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主编 时间：2022年11月30日 阅读：288 评论：0

世事艰难，温饱无着。
 上门探望或来串门的亲戚朋友都对孙多儒说，津川是块读书的好料子，如果继续深造肯定会有大出息。但是，家徒四壁，几个孩子嗷嗷待哺，一家五口连饭都糊不上嘴的现状，哪有钱让他到城里上学呀。
 在武汉时，孙多儒就听同事们讲，南京是一个大都会，经济比武汉繁荣，还有一家与汉阳兵工厂类似的金陵制造局，他的一技之长兴许还能派上用场。更重要的是，到南京可以让津川开开眼界，年轻人闯荡一番，兴许还能有所作为，闯条生路。
 听父亲说要到南京去，孙津川马上兴奋地说：“好，就到南京去，天无绝人之路。”
 在欲昆学堂，他就多次听老师背诵过“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的诗句，他知道，南京是六朝古都，繁华都会，同时又是一个文薮之地。夫子庙的江南贡院，曾是江苏、安徽两省学子科举乡试的地方，可以容纳成千上万名学子同时考试。他早就想到南京这个大都会走一走、看一看了。
 1909年秋，孙津川撕碎了藏在怀中许久的寿县中学录取通知书，随着父母一起，踏上去南京的谋生之路。那年，他才14岁。
 寿县不通火车，马车也是有钱人才能搭乘的。父亲担着简单的铺盖，母亲背着妹妹孙方素，孙津川和11岁的弟弟孙晴川跟着大人，在正阳关登船抵达六安县城。到了六安，还有近两百公里的旱路，船不通了，只好步行。硬是靠两条腿，好不容易走到安庆码头，终于搭上江轮，一路顺水而下。
 历经千辛万苦，一家人终于到达南京。按照事先了解的信息，父亲孙多儒带着全家在当年很荒凉的中华门外金陵洋炮局南面的南宝塔根落下脚。
 “宝塔根，怎么没有宝塔呀?”好学的孙津川满是疑问。
 到后来，他才知道，原先此地有一个大报恩寺，不过太平天国时已毁于战火，只空留一个地名。
 大报恩寺曾是南京的象征，清代早期曾经是金陵48景之一。大报恩寺被毁后，遗下宝塔山、宝塔根、北山门及扫帚巷、正学路、黄泥塘等一批老街老巷。东边是著名的金陵洋炮局，往西是繁华的西街，西沿河，义仓巷，大、小思古巷。往北是长干桥、中华门城堡、钓鱼台、门东直到夫子庙。
 在宝塔根小巷居住的人，除了本地的老城南人之外，大多是经商、打工的外地客。弯弯曲曲的黄土路，在破败的砖瓦老房子和低矮连绵的草屋棚房的包围中慢慢地延伸开去。虽然卫生环境很差，但条条小路通向四面八方。不知从何时起，这里成为一个米油批发中心，经营者大多是来自安徽、河南的小商小贩，大量的过期霉变的大米面粉经过加工，源源不断地流向街头巷尾的早点摊、小饭店。
 “就在这里吧!”孙多儒指着一块稍许高一点的坡地说。
 在父亲的吩咐下，孙津川和弟弟连忙四处找寻来一些旧砖、烂瓦，树枝、稻草。好在在乡下苦惯了，一家人忙碌了好几天，终于搭起了个简易草房住下来。
 草房东边就是他们在寿县时梦寐以求、为它奔波而来的金陵洋炮局。
 随着一声汽笛，工人收工了，熙熙攘攘的人群涌出金陵洋炮局的大栅门。孙津川和父亲跟着人群，边走边打听如何进厂做工。
 孙多儒在汉口干过机械维修，懂一些钳工技艺，很快被一名工头看中，招进工厂去当起了油漆工。由于漆工付出的体力较轻，技艺在外人看来较为简单，因而在当时工薪水平本来就低的情况下，收入就显得更低了，很难维持全家五口人的生活。
 这时，一名好心的老乡告诉他，南门左侧工厂正在招收学徒工。讲起来是学徒工，实质上是工厂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而招收的童工。
 金陵洋炮局，官称金陵机器制造局，又称金陵制造局，工人的报酬以铜钱、银圆等按周或按旬发放。制造局薪金层级很多，撇开总管、总账、总工等管理层不说，仅工人来说，就分为若干等级。工匠首先分中国的工匠和洋匠两类，洋匠大部分是资本主义国家或在华外商工厂中的无产者，“洋匠则有合用年限，不论工作有无，仍须照给薪资”，雇佣他们时都订立正式契约，收入在工匠中最高。其次是从各地招募来的具有一定技术的中国工匠，中国工匠再分为普通工匠与散匠。普通工匠与散匠亦就是今天的普通工人和临时工人。工人的劳动环境和条件极差，根本谈不上什么劳动保护，生产也极不安全，爆炸事故时有发生，工人们敢怒不敢言。金陵制造局每两周歇息一天，如遇到任务多时则不许休息。与上海的江南制造局相比，金陵制造局工人每日劳动要11小时或12小时，而江南局工人每日劳动9小时，日工资也较江南制造局最低日薪的0.344元低0.111元，仅为0.233元。据《捷报》1881年11月15日报道，在金陵制造局的七八百名工人中，其中有些人薪资每月三元，有的二元，有的一元，一些做学徒的幼童，每月只得几角钱。虽然这点工资连基本生活费都很难维持，但在当时与租地的农民相比，收入还算稳定些。
 

 

金陵制造局生产的大炮

 当时的招工大多是通过各种中间人即把头或工头进行的。
 招工现场，包工头被众多衣不蔽体的人群包围。
 “不要挤，一个个来!”包工头举着登记表大声喊。
 因为有些文化知识，在测试时，孙津川也很快被包工头看上，开始了金陵机器制造局的徒工生涯。不久，他12岁的弟弟孙晴川也被招入工厂。
 每天望着高大的厂房，冒着浓烟的烟囱，隆隆作响的机器，踩着钟声进厂，拎着饭盒下班，路上摸摸快要出厂的大炮，瞧瞧飞旋的机器，开始的时候孙津川感到十分新鲜，甚至有些得意。虽然工资很低，但比在家乡强多了。父亲没完没了地清洗、油漆大炮，弟弟则与他一道干些零活杂活。按照工头的命令，他们不厌其烦地将工件搬来搬去，给一件件铸好的工件打毛疵，做标记。
 都是年轻人，正在长身体的节骨眼上，从事的都是重体力劳动，不到中午就开始饿了。每到吃饭时，孙津川总是把自己的饭留下一点，留给弟弟饿的时候吃。自己饿的时候，不是吃一口咸菜，就是来到井口，打出井水灌个饱。
 早上顶着星星去上班，夜晚踩着月光，精疲力竭地回家。从此，孙津川开始不自觉地接受现代工业化的熏染。他时常驻足在机器旁，吃惊地瞧着一个个由多如牛毛的零件组成的机器，飞旋的机器像切豆腐一样将坚硬的铜铁上钻上细孔，切断变光。在机器上，每个工件，每个轴承，每颗螺栓，每条油管，哪怕是毫不起眼的螺钉都有着特殊的作用，不允许有半点偏差，半点瑕疵，其精巧的整体性、组织性、不可或缺性，在孙津川的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工厂工人大都来自苏北、安徽、河南省的农村，都是失去土地、一无所有的苦难的破产农民，其中包括大批妇女和儿童。为保证生产正常运行，厂方制订了一条条苛刻政策，放纵监工对工人横行霸道。对工人的轻微过失，工头和监工动辄罚款和施加体罚。
 为改善劳动强度大、待遇低的处境，工人们被迫以各种形式进行反抗和斗争。除了经常性的怠工外，到了忍无可忍时，也举行过集体罢工。
 听老工人讲，清光绪二十一年二月间，因不堪忍受深重的压迫和剥削，制造局工人举行了一次酝酿已久的罢工。罢工的工人们横了心，在当天下午就有人停止了工作，七八百名工人把总办的洋楼包围起来，与总办郭道直展开了面对面的说理斗争。据1895年3月28日上海《申报》记载：“金陵制造局工匠向例二月十四日午后停工，以便十五日敬祀太上老君，盖俗传是日为老君诞辰也。今岁军务旁午，总办郭月楼方伯拟令十四日晚仍作夜工……不料是日竟有人在局前鼓噪……”
 郭道直一边虚以应酬，一边暗地调来军队镇压，用洋枪和大刀驱散罢工群众，罢工工人稍有反抗，即惨遭毒打。领头罢工的两名工人被清军逮捕，当即被重打100军棍，并带上头号枷锁关进了监狱。
 这场罢工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但在南京和江苏的近代兵工史上留下了斗争的一笔。在许多老工人的口中，仍然传颂着他们的斗争故事。
 徜徉在走过1000多年岁月的大报恩寺遗址，望着眼前一堆堆废墟、瓦砾，一块块残破断裂的石碑、石龟，废旧的古井和破旧不堪的房子，孙津川时常思索着世道不公平的原因，与小伙伴们咒骂万恶的社会，可恶的工头和监工。
 在生活的重压下，津川渐渐养成了不多言语、善于思考的性格。
 与他年龄相仿的有钱人家的孩子，为什么能打扮得衣冠楚楚，油头粉面? 他们明明身体健康，能跑能跳，为何还要坐着时髦的包车去上学念书? 同样是人，为什么有的生活在天堂，有的却像生活在地狱?
 当然，那时的孙津川，是无法解释和认识这个问题的。但是，作为文薮之地的南京的旧书报摊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他的求知愿望。他用省下的一个个铜板和快要揉烂的纸币，买来各种能找到的旧书和报刊，细细阅读，苦苦思索，试图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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