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主编 时间：2022年11月30日 阅读：144 评论：0

北伐战争顺利发展，各地工农运动风起云涌。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集团加紧了与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勾结。
 “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口号响彻街头，躲在租界和外交使领馆的列强代理人纷纷暗地磋商对策，挑选新的代理人，加快在革命阵营中物色对象，积极制造革命阵营的分裂，试图调换在中国的代理人，并以此来破坏中国的革命。
 工人运动的蓬勃高涨，工会势力的不断增强，同样引起了上海资产阶级的恐慌，也给城乡土豪劣绅和众多的大小资本家带来严重的不安。他们急切希望在国民革命军内部找到靠山，维护自身利益，平息日益频繁的劳资纠纷。
 国内外反革命势力不约而同地将目光和希望寄托在新军阀蒋介石身上。
 一手制造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早就在窥测方向，希望能与帝国主义势力和大资本家联手，镇压蓬勃兴起的工人运动。不过，当时蒋介石还没有太大的政治资本，羽翼未丰，力量不足。为在北伐中借助于工农力量，不得不继续打着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旗帜。在北伐军进攻两湖及江西阶段，中国共产党做了发动群众、巩固部队等大量支援北伐军的工作。作为得益者，蒋介石一面警惕共产党和工农群众力量的发展壮大，一方面又十分警惕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斗争，试图牢牢控制革命军的实权。
 1927年2月中旬，国民党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在提高党权以及反对蒋实行个人军事独裁方面通过了重要决议，取消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常委主席、军人部长等职务，只保留了其总司令一职，使蒋介石下定决心，准备孤注一掷。
 3月26日，蒋介石从南京抵到上海。一下船，蒋介石就感到眼前的形势对他十分不利，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控制着政权——上海临时政府，而且掌握着有数千人的工人纠察队。另一方面，英、美列强态度强硬，不时发出武装干涉上海事务的威胁。
 在向列强频频暗送秋波、讨得帝国主义欢心的同时，蒋介石分批召集吴稚晖、张静江、邵元冲、虞洽卿、王晓籁、黄金荣、杜月笙、周凤岐等国民党政客、资本家、青洪帮头子、原军阀倒戈过来的军官，商议“清共”大计，拉拢上海资本家为其筹措经费。
 就在蒋介石到上海的第三天，即3月29日，上海特别市政府在新舞台召开市政府委员就职典礼。罗亦农、汪寿华、林钧、侯绍裘、王汉良、李震瀛、王景云、何洛、丁晓先、陆文韶、顾顺章、王晓籁等13名委员在主席台就座。到会代表和嘉宾5000余人。
 原定有19名市政府委员进行就职宣誓，但经蒋暗中操纵，有6名政府委员缺席。虞洽卿以“体力衰弱，精力不济”为由，要求辞去临时政府委员之职。杨杏佛也以“家母病复垂危，不得不归侍汤药”提出辞职。与此同时，白崇禧也派人送来一信，信中不承认自己是市政府委员，并称“奉蒋总司令谕，要市政府自动取消”^①。就职会议进行中，又收到蒋介石派人送来的信函。
 信函以充满着威胁的口气说：“查上海市之政治建设，实为当今要图，欲谋市政之建设，在此军事期内。一切行政处处与军事政治系统攸关，若不审慎于先，难免纠纷于后。”下令市政府“暂缓办公”。
 在罗亦农、汪寿华等委员的鼓励下，主持人林钧将白崇禧、蒋介石信函轻轻放在一边，宣读了武汉国民政府关于正式批准上海特别市政府的文件，继续开会，并举行了宣誓仪式。
 得知蒋介石不赞成新生政权，盼望在国民革命军内部找到靠山的上海资本家欢呼雀跃。
 3月31日，上海大小报纸公布了专门为蒋筹集军饷而成立的“江苏省兼上海市财政委员会”的委员名单，由上海头面人物陈光甫、虞洽卿、钱新之领衔。4月1日，上海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的老板们筹集300万元送蒋作“见面礼”。
 在得到帝国主义列强和江浙大资本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支持后，蒋介石进一步加紧进行反共的秘密策划。4月5日，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吴稚晖等，同特地从广西悄悄赶来的李济深、黄绍竑，在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秘密会议，决定“早日清党反共”。为了应付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蒋介石与帮会取得联系，帮助他们重建“中华共进会”，指派流氓、兵痞“着手组织上海工界联合总会，以对抗目前上海总工会之活动，其组成分子皆系蒋介石之党徒”。随即，“上海工界联合总会”在各报刊登启事，宣称“业于4月3日北浙江路华兴坊海道尹公署旧址开始办公”。
 4月8日，蒋介石指派吴稚晖、钮永建、白崇禧等人组成“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行使市政府职权，并且规定该委员会“得以会议方式决定上海市一切军事政治财政之权，并指挥当地党务”。
 为了控制舆论阵地，配合反革命政变，蒋介石下令取缔查封了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邓演达为主任的上海总政治部，查封高昌庙制造局路总政治部驻沪机关，并发出布告，污蔑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几为少数跨党分子及投机少年所独占”。诬陷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等“援引私人，充塞部曲，其宣传训练等工作，显图破坏国民革命之战线，分散国民革命之力量”。同时，命令实行新闻检查制度，对武汉方面发来的消息实行封锁。
 老奸巨猾的蒋介石深知北伐军第一师、第二师受革命影响很深，第一师师长薛岳公开保护工会，第二师的下层官兵也对工人表示支持，而要想解除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光靠一帮流氓是不行的。于是他釜底抽薪，下令将第一师、第二师全数调走，前来接防的是刚反正过来的军阀部队二十六军周凤岐部。
 在蒋介石的策划、组织下，吴稚晖、白崇禧、张静江、李宗仁、黄绍竑等人在沪召开一系列密谋反共会议，并盗用国民党中央监委的名义，发出“护党救国”通电，决议对“共产党首要危险分子，经党部举发者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暂分别看管或监视”，并且将鲍罗廷、陈独秀等197人通缉名单提交政府机关通令执行。^①
 此时，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仍教条般地执行共产国际负责人布哈林的指示，醉心于妥协，以为这样便可以避免国共之间的破裂。依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电报精神，4月5日，陈独秀找到刚从国外归来的汪精卫，商议并发表了《汪陈联合宣言》。《宣言》说：“国民党最高党部最近全体会议之议决，已昭示全世界，绝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①
 但是，蒋介石反共的决心已下。这篇宣言，客观上只能帮助掩盖蒋介石的真实面目，对上海工人阶级起了解除精神武装的恶劣作用。
 当然，这一切，孙津川和他的许多战友还不得而知，蒙在鼓中。
 4月11日深夜到12日凌晨，蓄谋已久的反动派终于下毒手了!
 国民党右派是富有反动政治经验的，采用了极端阴险和卑劣的手段。
 那时，总工会的纠察队共有2700人，分驻闸北、吴淞、浦东、南市四地。刘峙部第二师调驻闸北时，同工人纠察队的关系相当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刘峙部一走，新调来的二十六军周凤岐部却改变了姿态，对工人表示绝无恶意，局势在表面上仿佛松弛下来。
 青帮流氓十分惧怕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和他在工人运动中的组织指挥能力。他们暗设计谋，准备先除去汪寿华，然后进攻工人纠察队，使其群龙无首，失去统一指挥。
 

 

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

 汪寿华是孙津川的亲密战友，也是孙津川开展工会工作的直接领导人。他是浙江诸暨人，1901年生，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中共江浙区委(上海区委)常委、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五卅反帝爱国斗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先后参与指挥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在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时，汪寿华作为起义领导人之一，就曾与上海的国民党头面人物和商界人士广泛接触，进行统战联络工作。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确保第三次起义的成功，汪寿华积极活动，与上海的国民党人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青洪帮头目等广泛联系，做他们的工作，并从他们那里了解政治、军事等各种消息，及时向中央和上海区委汇报。
 4月11日下午，杜月笙发出请帖，邀请汪寿华于当晚8时到杜公馆“赴宴”共商机密大事。汪寿华应约于当晚8时准时只身到达杜公馆。早已做好准备的流氓威胁汪寿华把工人纠察队交出来，遭到汪寿华的拒绝。杜月笙当即指使打手们对汪寿华拳打脚踢，直到汪寿华昏死过去。随即，这伙歹徒用汽车将汪拉到枫林桥荒地上残忍地秘密杀害，汪寿华成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第一位牺牲的共产党员。
 12日凌晨2时半，反动军队和大批青洪帮武装流氓1500多人在租界帝国主义当局的配合下，臂缠白布黑“工”字标志，全副武装涌上街头，乘上卡车，兵分两路：一路朝南奔向南市区的三山会馆和华商电车公司，另一路朝北扑向上海总工会会所(闸北区湖州会馆)和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向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缴获工纠队步枪3000余支，机枪20挺，手枪600余把，长矛、斧头、匕首若干。3000余名工纠队队员被强行解散，120余人牺牲，180余人负伤。
 这就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国民党杀害工人纠察队员

 

 

郭沫若讨蒋檄文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激起上海工人的强烈愤慨，也是一个无声的动员令。
 为了抗议蒋介石的反革命暴行，第二天闸北和南市的群众分别召开有数万人参加的市民大会，要求立即恢复工人武装，保护上海总工会，取缔反动团体。
 4月13日上午10时，抗议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6万人云集在广场周围。
 吴淞机厂及沪宁甬部分铁路工友，在孙津川的率领下参加这次大会。大会由时任小沙渡部委书记和上海总工会领导人之一的佘立亚主持。会上，他义愤填膺地向全体到会者揭露了新军阀和帝国主义者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并屠杀工人的罪恶事实，沉痛宣布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已遭反动派暗害。
 听到国民党反动军队屠杀工人群众，许多工人失声痛哭，纷纷表示要为死难烈士复仇。
 下午1时大会结束后，与会工友整队开往宝山路，到二十六军二师师部请愿。
 工人群众一路高喊着：“还我武装!”“打倒新军阀!”向宝山路天主堂二十六军二师司令部前进。
 参加这次大会和游行示威的游行队伍足足有1公里多长。孙津川率领吴淞机厂等铁路部门的铁路工人作为“火车头”，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
 孙津川知道反动派是不会立地成佛的，出发前便交代工友们多加小心，并告诉工会发给大家一些铁棍、木棒，事先就做好了应变的准备。
 当游行队伍行进到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埋伏在里弄内的二十六军士兵突然奔出向群众开枪。接着，又用机关枪向密集在宝山路上游行的群众扫射，前后达十五六分钟。
 游行队伍突遭袭击，相互拥挤，无法退避，混乱中当场被打死的有一百多人，伤者不计其数。其时大雨滂沱，宝山路上顿时血流成河。
 当残暴的敌人开枪时，铁路工人队伍已走过宝山路三德里，只有少数工人受伤。
 亲历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又目睹了这次惨不忍睹的场面，孙津川对蒋介石这种灭绝人性的血腥屠杀无比愤怒。
 为了抗议蒋介石的反革命暴行，4月13日下午，上海总工会决定全市各产业立即开始总罢工。接到命令，全市工人再次举行总同盟罢工，两路总工会也发表通电，强烈抗议国民党右派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支，屠杀工人的反动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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