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推动下，广东革命政府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分三路出师北伐。随着革命战争向长江下游发展，上海工人运动的方向也由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性的总同盟罢工。
为配合北伐的胜利进军，推翻军阀的反动统治，中国共产党发出号召，要求各地党团组织迅速动员民众积极推动北伐，响应北伐。
赵世炎
从1926年9月上旬到10月下旬，中共上海区委(即中共江浙区委)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研究、讨论革命形势和武装起义的方针、策略，指派区委委员兼组织部长赵世炎具体负责武装起义的工作，着手武装起义的酝酿和准备。
当时军阀吴佩孚军队约20万人，集中于湖南、湖北一带。孙传芳军队约20万人，盘踞江西、福建、安徽、浙江、江苏一带。由于孙传芳在江西作战失利，浙江省长夏超和国民政府驻沪代表钮永建约定，脱离孙传芳，归附国民政府，并向上海进军。中共上海区委决定和钮永建合作，抓住有利时机，组织联合暴动，以帮助夏超部夺取上海，并计划于10月择日发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
武装起义工作首先从动员铁路工人开始。
10月10日晚，全国铁路总工会在上海马霍路(现黄陂路)一个弄堂里召开上海地区铁路各部门工人代表大会，孙津川、王再生、蔡景海等出席会议。
赵世炎主持会议，他着重介绍了北伐军胜利进军所向披靡的形势，并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支援北伐、打击军阀势力的指示，号召工人阶级立即行动起来，为推翻军阀统治、迎接北伐革命的胜利而努力奋斗。
听了赵世炎的讲话，出席会议的代表们深受鼓舞，纷纷表示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加入武装起义的斗争行列。
① 会议研究决定：起义前铁路工人要设法完成破坏沪宁路交通任务，阻止南京军运列车开出，配合北伐军在江西前线的总攻击，为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创造条件。
孙津川当即表示坚决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10月16日，中共上海区委正式决定，举行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
为保证起义的顺利进行，上海总工会当天在马霍路(现黄陂路)召集各相关工厂工会负责人会议，布置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各项准备工作。孙津川和王再生参加了会议。
会后，铁路党支部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由孙津川主持，他首先向大家传达了上海总工会关于举行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决定，并进行了简短动员。
王再生传达了中共上海区委的命令：铁路工人要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前破坏沪宁铁路，断绝行车三天，阻止南京军运列车开出，支援国民革命军在江西前线的总攻击。
听了孙津川的动员和王再生的布置，全体党员群情激奋，一个个摩拳擦掌，纷纷说：“终于等到这一天!”
支部会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群策群力，围绕破坏沪宁和淞沪铁路的交通，提出了许多设想。大家都是铁路工人，对列车运行规律十分了解，很快形成兵分两路破坏铁路的方案：一路在沪宁线上选择没有副线也很难修复通车的地方进行破坏。另一路在上海淞沪铁路张华浜支线上进行破坏，使吴淞机厂36吨轨行吊车不能马上开出抢救。
① 为顺利完成任务，孙津川、陆林庆和赵祥生第二天就分别乘火车到沪宁线镇江及淞沪线张华浜察看地形并选定破坏地点。
镇江站西五里处是铁路双桥，桥东不远处就是宝盖山的铁路山洞，路基较高，两旁村庄疏落。而铁路桥分为两座，跨度较大，桥西一二百公尺处即为弯道。在这里破路较为隐蔽，破坏后又难以迅速修复，是个理想的破坏地点。
从上海到张华浜的淞沪线支线有一处高坡，一旁有几座坟场，便于集合和埋伏，同时路边还有一条较深的小河，可以用来沉埋铁轨。一旦镇江翻了车，停放在吴淞机厂的一台36吨大吊车就无法开去救援。这也是一个理想的破路地点。
为了保证破路任务的顺利完成，他们还在机厂特地制作了拔除道钉用的撬把和其他工具。
② 接到破坏沪宁铁路的行动命令，参加破路的两个小组立即行动。
第一组由孙津川、陆广林、郭宝恒、王再生等七人组成，孙津川亲自带队，到镇江、高资段破路。
第二组由蔡景海、赵祥生、常广海、孟金福等五人组成，负责破坏吴淞支线。
狡猾的军阀孙传芳也深恐其补给线中断，严令加强沪宁路沿线的防范，沿路安排军警值守，并令道班工人日夜巡路，不许松懈。破路风险，陡然增加。
10月20日，孙津川会同王再生等七人，提前一天就从上海乘坐早班车抵达镇江。晚上，他们悄悄来到预定破坏地点——镇江、高资间铁路双桥西附近的庄稼地里，埋伏下来。
凌晨，天空下着毛毛细雨，伸手不见五指。村庄的狗一听到响声，就汪汪直叫。军阀政府的巡逻队不时沿路巡查，气氛十分紧张。按事前分工，孙津川在破路地点的东西两头各留一人警戒，以红布蒙住的手电筒作联系信号。另一人负责切断路边的电讯线路，中断电话、电报、电气路签。
一声令下，六七个壮汉在附近不同地段同时跃上路基，两个人撬拔道钉，另两个人专门拆卸钢轨联接处鱼尾钣螺丝。不多一会工夫，两根铁轨的大部分道钉都已拔掉。正当破路工作快要完成之时，一颗锈死难撬的道钉任你怎么撬，也纹丝不动。在他们集中力量对付这颗道钉时，担任警戒的同志，用手电发出了有列车即将开过来的信号。他们迅速拿来专用的铁撬，使劲地插到铁轨的下面，再套上铁筒，三个人一齐用力，铁轨终于掘起了。但是，插在铁轨与垫板间的铁撬却怎么也拔不出来了，用锤子敲击，怕惊动当局的巡逻队，如果再等一会儿，放行这趟列车，他们知道后面将有一列客车通行，会造成不必要的旅客伤亡。一时间，同志们都急得满头大汗。见此情形，孙津川急中生智，一把脱下身上的外衣，将它缠上撬把，一边喊“坚持到底，不怕牺牲!”一边用铁锤狠砸撬把，哐、哐几下，铁撬终于松动，铁轨与枕木也分了家。他们迅即将铁轨抬起，连滚带跳地下了路基，隐没在路基旁的小山包后面。
① 不出三分钟，一束耀眼的白色光柱从西方出现，火车来了。孙津川掏出怀表：时针已指向零点45分。那辆机车刚开上浮设的钢轨，很快就滑落到路基，随着巨大的惯性，机车牵引着列车，随着“轰轰”几声巨响，六节车厢全部出轨翻车，车头撞入桥下的河浜……
次日拂晓，一列满载孙传芳军火和给养的车辆，在江湾与吴淞旗站的何家湾颠覆。
原来，当晚蔡景海率领常广海、赵祥生、徐调生和水产学校工友老郭等六人在淞沪线上也成功地采取行动，拆卸了铁道线上一处曲折弯道的钢轨，完成了破路任务。
凌晨4点50分，接到火车在镇江附近翻车的电报，吴淞机厂厂长毛尔维心急火燎地拉响了汽笛，准备集合工人紧急出动抢修铁路。但是，他乘坐的救援列车刚开到吴淞支线，也同样翻了车。厂方只好带领工匠们在淞沪线翻车处道旁另铺轨道。直到上午10点许，救援列车方开出吴淞，到达镇江已是下午5时，直到23日晚，线路还未修复。
第二天，上海《申报》报道说：“镇江车站站长急电宁沪两站告急，北站车辆科接电后，立即用电话通知该路洋总管克礼阿、车务总管韦燕、副总管袁绍昌、机务总管芬慈等前往营救;并另电吴淞张华浜工厂监督毛尔维，请其率领工匠及起重车前往。”毛尔维得讯后，“立即至上海北站，乘单放机车一台前往吴淞，拖带起重车来沪，讵料在江湾与吴淞旗站间之轨道，亦同时被拆，故以致该机车行至该处时，亦被陷落。”
① 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原定在10月23日凌晨，以黄浦江上军舰的炮声为信号，但由于准备参加起义的钮永建的部队泄密，淞沪警察厅早有防范，致使起义的炮声迟迟未响，同时由于武装起义的经验和准备不足，大部分工人没有发动起来，在帝国主义和军阀当局的镇压下，第一次武装起义最终遭到失败，起义工人领袖陶静轩、奚佐尧等英勇牺牲，百余人被捕。
吴淞机厂地下党员和进步工人顺利完成了“中断铁路运输三天”的光荣任务，有力地配合了北伐军在江西战场上的攻势，以实际行动支援了北伐战争，充分显示了铁路工人的威力。特别是孙津川坚决执行命令的突出表现及组织指挥才干，更给中共上海区委和上海总工会的领导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0月25日，在中共上海区委各部委书记临时联席会议和区委活动分子会议上，总结分析第一次武装起义的经验教训时，赵世炎和罗亦农都肯定了铁路党支部的工作，赞扬说：“铁路工作做得很好”。
打倒孙传芳宣传画
武装起义失败后，孙传芳在上海的代理人李宝章连连出手，在工厂严查进步刊物，封闭进步团体，逮捕革命群众，乘机开除了许多工人。对吴淞机厂工人提出“须一律觅保”，并借机将半公开的“友谊社”查封。
12月，北伐军进入浙江省，军阀孙传芳军队节节败退。
根据铁路总工会的指示，沪宁、沪杭甬铁路总工会在吴淞机厂成立了由地下党员孙津川、沈干城、童奎芳组成的三人小组，领导两路工会，联合两路工人，统一行动，准备再次武装起义。
① 1927年2月初，北伐军东路军开始向杭州进兵，先头部队抵近嘉兴。15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北伐军到达松江时，上海宣布总罢工，并组织第二次武装起义。上海区委在次日召开的会议上，也认为发动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决定组织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
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赵世炎指示铁路党支部：一是利用铁路工作上的便利，探悉沪宁线上海至苏州沿线敌人的驻军情况，二是破坏铁路，断绝孙传芳部队弹药和粮草的运输，以配合前线作战。
此时，因参加全国铁总在武汉召开的第四次大会，孙津川和王再生不在上海。
报载两路工人罢工消息
1927年2月，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前，受中共上海区委委派，作为沪宁铁路工人的代表孙津川、王再生和沪杭甬铁路工人的代表钟鼎祥一起前往武汉参加全国铁总第四次大会。
孙津川一行到达武汉时，武汉三镇笼罩在胜利的氛围之中。
在国共两党相互配合和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北伐革命军1926年10月10日攻克了湖北重镇武昌。12月13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国民政府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在武汉成立，徐谦为主席，鲍罗庭为总顾问。作为过渡形式，临时联席会议代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职权，国民政府委员会中，有共产党人吴玉章、董必武等。次年2月1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也由广州迁至武汉汉口路义成里。
2月16日，全国铁总第四次大会在汉口老圃内新舞台召开。工人运动早期领导人之一邓培主持会议，全国15条铁路工会的代表50多人出席会议。李立三代表全国总工会出席会议并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演讲中，他热情赞颂了以铁路工人为代表的工人阶级，他说：“铁路工会，由京汉路开始组织，渐次普遍全国，中国军阀向来薄视工人，目中并无工人，帝国主义知道工人是革命的先锋队，唆使其走狗军阀吴佩孚，压迫工人，残杀工人，结果演成‘二七’惨案……”面对北伐以来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他殷殷要求全国各地的工友们，“要认清应负的使命，奋斗到底，完成革命工作”
①。
会议主要以大会交流为主，各地代表深入交流了铁路工人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孙津川如饥似渴地记下了各位领导和工友们的讲话，并在会上应邀发言。
他扼要地汇报了沪宁、沪杭甬两路工运及铁路工人在迎接北伐军、参加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中发挥的作用。他说：“自革命势力从广州发展到武汉，帝国主义用种种阴谋，企图消灭革命势力，打倒工人。奉鲁军阀，亦以武汉为革命中心地，亟欲捣毁武汉，消灭革命势力，现值最后决战之时，是革命民众的生死关头，全国工友必须一致团结，尤其是铁路工人负担的责任和使命更大，我们要把许多烈士牺牲得来的胜利发扬光大，团结一致，一定可以得到最后的成功。”
最后，他慷慨激昂地表示：“沪宁、沪杭甬两路工人时刻准备着，为国民革命的胜利作出更大的努力，我们相信，革命的胜利一定属于勇敢的工人们!”孙津川的讲话受到与会代表的热情欢迎和鼓励。
这次会议，是大革命时期工运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虽然会期不长，议程不多，但孙津川收获很多，不但进一步提高了工运理论水平，而且结识了许多著名的工运领袖。
从报纸上，孙津川和王再生得到上海工人正在酝酿和再次发动武装起义的消息，两人都坐不住了。会议结束的当天，他们就踌躇满志、信心百倍地起程返沪。回到上海，孙津川得知第二次武装起义再次失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