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孙津川的故乡寿县和旧中国的广大农村一样，民不聊生，“诉讼频兴、盗贼遍野”。

据1924年《中国青年》载：皖北寿县，以柏氏、方氏、张氏家族为首的封建官僚地主掌握全县的政、军、司法、教育及各区署的大权，对全县的劳动人民实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广大工农劳苦大众陷于被奴役被蹂躏的黑暗深渊。地主依仗权势，肆无忌惮地欺压百姓，霸占农民的田地。利用其掌握的政治和经济特权，剥削农民，私设牢房，残害乡民，鱼肉乡里，无恶不作，弄得民不聊生。农民押田当屋，卖儿鬻女，家破人亡。许多自耕农“降到佃农地位，从家庭手工业的地位，降到失业的地位了”。所以致此的原因是：一、地主的剥削;二、士绅的敲诈;三、官吏的苛暴;四、军队的勒索;五、外资的压迫。

孙津川家虽是望族，但从他祖父开始已是弱房，同样要受到柏氏、方氏劣绅及孙姓大户的欺压。父亲孙多儒，在孙津川幼年时就从家乡来到武汉，在汉阳兵工厂铜元局(专做洋元、银角子、铜板)打工，挣得微薄工资度日。母亲孙华氏在家守着几亩薄地，帮助维持家计，尽管起早摸黑地辛勤劳动，仍然不得温饱。虽然我们没有见到孙津川留下的《自传》，但我们仍能从他后来的交谈中得知当年的境况：他的家庭，从他出生的时候，已是个破产的富裕农民，可能是因为刚破产不久，那种“城楼虽破，更鼓还在”的小知识分子的体面仍然很勉强地支撑着他的精神世界。

从童年到少年，他常听先辈们讲先祖的旧闻佚事。但“时迁势移，风云激荡”，昔日旧礼教的族规、家训，已日渐不合时宜;封建的大家庭也早已分化，寿州孙氏的多数后裔，在中华民族的汪洋大海中，为生存、谋发展、求上达的方式与内容，也都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家族提倡的“戒奢靡，尚勤俭，或耕或读，务正业，以培根本”的家训，依然在激励着孙氏后人自强不息，努力掌握自立于社会的技能与知识。

孙津川3岁时，他弟弟孙晴川出生，后来又添了妹妹孙方素。孙津川是老大，他的弟妹都亲昵地称他为“大兄”。他从小就为人正直，言语不多，但很有骨气，受到全家敬重。孙津川家境虽贫困，但全家和睦相处，敬老爱幼。特别是父母的言传身教，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深刻的印记，并对他的成长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因是长子，父母对津川十分疼爱，他们经常以讲故事的形式，启发他不要学那些官僚恶霸欺侮穷人，要像先祖孙叔敖那样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他们毫不厌其烦地给他讲孙家鼐学习和取得功名的趣闻逸事，教育他除了要认真学习，更要学会做人。日子过得虽不宽裕，但母亲孙华氏对穷苦的四邻八舍，却十分慷慨，每每见到邻居无饭吃，就省下几口接济周围的邻居。为了攒下孙津川上学的学费，父亲孙多儒在外舍不得多花一文钱，省下每一个铜板。

7岁时，孙津川在父亲的陪同下入欲昆家塾学堂行了拜师礼。

欲昆家塾位于寿县双桥镇孙厂村孙家祠堂内，后因“西风东渐”，家塾开始扩招外姓子弟，移至祠堂后院墙外，现为寿县孙厂小学。

孙津川童年学习的欲昆家塾旧址(2016年摄)

欲昆家塾在当地十分有名，这不仅仅因其历史久远，老师多为落第秀才，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偏僻的教舍里曾走出了位列公卿的清代状元孙家鼐，以及10名进士、13名举人。受孙家鼐革旧鼎新教育思想影响，欲昆的老师也比较开明，经常以孙叔敖、孙家鼐等孙氏先贤为例，讲授为民解忧、经世救国的道理。课堂上鼓励学子勤于思考，相互切磋。当时，家塾与私塾一样，学童是高低程度混在一起上课。私塾教育水平视教师的水平而定，有的私塾教师程度很差，只能教《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但教到《论语》就困难了。而欲昆家塾的先生不仅是读完《四书》《五经》的秀才，而且还能教授八股文。

虽有革新，但欲昆家塾主要也还是先生讲，学生听，先读字，后讲义，再习作。塾童进馆后，每月逢初一、十五两天，都要在私塾内烧香烛，行拜孔子大礼。管理以“学以畏而成”为信条，常常滥用戒尺、藤条等体罚学生。为应对科举考试，欲昆学堂在学童入学的两三年后，便开始根据考试范围和规定的文体，教授《四书》《五经》，习作“八股文”。

孙津川在学时，读书非常用功，聪明好学，品学兼优，深得老师、同学赞扬。他时常与小伙伴们去安丰塘祠瞻仰孙叔敖，或驻足在孙氏先贤画像前，暗下决心，像他们一样做一个对社会、对人民有用的人。受新思想影响，他也特别喜爱看小说，学习写白话文。那时，别人送给他一本《新增幼学琼林》，他如获至宝，爱不释手，并把它作为课外最好的读物，说这书简要易读、易记，容易应用。由此，他也懂得了不少典故。

作为长子的孙津川，常要从父母手里拿钱买米，买一次吃一阵子。有时没有钱了，吃了上顿就没有下顿，只有靠买来的红薯或挖野菜充饥。就是这种清贫的生活，使他从小就养成了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形成了同情劳动人民并为他们的利益而献身的思想。

孙津川10岁那年，即1905年7月，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这对当时的读书人来说，不啻是一个重磅炸弹。

废除了科举，等于是废除了读书人阶层的晋升梦，传统的平民上升通道被关闭了。在封建社会，尽管因为名额有限，科举考试中实际考上的并不多，但是制度的开放，多少给人们一种希望、一种鼓励。同时，科举考试是一种低投入的教育，一本参考书可以用几十年，只要不是所谓赤贫，一般人也还可以负担。重要的是，这种低投入的教育，对贫寒子弟来说，通过读书实现上升性社会变动的希望，多少也是存在的。

孙津川和他的许多小伙伴们也陷入废除科举的迷茫之中。

母亲安慰他说：“科举虽废，但多读点书还是有用的。没有真本事，将来如何成为有用的人，如何报效国家呀!”

在母亲的劝导下，孙津川又回到了欲昆家塾的课堂。他的古文学习进步很快，学习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在学习上，他从不满足于一知半解，常常挑灯夜读。他勤于思考，好提问题，经常发表自己的见解，并请教别人。因此，孙津川得到许多老秀才和童生的好评，他们主动与他论长谈短，议论书中字句的体会。

私塾学习结业后，孙津川顺利地考取寿县的一家新式中学。但不幸的是，就在这时他父亲拖着虚弱的身体回家，因病失业了。

父亲的归来，使久日不见父亲的孙津川和家人高兴了一阵子，但得知缘由后，全家都沉默下来。本来就捉襟见肘的日子，更加窘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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