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卅惨案后全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各地工会纷纷建立。可是，在孙津川做工的吴淞机厂，工人们却不敢提及建立工会的事。原来，当时吴淞机厂资产归英国人所有，而英方厂长毛尔维不仅极力反对组织工会，还利用工头加强对工人的控制，动辄要开除过去参加工人运动的工人，恫吓工人，疏远进步工人，使吴淞机厂政治空气十分沉闷。
 针对这一情况，彭干臣、王警东、孙津川与蔡景海等积极分子，在赵家宅夜校商量起对策。
 彭干臣说：“能否绕开机厂当局，另辟捷径?”
 “对! 这两天，我也在想当局既然不让成立机厂工会，我们就想办法成立一个铁路工会!”孙津川说。
 “好主意，就想办法成立沪宁铁路工会。”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就在孙津川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当月，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他和蔡景海等人联名向沪宁、沪杭甬两路局提出申请，要求成立沪宁铁路工会。
 由于有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前后引发全国铁路大罢工的先例，上海铁路当局找出种种借口不同意成立工会。孙津川、蔡景海等人多次前往铁路局交涉，据理力争，最后铁路局局长勉强同意成立工人自治组织，但不准称工会，只能称作铁路工人协进会，并要求成立的协进会必须要有工头代表参加。
 在征得党组织和其他几位工友意见后，为取得工人组织的合法地位，孙津川不得不妥协，同意几名工头加入协进会，并由一名工头担任了协进会会长。按照孙津川和他的同事们的想法，既然成立了工友的组织，就可以利用这个组织，开展工会活动，为广大职工争取权益。
 经过努力，1925年9月5日，沪宁铁路工人协进会成立大会在吴淞机厂举行，全厂700多名工人参加了大会。共产党员孙津川被选为协进会委员，机厂木工工头韩则佩被选为协进会会长。赤色工会代表和厂方代表出席了成立大会。会上，沪宁铁路工人协进会发表宣言称：
 ……我们是工人，只有工会能代表我们之一切，只有工会能为我们工人谋利益和保障我们，这个工人协进会的意思，就是要协同工人一致和奋勇前进，本着互助之精神，取一致之行动，交换知识共谋幸福。我们是铁路工人，应该与其他工友联合起来，尤应拥护全国铁路总工会!^①
 彭干臣代表赤色工会在会上进行了演讲，号召沪宁铁路工人团结起来，为争取自身的权利而奋斗。上海市商务、电车等八大赤色工会的代表莅临大会。
 工人协进会成立后，虽然也为工人办了一些福利，但在工头的把持下，孙津川等进步工人的话语权渐被剥夺。在反动势力的支持下，工头逐步掌握了协进会大权，活动的开展往往听命于路局，唯当局旨意而行事，背离了“工会是保护工人切身利益和为工人的利益奋斗的组织”的宗旨，遭到工人群众的抵制和反抗。
 事实证明，有资方雇主参加的工会，是不可能领导工人运动的。
 遵照中共上海区委和铁路总工会组织指示，为了把协进会中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孙津川决定以协进会中的积极分子作为骨干，在工人夜校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工人俱乐部”，以逐步取代协进会。
 10月，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工人俱乐部的成立，得到铁路总工会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很快发展到四五十人。在铁路总工会的指导下，工人俱乐部代表工人的利益，一方面与协进会斗争，一方面领导工人反对厂方和工头的压迫，很快取得工人的信任，大部分活动积极分子参加了该组织。^①
 吴淞地区偏离市中心，地方虽不大，但敌探很多，政治环境也十分险恶。为了便于组织和发动工人群众，避免当局的干扰和破坏，工人俱乐部以灰色面貌出现，也与铁路工人协进会有联系。因而，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王荷波和其他领导在巡视两路工运工作时，首先都要到吴淞机厂，了解工运的发展，指导俱乐部和工人夜校的工作。有时晚上来不及回上海，就住宿在孙津川家里。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和刘少奇也经常亲临夜校，给予指导。
 工人夜校影响逐步扩大，学员人数不久就增加到100多人，原有的校舍不够用。为尽可能地吸引工友们参加活动，孙津川在工友们的帮助下，又找到了吴淞镇木行街一幢闲置的二层小楼。工人夜校每天晚上上两节课，除学习文化知识外，主要是进行阶级教育。教员们一方面传播文化知识，一方面结合五卅运动的教训，告诉学员们要想争取自己的权利，争取自由解放，就要建立自己的组织。通过学习教育，工友们逐步弄清了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把头就像是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懂得了他们是不会自动停止对工人的压迫和剥削的，为了摆脱工人们被奴役的地位，必须勇敢地团结起来与他们作斗争。彭干臣、王警东等教员还用一根筷子容易折断，一把筷子折不断作比喻，形象地说明团结起来就有力量的道理。
 参加工人俱乐部活动的工友们通过俱乐部的活动，逐步明确了自己应有的地位，搞清了什么是剥削，什么是阶级压迫，懂得了要想争取自由、获得解放就必须与反动统治阶级作勇敢的斗争，赤色工会是代表工人说话的组织，是为工人谋利益、保障工人权利的组织，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工人俱乐部的活动使一大批积极分子团结在自己周围，一大批学员的思想开始要求进步，发挥了工人骨干的作用。
 1925年10月，上海地区铁路系统第一个党支部成立，隶属中共上海执行委员会闸北部委领导，书记为王警东。铁路支部以吴淞机厂为基地，主要领导吴淞机厂和沪宁、沪杭甬两路工人运动。经彭干臣、孙津川介绍，在历次工运中立场坚定、走在工人前面的蔡景海被发展为中共党员。1926年1月，吴淞地区成立独立支部，铁路支部由闸北部委划归吴淞独立支部领导，王警东任吴淞独立支部书记，孙津川任铁路支部书记。铁路支部的成立使当时占上海工人阶级相当比例的铁路工人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组织，其名称几经变化，先后称沪工支部、沪宁铁路支部、交通科支部、铁路党支部。^①
 铁路支部成立不久，经考察和教育，不久又秘密发展了机厂工人常广海、孟锦福、姜加声等为中共党员。
 1925年是孙津川比较开心的一年。这一年，他不仅结识了彭干臣和王警东，加入党组织，恢复了吴淞工人夜校，创立了工人俱乐部，建立了铁路支部，还重新组织了家庭。
 孙津川与张阿妹感情很深，虽然婚后只有两年光景，但夫妻恩爱，相濡以沫。开始时他也不愿续娶，但是由于工作繁忙，社会活动也多，母亲孙华氏年龄渐大，幼小的毛毛体弱多病，亟须照料，在工友们的反复劝说下，便同意再婚。后来，他听说他要续娶的是一个工头家的女孩杨晨华，担心她阶级觉悟低，影响工作，又犹豫起来。
 其实，杨晨华也是穷苦人家出身，因生活所迫，从小就寄养在稍许富裕的亲戚家中帮助带孩子、做家务，还炒得一手好菜。且年龄与孙津川相仿，身材匀称，皮肤微黑，口齿伶俐，模样可人。在征求支部其他成员的意见时，大家都表示赞成，孙津川便答应下来。
 结婚当日，他的许多工友都到场祝贺，现场气氛十分热闹。
 虽是再婚，弟弟和他的几个朋友按照母亲的吩咐，未经孙津川允诺就在赵家宅小院置办了五六桌酒席。
 毛毛也穿着漂亮的新衣服，跟前跟后地跑来跑去。
 新婚之夜，孙津川望着躺在身边的杨晨华，抓着她的手轻声地说：“嫁给我，可得兑现我们的约法三章哟。”
 杨晨华知道津川最不放心的是怕她对孩子不好，她发誓说：“你知道我是很喜欢孩子的，毛毛这么小就没有了亲妈，我怎么能不对她好一些呢!”
 孙津川说：“不止这一点，还要多学点文化，支持革命!”
 “是!”杨晨华嗔笑着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们娘俩就和你一道干革命吧。”
 1925年底，为推动国共合作，发展革命力量，上海区委积极协助国民党在上海各地区发展基层党的组织，相继建立了国民党各区的分部。原在吴淞机厂从事工运工作的王警东受中共上海区委的委托，抽调到吴淞地区负责组建吴淞国民党第六区分部，具体负责江湾到吴淞口的群众发动工作。根据上海区委的要求，孙津川、蔡景海等同志均以中共党员的身份，集体加入了国民党第六区分部，对外公开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开展工作。^①
 11月的一天傍晚，吴淞镇木行街的工人俱乐部灯火通明。学员们有的在楼上打乒乓球，有的拉胡琴，有的人静静地看着进步书籍，还有的围坐在拉胡琴的工友旁练习新学的京戏《四郎探母》。
 孙津川、蔡景海、孟锦福等人在小声地议论着刚发生的一件大事。
 孟锦福说：“报纸上登出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的一批要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等议案。”
 “听说会议还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宣言》《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共产党人李大钊等通电》《取消政治委员案》等决议，还开除共产党人谭平山、李大钊等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职务，并取消他们的党籍。”蔡景海补充说。
 孙津川也点头说：“国民党内鱼虾混杂，右派分子是不甘心工农革命成功的，我也得到这方面的消息，这帮西山会议派，还要在上海成立什么中央党部与广州国民党中央分庭抗礼!”
 “苏俄和上级组织肯定也会得到这一消息，不知有什么新指示?”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不停。
 “校长来了。”一个工友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戴着鸭舌帽，穿着一身工装的王警东赶了进来，他说：“你们都在，正巧有事要找你们商量。”
 原来王警东也正是为国民党右派林森、居正、邹鲁、叶楚伧等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一届四中全会之事而来。他说：“上海党团组织已发表通电，声讨北京国民党右派的背叛行为，我准备代表第六区分部立即发表通电，谴责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背叛工农革命的行为。请津川、老蔡共同参谋一下。”
 “党团组织”是大革命时期特定的组织和称呼。中共三大以后，许多共产党员按照党的决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党内合作的方式推动国民革命的发展。为适应国共合作的形势，也是为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更好地发挥党的作用，1924年9月，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提出了在国民党中“合组党团”，并规定党团工作由党的地委或区委“直接指挥”。
 孙津川坚定地说：“好，通电要及时发出去，告诫右派分子，第六区分部绝不同意这个狗屁决议! 上海铁路工人是不好惹的!”
 “还有一个好消息，”王警东十分高兴地告诉大家，“为了推翻广东军阀统治，打击帝国主义势力，在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下，香港大罢工已经坚持了数月有余，20多万工人从香港回到广州，数千人的工人纠察队在海口驻防，维持秩序，严拿走狗，扣缉敌货。领导香港大罢工的就是大家认识的邓中夏。”
 邓中夏是孙津川十分佩服的工运领导人之一，孙津川一巴掌拍在桌子上说：“好! 邓中夏先生真不简单，他从上海到香港才不过半年的时间呀!”
 “是的，他现在是全国总工会的秘书长又是香港罢委会的党团书记，香港工人为迎接国民革命高潮，打击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势力，正在进一步发展群众运动，开展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王警东说。
 针对一些进步工友在得知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后，对加入国民党不理解的现象，王警东说：“要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告诉大家，目前中国正处于旧军阀即将崩溃，新军阀尚未能巩固自己的势力之时期，国民党右派只是少数派，只有联合好国民党左派，我们被压迫民众的运动才有更大的发展机会。”
 孙津川说：“中国工人阶级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不但要理论上注意自己独立的职工运动，同时要在国民革命中取得其领导地位。”
 统一思想后，王警东、孙津川等紧紧依靠群众，支持国民党左派，使国民党第六区分部的领导权掌握在左派手中，工人友谊社和铁路党组织及第六区分部逐步壮大，战斗力也日益增强。
 为迎接革命高潮的早日到来，铁路党支部在坚持开办工人夜校的同时，继续积极做好工人积极分子的党员发展。按照上海区委的指示，在发展党员时，依然先将进步工人介绍参加国民党，然后经耐心教育和培养，在其条件成熟时介绍他们加入中共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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