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
全国各地青年知识分子和各界人民在内除国贼、外争主权的口号下，群起斗争。为声援被北洋军阀政府军警镇压的爱国学生，当年5月20日，南京召开了国民大会声援五四运动，孙津川也积极走上街头，参加示威游行，声援北京爱国学生运动。
这时，他在上海认识的一名工友专程来南京邀请他一道去大中华纱厂做工。
大中华纱厂云台广场(2016年摄)
大中华纱厂地处吴淞镇，由民族资本家聂云台创办。早先，聂云台曾在杨树浦华盛路经营官商合办的恒丰纱厂，由于经营有方，生意蒸蒸日上。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民族棉纺织业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得到改善，不少中资企业对恒丰纱厂的发展十分看好，对聂云台的经营能力十分佩服，纷纷要求投资入股，或请他担任本企业的董事长或董事，以增加企业号召力。而聂云台本人也有愿望在实业界进一步再显身手。1919年6月，他在报纸上公开招股，在吴淞镇蕴藻浜路购地150亩，创办大中华纱厂，并自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当时正是中国棉纺织业的黄金时期，聂云台信心十足，大中华纱厂资本总额很快从90万两增加到200万两，纱锭设备也从2万锭发展到4.5万锭。当时中国还没有专门制造纺织机械的工厂，各厂所需机器与纺锭都从外国进口，价格高昂。兼任上海市总商会会长和上海纱厂联合会会长的聂云台，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自己建立一家机器制造厂，以满足民族纺织工业所需的机器设备。这一设想得到各华商纱厂的大力支持。这样，聂云台联合张謇、荣宗敬、穆藕初等著名企业家在吴淞租地又创设了中国铁工厂，专门制造纺纱、织布、摇纱、并线、经纱等机器，以及纱锭、纱棍、牙轮、油管等配件。在当时，无论是规模还是设备，大中华纱厂都是第一流的，行业中有“模范纱厂”之称。聂云台被董事会一致推举为总经理。此外，聂云台还与他人以集股、集资的形式创办了大通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华丰纱厂、中美贸易公司等，并分别担任董事长、董事、总经理等职。从而，聂云台成为上海工商界显赫一时的人物。
① 吴淞是一个百年老镇，重要的军事要塞，也是民族英雄陈化成的牺牲地。至今仍保留着古炮台、淞沪铁路炮台终点站遗址遗迹等具有教育意义的历史人文遗迹。吴淞还是上海甚至是中国近代高等学府的摇篮，复旦大学、大连海运学院、水产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医科大学等许多当今名声显赫的大学的前身都曾汇聚于此。
1920年，孙津川放弃了在南京的临时工作，第二次来到上海，由于年轻力壮，有一定的技艺，不久考入大中华纱厂做工。
与兴发机器厂相比，大中华纱厂工厂新建，纺纱机器设备也是新的，工作环境和条件都比兴发机器厂好多了。但是，工厂依然大量使用童工，工作时间都是12小时，管理制度也更为严格。工人不仅工资收入低，而且工作十分辛苦，工人们每天早晨6时进厂，晚上6时下班，不准回家吃饭，不准随意请假，不准聊天……
工人只能在休息时吞吃早晨带进厂的冷饭，不管是酷暑还是严冬，天天如此。
目睹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的景况，孙津川更是愤愤不平，他和工友们时常说：“天下乌鸦一般黑。”
为了谋取更多的利润，让工人尽快掌握先进设备技术，精明的老板聂云台与知名教育家黄炎培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并在大中华纱厂开办了技术培训班，请外籍专家讲授新技术、新方法，培养技术工人。
孙津川作为机匠，也就是机械维修工，也参加了工厂的技术培训。虽然，他对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不满，但是对聂云台这个留过洋的前清秀才的这些举措却十分赞赏。
开办了技术培训班的布告贴在纱厂大门一周了，报名的工人却寥寥无几。
上海大中华纱厂旧址(2016年摄)
许多工人在路过大门时，都摇着头说“不去，不去!”原因很简单，绝大多数的工人不具备参加培训的文化知识，另一个原因是很多工人认为培训是老板的事，工资不多拿，还要倒贴时间和精力。
这天收工后，孙津川没有回家，急匆匆地拉着一位工友来到张国宾家。张国宾是孙津川在兴发机器厂打工时认识的工友，后来成为朋友，同在大中华纱厂做事。进门时，张国宾和母亲、妹妹正在吃饭。
见到孙津川匆忙赶来，张国宾忙问出了什么事?
“想拉你一道参加厂里的机匠培训。”孙津川没有拐弯抹角，直率地说，“聂老板今天又补发布告说，凡参加培训考试合格者可以升为正式工匠!”
张国宾说：“早知道了。你是知道的，我大字识不了一箩筐，参加什么培训呀!”
“没事的，我知道有几个报名的工友识字还没有你多，我们几个都报名，互相参谋，一定能成功的。”
“我目不识丁都准备报名了，你还磨叽什么。路上孙大哥就和我说了，他愿意帮咱们识字，这样的好事千载难逢啊!”同来的工友阿祥兴致满满地说。
张国宾的妹妹在旁忍不住插话说：“有孙大哥这话，你不去我就去啦!”
张伯母也说：“可以试试的，学不成再退回来，不碍事的。”
其实，拉张国宾和工友阿祥一道报名参加培训，孙津川还有一层想法，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工作技能，改善收入，而且有机会多接近张国宾的妹妹张阿妹。在认识张国宾后不久，他就认识了张阿妹，相识已有多年。张阿妹在一家日本纱厂做工，小孙津川三四岁。虽然个头不高，但眉清目秀，皮肤白亮，瓜子脸上嵌着一对会说话的眼睛。每当孙津川来张国宾家时，张阿妹总是忙前忙后。听到张阿妹亲切叫着孙大哥，孙津川感到热乎乎的。
在孙津川的劝说下，张国宾和阿祥等工友都报名参加了纱厂的机工培训。在纱厂培训班上，孙津川不仅注意听讲，还认真记下了许多笔记，生怕遗漏后没法给众兄弟进行补习，影响大家的考试。回到张国宾家，他们又一起温习，揣摩洋教师的讲课内容。好在讲课的内容都是他们在工厂熟悉的，只是文字、符号有时对不上，经孙津川一提醒，大家就知道了。几个月下来，3个人不仅都顺利地通过了测验，而且认识了不少字。
结业那天，大家都十分高兴，张伯母特地在家准备了一桌好菜，还买了一瓶上海老酒招待孙津川和阿祥。
饭桌上，张国宾端起酒杯首先说：“今天我们顺利结业了，多亏孙大哥的扶助，我们一齐来对他表示敬意!”
阿祥也说：“我是‘借花献佛’，感谢二位大哥帮助!”
“不知聂老板能否兑现当初的承诺?”阿妹说。
“应该会兑现的，他是里子、面子都要的人。不说他了，我来给大家说一个新闻。”孙津川取出一份《民国日报》副刊读道，“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
“一个幽灵，什么是幽灵?”
“幽灵，是不是鬼神?”大家七嘴八舌地说。
“意思差不多，”孙津川笑笑接着说，“你们知道最近工人为什么总是在闹事，罢工吗? 就是这个幽灵，帮助咱们劳苦工人的幽灵在作怪!”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李大钊、施存统等最早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主动通过各种渠道在上海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宣传共产主义运动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响亮地提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开展阶级斗争，为争取自身权利而斗争。上海报纸的副刊也经常登载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文章，有力促进了劳动者的觉醒，工人联合组织在上海开始出现。
“昨天下午，我路过法国公园，刚好上海机器工会正在那里集会，那位先生讲得多好啊。”孙津川站起来，端着酒杯说，“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日本纱厂的门前最近也有人进行演讲，后来被巡捕赶走了。”阿妹红着脸也插话说。
“我估猜着，共产党已经来到上海，劳动阶层摆脱受苦受难的日子不远了!”孙津川的讲话引起大家的兴致，大家左一杯右一杯地开怀畅饮。
喝到二八盅，张阿妹起身拎起饭盒准备动身去上夜班，孙津川也起身说：“我也想早些回家。”张伯母望着酒已上脸的孙津川，十分理解地说：“你们刚好顺路，一道走吧。”
不久，孙津川和张阿妹的婚期就定下来了，婚礼在当年春节前举行。通过一个工友介绍，他们租赁了吴淞老街一个弄堂里的小平房作新房。房子虽然不大，只有20平方米不到，但离张阿妹娘家不远，上班也近。春节快到了，新房也收拾好，夫妻俩双双回到南京，在中华门南宝塔根拜见孙多儒和孙华氏。见到孙津川带回的张阿妹，孙多儒夫妇高兴地合不拢嘴，妹妹孙方素一口一声跟前跟后地叫着“姐姐”。
听到孙津川讲他们的新房已准备好，孙华氏连声说：“好，好!”她忙不迭地走到里屋，翻箱倒柜找出一个绿绸布包起来的东西说：“婆婆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这是津川奶奶传给我的一副玉镯，就送给你们作纪念吧!”第二天，婚礼在宝塔根的家门口举行，为数不多的几位亲戚闻讯赶来道贺。婚后不久，他们回到吴淞。
新婚燕尔，生活十分满足。后来，因怀孕被厂里发现，张阿妹被辞退回家。
第二年，妻子张阿妹临产了。因为生活困难，无力去新式医院，只好临时请来稳婆在家中生产。谁料，产下孙以诚(小名毛毛)后，由于生产处理不够卫生，再加上过早下床干活，下冷水受凉，张阿妹染上“产后风”，一连几天高烧不退，粒米不进，连喝水都很困难，时间不长，她在病痛中去世。
上海大中华纱厂旧址
丧妻的伤痛还没有平息，南京又传来噩耗，父亲病重。待孙津川兄弟连夜赶回南京时，父亲孙多儒已病故了。
① 58岁，对现代人而言，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但由于一生拼博，四处流浪，孙多儒积劳成疾而早逝了。孙家，也因此失去了一个主心骨。
草草安葬了父亲，因孙津川兄弟都在上海打工，亲戚们大多认为上海的钱好赚一点，便劝孙华氏将家搬到上海，尽快离开这个令人伤感的地方。好在孙津川在上海打拼多年，对上海也较熟悉，搬迁之事就定了下来。
1922年底，孙津川领着母亲及刚满周岁的女儿孙以诚、弟弟孙晴川、妹妹孙方素，离开了南京宝塔根，搬迁到上海吴淞镇张华浜的赵家宅2号住下。
因离职多日，孙津川早被大中华纱厂除名，只有另谋生路。
赵家宅距吴淞镇不远，街对面就是连接吴淞到市区的淞沪铁路线——蕰藻浜车站，斜对面是吴淞机厂的大门。
吴淞机厂一角(20世纪初摄)
当年，赵家宅附近还是大片的滩地，居住着许多来上海打工的穷人，吴淞机厂的工人大多都窝住在这里。早年曾与孙多儒一起在汉阳兵工厂做事的吴淞机厂工头周阿宝也住在这里。定居赵家宅不久，孙华氏便托周阿宝的嗣子——也在吴淞机厂做工的周长福，请他跟他父亲说说，介绍孙津川进吴淞机厂工作。周阿宝倒也爽快，一口允承。这样，1923年春，28岁的孙津川进了上海铁路吴淞机厂。
① 经过长年生活的折磨和煎熬，孙津川的内心充斥着惆怅、迷茫，加上父亲和妻子离去造成的失落，在吴淞机厂报到时，他甚至没有勇气再自称“竞川”，将错就错更名为“津川”。一开始，孙津川在一号厂冷气间当钳工，后来周阿宝见他机修技术娴熟，便安排他在厂内专修风闸总成，即刹车设备。
进吴淞机厂不久，孙津川又帮助其弟孙晴川也进入了吴淞机厂。
吴淞机厂始建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位于上海黄浦江边，张华浜、蕴藻浜之间，黄浦江和长江的交汇处，为上海北翼的江海门户。清政府在通过重修沪宁线的决议时，为了整修机车车辆的方便，批准在吴淞口创设上海吴淞机厂。至1924年，该厂正式工人已达700多人，成为沪宁、沪杭甬两路的神经枢纽和上海地区铁路工人最集中的“大站”，沪宁线、淞沪线和沪杭线机车车辆修配和抢险救援的基地。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为避免战火波及机厂生产，国民政府将吴淞机厂迁至常州戚墅堰。
吴淞机厂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
据《戚墅堰机车车辆厂志》记载，五四运动中，吴淞机厂工人积极参加了上海工人“六五”大罢工，工友们还组织了“十人团”，在厂内外进行广泛的宣传。受吴淞机厂工人罢工的影响，6月10日沪宁、沪杭甬两路的铁路工人相继罢工，造成铁路交通的阻塞，在全国造成极大的影响。6月9日上海《新闻报》报道说：“吴淞张华浜沪宁、沪杭甬铁路总机厂已于星期六(7日)午前11时起一律罢工，当时执洋员等虽再劝谕工作，各工匠坚心国事率不允从……”
1920年7月，吴淞机厂举行了增资大罢工，迫使当局增加了工资。当年11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组织的第一个新型工会——上海机器工会成立，吴淞机厂部分工人也参加了这个新型工会，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1923年2月7日，吴淞机厂周阿康、梁叔衡、郭顺达等工人积极参加了上海工人声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横浜桥大会。会后，机厂全体工人又与上海北站、机务段工人代表，在吴淞机厂货车工厂召开声援京汉铁路工人大会。工人们当场捐款，并一致通过慰问信，支援和慰问京汉铁路的工人兄弟。
① 吴淞机厂是英国资本家经营的，当时工人的工资待遇尽管比一般行业要略高一些，但受帝国主义和封建把头的双重压榨，生活十分艰苦。
吴淞机厂一角(20世纪初摄)
1923年下半年的一天，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执行委员、负责上海劳工运动的徐梅坤，为发展铁路工人运动，通过大中华纱厂的中共党员陈念之介绍，与孙津川建立了联系。
徐梅坤(1893-1997)
大中华纱厂与吴淞机厂相距不远，步行不过一小时左右。陈念之是孙津川的老朋友，双方非常熟悉，一见面陈就说道：“介绍一个你早想认识的人，上海总工会的老徐，他知识渊博，肯定可以做你的新朋友!”
时年31岁的徐梅坤，又名徐行之，浙江萧山人，1922年初由陈独秀介绍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6月曾出席党的三大，被选为中央候补执委。先后担任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兼江浙执行委员会书记、上海印刷总工会委员长、上海总工会组织部长和全国印刷总工会委员长等职，并兼管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刊的印刷发行工作。
“在这个社会中，工人是最伟大的。”徐梅坤说，“人们所吃的谷米，所穿的衣服，所住的房屋，所走的马路，所坐的轮船火车，所读的报刊书籍，军阀、资本家所享用的奢侈品，没有一样不是工人造出的，假如世界真一日没有我们工人，世界文明便完全熄灭。”
陈念之也说：“我们工人虽然是人类的主宰，社会的柱石，然而现今的时代，工人们却处于饥寒交迫的苦境。只有组织起来，进行斗争，才能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况，摆脱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
孙津川不住地点头。
徐梅坤的到访，使孙津川惊喜万分。他们围坐在赵家宅的小饭桌前，从傍晚一直谈到凌晨。
临别时，徐梅坤取出新近出版的一本《向导》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公布的《劳动法大纲》交给孙津川，说：“请你仔细看看，过几天还会有人与你联系的。”
“谢谢徐先生赐教，我一定好好拜读。”
时隔60多年后的1987年3月12日，徐梅坤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1923年下半年，我到上海大中华纱厂找陈念之，陈是该厂职员，由我亲自发展的新党员。为在铁路工人中开展工作，我询问能否在吴淞机厂介绍一些进步工人，他当即就推荐孙津川。”
① 这一晚，短暂的接触，使孙津川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孙津川被徐梅坤那朴素的话语、崭新的道理吸引住了，脑子里突然装进许多新鲜的东西，眼前豁然开朗，孙津川第一次知道了工人和劳苦大众受苦受难的根本原因，从本质上认识到了什么叫阶级压迫。
他也明白了一个朴素的真理：工农大众要翻身解放，必须坚决跟共产党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