。
当李次山得知彭干臣是安徽英山县人，而且是当年经他资助考进黄埔军校后，高兴地连声说：“他乡遇故音，可喜可贺呀。”
“李先生同情革命，行侠仗义，早有耳闻，晚辈久仰! 幸会，幸会!”
后来黄埔第一至四期中有80多位安徽英山籍学生。缘何有这么多英山籍青年报考黄埔军校，这与英山籍傅慧初和李次山二人有关。据史料记载，傅慧初为辛亥革命元老，广州黄埔军校创建时，他以上海学界知名人士身份负责招生，而时任上海律师公会会长的李次山与傅是至交，愿意出资资助英山籍青年南下报考。英山籍黄埔生知名人物，共产党方面有傅维钰、彭干臣、姜镜堂、熊受暄;国民党方面有段朗如、段霖茂、汪逢楠、段禹孙、萧挹南、傅锡章、姜筱丹、廖威、郝照亭等，其中后来任中将的就有3人，少将11人。
坐定后，彭干臣简明扼要地把北伐军战事向李次山作了介绍，又将此行的目的作了说明。李次山倾嚢相助，说：“义军北伐，所向披靡，我等当尽微薄之力!”彭干臣和孙津川连声道谢，并写下欠条，表示胜利后立即归还。这笔巨款，不仅解决了部分罢工职工的生活困难，也有力地支持了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急需的经费。
这一天下午，特委军委再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工人罢工事宜，周恩来主持，赵世炎、罗亦农、钟汝梅等同志参加，孙津川列席。会议分析了北伐军北上的形势及上海工人运动的发展。
周恩来说：“根据中央特委的部署，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应首先发动和组织铁路工人罢工，断绝铁路运输，造成罢工和起义的声势，为夺取武装起义胜利创造有利条件。然后，再发动沪宁、沪杭甬两路铁路工人和各业总同盟大罢工。因而，能否顺利实现吴淞机厂的大罢工，成为第三次武装起义最重要的一环。如何组织发动好这次罢工，几号比较合适，请大家发表意见。”
赵世炎说：“铁路党支部工作一直走在全市各产业工人的前列，率先实行机厂全厂大罢工问题不大，但为顺利推进工作，机厂要尽快成立罢工委员会，加强对工人的引导，建议孙津川任罢工委员会委员长。”
其他几位同志发言后，孙津川说：“我坚决拥护特别军委的指示。铁路系统是6日发薪，6号恰是星期天，按以往常例要到7日才发工资。为了使工人在罢工期间有饭吃，需要争取他们领了薪水方能安排好生活。”
① “这样看来，3月5日开始罢工有点困难。”周恩来说，“能否争取厂方先发薪?”
“可以试试，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保证罢工如期进行!”孙津川站起来，坚定地说。
“有困难，全市工人将给予坚决支持!”赵世炎表示说。
“好，下面我们再研究一下，铁路工人罢工和毁路的详细计划。”
根据周恩来和特别军委的命令，孙津川连夜组织党支部成员，研究布置吴淞机厂大罢工计划，并成立吴淞机厂罢工委员会。会议还作了具体分工，罢工委员会由孙津川负责，蔡景海协助，迅速展开了机厂罢工宣传和其他活动。
为迫使厂方提前发薪，孙津川带领工友们首先找到厂方交涉。英国厂长不在办公室，孙津川直接找到主管发薪的财务室，对戴着金丝眼镜的主管，开门见山地说：“现在物价上涨严重，国民军和孙传芳在打仗，不知哪天打过来，工人们都在等米下锅，请厂方提前一天发放薪水!”戴着眼镜的主管嗫嚅着说：“这要请示厂长!”
“马上打电话，我们在这等待答复，不然我们从现在起就不上班了!”孙津川斩钉截铁地说。
财务主管无奈地拿起电话，请示厂长。大约过了半小时，在工友们的配合下，厂方最后同意了提前一天发薪的要求。
从机厂出来，孙津川对蔡景海说：“不行! 还要与工头们打个招呼，免得他们到时捣乱!”
“对，需要警告一下!”
说干就干，他们立即通知全厂十多个工头到工具车间开会。
“北伐军已迫近上海，全厂工人准备举行罢工迎接北伐军，你们拿了工资，星期天就不要来上工了。”见一名工头有点不屑一顾地打着哈哈，孙津川从腰间拔出手枪，指着那位挑事的工头说：“革命就要胜利，谁要是追随军阀，再做他们的走狗，谁就没有好下场!”
工头们面面相觑，都说：“不上班，不上班!”
为了便于罢工后工人的组织和联络，孙津川又与支部委员一起到法租界八仙桥租了几幢空闲的楼房，作为吴淞机厂罢工工人在上海的住宿地，也作为工人罢工后的集合报到地点。又在距上海总工会机关仅几十米远的西门路仁德里租下了两层楼的房间，作为铁路党支部和罢工委员会的秘密办公机关。
① 
上海工人联合大罢工
在党支部领导下，一切准备工作紧张而又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在孙津川的发动和罢工委员的组织下，3月5日下午工人们领了工资就纷纷离厂，开始罢工。吴淞机厂工人的大罢工，揭开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序幕。
当天晚上9点，在特委会议上，赵世炎汇报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时，高度赞扬了吴淞机厂的铁路工人坚决执行命令，顺利实现了全厂总罢工，他说：“铁路工作，吴淞罢工情形很好。”
机厂工人的罢工行动得到上海市总工会热情关怀和支援，全市各产业总工会纷纷写信勉励，有的还送来了募捐来的钱和物。
3月6日一早，住在偏远农村的机厂工人就各自收拾东西，集体来到八仙桥八仙坊。
上午，周恩来和赵世炎赶到八仙坊罢工工人居住地，向大家介绍北伐军动态和上海革命形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武装起义的计划部署，动员铁路工人发扬“二七”的革命精神，坚持罢工，不达目的誓不收兵。
为安排好起义工人家庭生活，机厂罢工委员会多次在西门路仁德里召开会议，讨论如何救助困难工友，研究罢工策略，参加罢工的工人每天都可以领取四角钱的生活费。
由于沪宁、沪杭甬铁路各单位的工会组织尚处于秘密状态，没有统一组织，为巩固和扩大战果，进一步发动和组织两路铁路工人同盟罢工，从吴淞机厂率先罢工后，孙津川就与蔡景海、周长福、姜加声等工人骨干，分头前往北站、南站龙头房(火车头维修保养车间)等处发放罢工传单，进行宣传鼓动。
与此同时，军阀当局也派出军警，加强了对铁路单位特别是龙头房的戒备。南站龙头房是孙津川经常活动的地方，他冒充龙头房工人机智地混进龙头房，随手捡起一件工具，假作检修机车工人，围着机车敲敲打打。几名龙头房的工人骨干见到孙津川到来，很快围拢过来。
就在机车旁边，他们召开了一个小型罢工动员会。
听说北伐军已兵临上海，吴淞机厂已率先行动，龙头房工人立即表示串联其他工人，坚决响应。
上海龙头房瘫痪了，火车站成为只进不出的死站……
沪杭路工人为声援沪宁路工人的斗争，也陆续开始罢工。
为充分发挥工会在罢工斗争中的作用，沪宁铁路罢工委员会在吴淞机厂罢工委员会的基础上酝酿成立。
3月12日，铁路支部在西门里召开了有600余人参加的上海铁路工人代表大会。会上，通过决议，正式成立沪宁铁路总工会，并推选出孙津川、蔡景海等16名执行委员，孙津川为委员长。同时，通电呈报全国铁路总工会予以备案和支持。
① 沪宁铁路总工会成立的当天，即召开会议，研究分析铁路工人罢工的发展。会议决定，将原机厂罢工委员会置于沪宁铁路总工会的领导之下，充实罢工委员会领导成员，以加强罢工委员会的领导。同时决定以沪宁铁路总工会的名义，向沪宁线全体工人发出号召，动员沪宁线全体工人参加总罢工。
3月14日，沪宁铁路总工会正式发出《沪宁同盟罢工通知》，并派出代表分赴常州、南京等地区，传达总工会的决定。同时，派员与沪杭线铁路工人取得联系，联络沪杭铁路工人同盟罢工。
在沪宁铁路总工会的串联、发动下，罢工浪潮很快延及沪宁、沪杭全线，至3月13日，沪宁线参加罢工的人数已达1600人。
3月15日清晨，上海南站的全体机务工人开始罢工，部分职员也在工人的推动下参加了罢工斗争。下午6时，上海南北两站司机及司炉亦相继罢工，全路数十台机车，因没有人驾驶，不得不停在龙头房或车站里。当天，港务处工人也开始罢工，两路运输出现一片混乱局面。
两路当局如热锅上的蚂蚁，一再下令各车站、车间限期复工，并许诺：“在紧急服务时期，有致身死或永久废疾者，除照现有一切定章给以应得各款外，加给薪金五年，作为恤金。”利诱工人复工。局方见工人们仍不予理睬，设法拼凑了百余名白俄工人至吴淞机厂工作，并派兵四处搜寻司机，企图挽回局面。
这时，机厂闭门，车票停售，火车停驶，两路运输陷入瘫痪，呈现出混乱的局面。
3月17日，上海《申报》在上海工潮的连续报道中说：
沪宁、沪杭两路上海机务各司机及伙夫等，约200余名，自相
继罢工后，该路行车状况顿觉悲观，直至今晚12时即各兵车上司机人亦均离职，惟旋又被寻获，当用兵士数名看管。沪宁淞沪客车减开，昨日沪宁路上下行各客车，因司机等人临时发生罢工，加以机车缺乏，故开驶上下共6次。淞沪客车昨因司机伙夫罢工并龙头缺乏，故将淞沪宁客车暂停行驶一天。
① 3月19日，北伐军进逼松江，剑指上海。下午两点半，中共上海区委召开部委、各产总联席会议，罗亦农下达了武装起义“预备动员令”，并决定将“沪宁铁路罢工委员会”改组为“沪宁、沪杭甬两路罢工委员会”。
还是在西门里，沪宁、沪杭甬两路罢工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召开会议，推选了17名执行委员，孙津川任罢工委员会总指挥，沈干城为副总指挥。沪宁、沪杭甬两路工人在武装起义中统一步调，共同行动。
② 两路罢工委员会成立当晚，在孙津川主持下，执行委员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分析工人罢工的形势和斗争策略。为将铁路大罢工推向高潮，动员两路工人团结一致，为推翻反动军阀的黑暗统治而斗争，会议通过了两路工人总同盟罢工的宣言。宣言成文后，孙津川又逐字认真修改、润色。这份具有历史意义的宣言，在3月22日上海《申报》显要位置全文刊发。宣言指出：
我国政治的黑暗，军阀的蛮横，任何人皆受过他们间接、直接的摧残，辗转沟渠的白骨，铁蹄下的牺牲，无枪阶级的我们，劳动阶级的我们，任他们横行了多时，终不泯灭我们热血沸腾，青天白日(旗)开始飞扬的时候，我们的同情心，就跃跃的想望，徒为生活的困难及经济的压迫，不得不在铁蹄下讨生活。近来的革命战线，日近一日，我们想望的心也日趋一日，清明政治的希冀，压迫痛苦的解放，我们不得不采取最后的武器罢工，一面促进军阀早日底灭亡，一面祈祷清明政府早日地统一成立，我们虽然是加入战线的最后者，但我们的苦心孤诣，终于今日而得到达，我们潜藏于胸中的志愿，永远随在诸同志之后，我们历来所受军阀及资本家联合的压迫，很深刻的受着种种痛苦，不说工资及工作时间的钳制，即如那军阀的暴虐行为，恣意凶殴着我们。且最近又在吕城车站无辜的斩了我们同志中的二人，我们是忍无不(可)忍了，今日起加入革命同志的联合战线上了。罢工的宗旨我们略述在上面，也就可知我们罢工的终止期了。就是待军阀灭亡之后，而我们所想望的清明政府属下的军队到达我们铁路时，我们便立即恢复工作，为执行罢工任务，并组织工会起见，我们已于昨日选出委员，组织罢工委员会负责进行，今后本会的一切，悉由该委员会指挥……
① 接着，两路罢工委员会又发出通告，要求两路工人听从罢工委员会的命令，严守纪律，将罢工坚持到底。
3月21日，沪宁、沪杭甬两线，上海南站、北站机务段司机、司炉、电务、工务、港务各部门和修车工人实现了同盟总罢工。
上海地区的铁路工人一直聚集在八仙桥八仙坊的大楼里，除了听报告，他们还抓紧进行起义前的军事训练。参加武装起义的工人纠察队，按九人一小队，三四个小队为一中队，在队长带领下，练习拼刺、射击、投掷手榴弹。由于枪支不够，多数人手上没有真正的武器，他们便找来长短不一的铁棍、钢筋，有的做成标枪，有的做成长矛，有的以木棍代替枪支，还用木头做了许多“手榴弹”，时刻准备用这些“土武器”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
一天下午，突然有纠察队员进门报告说：“周总指挥来了!”
孙津川走出门来，看到周恩来站在练习瞄准的纠察队员面前说：“枪要握稳，扣栓要慢。这没有什么难的，关键是握枪要稳。”他从一名纠察队员手中接过一支步枪，指着准星又说：“凹槽、准星、目标三点成一线。”
见围拢过来的纠察队员越来越多，周恩来以通俗的语言又说：“我们工人阶级创造了世界，创造了历史，没有我们工人的创造，就没有火车，没有机器、厂房，火车、汽车、轮船就没有人修，没有人开，但在军阀反动派的统治下，我们工人却一无所有，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受尽剥削和压迫。我们要乘北伐革命之机，团结起来，推翻旧社会，夺回我们创造的一切!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什么困难也难不倒我们，我们不仅要推翻不合理的制度，而且要夺回我们创造的一切!”
结合北伐军在湖南、湖北的进攻态势和国内的革命形势，周恩来告诉大家不要被敌人嚣张的气焰所吓倒。他说：“吴淞机厂是一个有光荣传统的工厂，我们要发扬京汉铁路工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不怕威胁、不怕杀头，只要我们坚持斗争，胜利就一定属于我们!”
孙津川握起拳头，带头高呼：“工人兄弟团结起来，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是啊，胜利一定属于我们!”赵世炎对孙津川说，“要取得起义的胜利，我们还要有一个整体观念，为要保证全市起义的成功，可能要从你们这里抽点骨干支援兄弟工厂呀。”
“没有问题，需要多少，我们派出多少。要保证全市起义的成功!”孙津川说。
周恩来、赵世炎充满激情的讲话，有力地振奋和鼓舞了在场工人们的革命热情。
为了把上海各产业工人更加有力地组织起来，在武装起义中统一指挥和行动，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决定，把全市工人按产业划分为22个总部，铁路为第九产业总部，孙津川为负责人。起义正式发动时，铁路工人纠察队除一小部分参与吴淞起义外，大部分主力被分配到上海铁路南站和北站的南市区、闸北区，参加全市工人武装起义，发挥了铁路工人特有的作用。这样，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大致就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