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南京不久，孙津川和周长福的居住处发生了变化。

周长福有固定工作，每天早出晚归，而孙津川没有固定工作，却经常有人来找。来找他的人，有时还与孙津川全家挤在一起住，又一起吃饭，不免引起与国民党政府有千丝万缕关系的房东和邻居的怀疑。

一次房东老太太在催收房租时，见周长福家又是人来人往，随即不停地问这问那。周长福连忙解释说，来的人都是穷亲戚，过一天就走。

由于孙津川在上海时担任过沪宁、沪杭甬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在武汉又参与过全国铁总，接待过江苏、浙江、安徽、上海三省一市受国民党右派迫害而流亡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熟悉他的人也比较多。当时，仪凤门是下关进城的要道口，车水马龙，那些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在外面没有饭吃，也在吃饭时赶到孙津川的住处来蹭碗饭。

孙津川知道，个人的安危事小，据点出了事，就会涉及江苏乃至全党。经过大革命锻炼和考验的孙津川决定迅速挑选一个新据点。在与周长福商量后，二人都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建一处住房，一来可以避开周围熟悉的人，二来可以省下租金，并能长期使用。

“仪凤门外、狮子山后面邻近水塘有一块空地，我们去看看如何?”周长福说。

“好。”孙津川答道。放下饭碗，他们一同来到下关狮子山下的空地。这里，距周长福原居处不远，离南京车站龙头房较近，翻过狮子山就到。当即，他们决定在这里建一处临时居处。

那时房屋的建造不像今天这样复杂，用几根毛竹和稻草搭起来，能遮风避雨，能住人即可。但毛竹、稻草、木材等材料是必须用钱才能买来的。当时党的活动费用十分困难，为了建造这个简易的房子，孙津川只好与妻子杨晨华商量，把她心爱的结婚金戒指送到下关的一家当铺，典当了一笔钱，凑合着买来毛竹和木材。但这还是不足以建房使用，后来周长福找到他在龙头房一位工友合伙建房，这才盖起了两间草房。一间为周长福使用，一间那位工友使用。^①

南京北祖师庵49号孙津川居住地(20世纪80年代摄)

通过亲戚关系，孙津川也搬到北祖师庵49号的一间厢房。这里离周长福的新居不远。

北祖师庵49号，孙津川的姨父曾经住过这里。周长福的房子建好不久，正巧姨父王学海找到了一处新的住处搬走了。这是一个邻街的简易平房，进门有一个院子，左侧有一间凸出院子的厢房。孙津川居住在西南角上的一间房，面积很小，仅一二十平方米，“屋内除了一张床，一张小桌子，两张破椅子外，别无它物”。好在与他们同居一处的房东也是穷苦人家出身，来往的客人不多，倒也安全。

在这间不大的堂屋的桌上，经常摆放着一幅麻将牌，有同志到孙津川家召开重要会议时，杨晨华和杨阿会就会分别坐在门外，见到可疑人员靠近就立即发出暗号，里面听到信号，就马上装作打麻将牌。为了开展工作，他们经常是一天两顿稀饭，有时外出工作，甚至连饭也吃不上，生活非常艰苦。

每当市委领导来这里开会，作为孙津川的得力助手周长福，总是积极做好会议的警戒保卫工作，警惕地在北祖师庵附近巡视。

南京文物普查单位的有关同志曾于1983年寻访过孙津川旧居，据当年出租给孙津川的老人施文龙说：“烈士(指孙津川)确实住过我的厢房，和他的妻子女儿三人居住的。烈士之姨父王学海曾住过这里，烈士的妻弟杨天寿与我们很熟，所以来住时未写租约。烈士当时在下关龙头房当机匠，人非常好，温和沉静，那年四月我结婚，他还来打麻将的。”^①

20世纪90年代，北祖师庵49号孙津川的故居被拆。如今，北祖师庵49号已被高耸的大厦所代替，行走在北祖师庵的人们再也想不到的是，当年就在这个49号的普通平房里，曾经经常集合着一批革命志士，讨论着中国革命向何处去，如何摆脱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和奴役，工人阶级的地位如何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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