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重新笼罩上海，中共中央不少同志陆续前往武汉，周恩来仍留在上海应付非常局面，处理善后事宜。在蒋介石公布通缉革命者的黑名单上，其中第一个就是周恩来，出价8万元大洋买他的头颅。
 商务印书馆周恩来已不能再去，原军委办事处也不宜前往。吴淞机厂旁张华浜赵家宅孙津川的家成为比较安全的秘密机关。
 抗议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会的第二天，即14日晚，周恩来在徐梅坤的陪同和掩护下，来到张华浜赵家宅孙津川家隐避。这里远离市区，荒凉偏僻，房屋破旧，附近居住的大多是吴淞机器厂的工人，暂时还比较安全。^①
 此时，孙津川一家也从拉斐德路搬回了赵家宅，全家挤在一起。
 看到周恩来一身疲乏，眼睛充满血丝，孙津川连忙叫妻子快点端盆热水来给他擦把脸，关切地说：“到这就安全了，周围全是我们的工友。”
 “这里情况怎么样? 罢工的工人们情绪还稳定吧?”
 孙津川忍住悲痛的心情，连忙向周恩来简单汇报了有关情况。
 孙华氏送来了热气腾腾的饭菜，周恩来摇摇头说：“谢谢伯母，连累老人家也跟我们受苦了。”他望着孙华氏，又说，“上海工人们受到这样的迫害，遭受到这么大的牺牲，哪能吃下去呀!”
 在小木楼昏暗的煤油灯下，他们三人小声地交谈起应变的紧急措施。
 凌晨时，徐梅坤离开了赵家宅，周恩来谆谆交代说：“要设法赶紧通知中共上海区委和中央军委、上总纠察队委员会成员，做好善后工作，工人纠察队要全部转为秘密状态，告诉同志们把枪支弹药隐藏起来，可以到江浙农村去，坚持开展地下斗争。”
 在赵家宅孙津川的小阁楼上，周恩来慢慢地踱步，思考，为死难的兄弟、战友、同志痛心，思考如何整顿组织、隐蔽精干，如何撤离已暴露的人员，如何开展新的地下斗争。30年后的1957年，他在与当年共同参加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战友们，谈起四一二事变前后的教训时说：
 如果不犯这些错误，城市是否会大发展? 也不会的。因为必然是这么一个规律，因为我们革命运动是先从城市起来，集合了很多工人、学生(就是革命知识分子)，然后派到农村里去，同农民结合起来。然后做一些军事运动、军队运动，工、农、兵、知识分子结合起来，把革命高潮搞起来以后，说是能够一下子一帆风顺了，武汉就取得全国政权，共产党的领导权就确立了，这也是不大容易的。尽管我们不犯路线错误，恐怕也还要受一些挫折，因为终究全党缺乏经验，不是一个人缺乏经验。少数有深刻的思想的人，也还要有群众才行。个人离不开群众，群众的觉悟还没有那么深刻，所以免不了要犯些错误，受些挫折。俄国革命经过一九〇五年的锻炼，中国的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这个阶段完全成功也比较难。但是不犯这个错误也可能收获更大一些，保留更多一点。^①
 这一夜，周恩来几乎没有闭上眼。
 天刚亮，周恩来就吩咐孙津川立即赶到市里，尽快与没有被捕的有关同志取得联系，处理好善后工作，告诉他们党的全部工作转为秘密状态，在起义中暴露的同志要尽快转移到安全地区，要设法找到彭干臣同志，落实新的秘密机关。
 孙津川喊醒弟弟孙晴川，要他注意周围的安全。
 巷前的行人多了，周恩来急着就要出门。孙晴川说：“这就要走?不多睡一会儿?”
 “不知道还会有什么新情况，”看到孙晴川有些紧张的神色，周恩来握紧拳头说：“白色恐怖没什么可怕的，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斗争!”
 孙华氏自告奋勇地说：“我来送送吧。”
 为防止国民党新军阀的搜捕，她翻找出一套铁路工人服装让周恩来换下已沾满血迹、汗水的旧西装。两个人如同一家人一样互相搀扶着，边说边讲地离开了张华浜。
 穿过几个弄堂来到接头地点后，周恩来告别了孙华氏，又投入紧张、急迫的工作。
 徐梅坤在《九旬忆旧》中说：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周恩来转移到江湾孙津川家的阁楼上面。不久，聂荣臻、陈延年由武汉赶到上海，传达中央指示‘隐蔽力量，准备再干’。这一天，我也来到江湾徐家宅，与周恩来见了面，他对江浙一带地下武装斗争作了指示后，指示孙津川外出联系地下交通线……”^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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