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主编 时间：2022年11月30日 阅读：289 评论：0

寿县古称寿春、寿州、寿阳、安丰，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古城。因在战国时，曾为楚国的都城，故又称“楚都”。
 公元383年的秦(前秦)晋(东晋)淝水之战就发生在寿阳城下的八公山麓。这场战争创造了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给后人留下众多可供凭吊的遗迹，还留下了许多典故，如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投鞭断流等。
 寿县是孙津川的家乡，也是他的出生地。其地处于江淮丘陵与淮北平原之间，位于安徽省中部，淮河中游南岸，东邻长丰县，北与淮南市、凤台县毗邻，西靠霍邱县，南与六安市、肥西县相连。地势南高北低，淠河流经寿县、霍邱两县之间，在正阳并入淮河，东淝河经瓦埠湖至八公山入淮河。
 孙氏在寿县可谓望族，在不算太大的寿县有两处孙氏祠堂。一处为安丰塘的孙叔敖祠堂，一处为双桥镇孙厂村的孙氏祠堂。孙叔敖祠堂距寿县城南30公里，为纪念春秋时期楚国令尹孙叔敖治理洪水修建大型水利工程芍陂而建。孙厂村的孙氏祠堂，距寿县城南门外约六公里。寿县的两处孙氏祠堂是否同源一脉，已无籍可考。
 宗谱记载，寿县孙氏的先祖孙鉴、孙铠兄弟二人于明洪武年间(1368—1398)从山东济宁州，迁移到寿州安家落户。迁寿之初，孙氏兄弟在城内留读祠之侧和三步两桥之西居住。乡间有庄园两处，一处在城南十里铺的城广(即今之孙厂)，一处在城西的虎斗冈。
 《寿英会》记下了孙氏家族在明正德、嘉靖年间(1506—1566)的事迹。
 据载，当时寿县孙氏后人出孙极、孙相、孙用三贤人，三贤人中又以孙用为上，“孙用，号近桥，妣王氏，生子肖宗”，“齿德兼优，孝友素着，取信于乡党，见重于士林，郡牧闻而贤之，举为乡饮大宾”，也就是说他从小品德高尚，孝悌守信，盛名乡党。其事迹，曾于城西南角刻碑为记。^①
 清康乾年间(1662—1795)，七世祖孙珆(字汉倬)，八世祖孙士谦(字淮麓)、孙蟠(字石舟)承继祖训，谨守家风，组织族中一部分子弟务农，选拔一些聪慧子弟入学攻读经史，走“学而优则仕”之路。石舟先生经营商业，以农耕的节余和经商的利润，修建了宗祠，制定了家训，创办了“欲昆家塾”。为光大孙氏“诗礼传家，耕读为本，敬慎家风，醇良世泽”的家风，还建立了《宗祠花红》(奖励措施)，并将“士克祖家传，多方以自全，同心仰化日，守土享长年”20个字，作为家族的命名辈序，以族规、家训的形式固定了下来，勉励族中子弟奋发图强，勤奋务农。清代乾嘉年间(1736—1821)，孙氏家族得到空前发展，科考时屡屡中榜。到同治年间，寿县孙氏一门先后就出了一名状元，十名进士，十三名举人。当时，寿州孙氏人丁众多，支系纷纭，田宅广袤，声名显赫，到第11世孙家鼐以一甲一名进士，状元及第，达到巅峰。时人对寿县孙氏家族，以“孙半城”称之。
 孙家鼐位列公卿，声威显赫。曾多次任侍讲学士，学务大臣，乡试、会试正考官，著有《钦定书经图说》50卷，作为光绪皇帝侍讲的教材。中日甲午之战失败后，他大声疾呼，要“开民智、办实业、兴学堂”，振兴中华。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孙家鼐以礼部尚书兼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管理官书局大臣的身份主持创办清廷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前身)。为办好学校，他以近古稀之年，兢兢业业为京师大学堂立宗旨，定条例，强管理，务实效，延名师，切实用，积极筹划。他提出：京师大学堂要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于中学之上。此为立学宗旨”，主张在发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学习世界先进科技与管理知识，培养优秀人才。
 

 

寿县孙氏家谱

 当时正是清王朝即将崩溃的前夕，朝廷中的顽固派与洋务派、维新派矛盾重重，日益激化。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八月初六，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守旧派软禁了光绪，扑杀了维新六君子。维新变法宣告失败，慈禧再次听政。孙家鼐也遭到顽固派的弹劾，不得不致仕告假。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孙家鼐被召复职，任文渊阁大学士、国史馆总裁，后出任资政院总裁、太子太傅等职。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病逝于北京，次年归葬故里，享年83岁，谥号文正，葬于寿州城东南乡柳树圩。
 1895年1月20日(清光绪二十一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五日)，正是天寒地冻的大寒节气。位于寿县孙家祠堂不远处的一间破旧的草屋里，孩子的啼哭声惊醒了还在睡梦中的人们。望着不时从屋檐慢慢滴下的冰水，受尽苦难的孙多儒脸上绽放出许久不见的笑容。
 

 

寿县孙家祠堂牌坊(2016年摄)

 “是个胖小子，你看多像你呀!”接生婆高兴地捧着婴儿对孙多儒说。
 躺在草席上的孙华氏，瞅着脸色红扑扑的儿子，眼窝里溢满喜悦。
 望着睡梦中的儿子，父亲孙多儒脸上流露出亦喜亦忧的神情。他初为人父，心中无疑是高兴的，但是在风云变幻的年代，种庄稼靠天吃饭，淮河连年泛滥，几乎颗粒无收。水漫薄田，今年收成还不知道会怎样。在举步维艰、兵荒马乱的岁月，全家生活靠他一人勉强支撑，生活艰难自不必说，现在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这可就苦了孩子了，喜悦之际，内心不无惆怅。
 孙津川的父亲孙多儒虽然比孙家鼐仅小4岁，但按照寿县孙氏家谱“士、克、祖、家、传，多、方、以、自、全”的顺序，孙家鼐的辈分高于孙多儒两阶，即与孙津川的曾祖父孙家勉平辈。
 孙津川的祖父孙传勤，参加科考连个秀才都未能考中，只好终身以务农为生，年景好时，自给自足，尚有余粮，年景差时，只能勉强度日。到了孙多儒这一代，家境就更差了，农忙时务农，农闲时不得不四处打工贴补生活。
 由于家境困难，孙多儒二十五六岁才婚娶。结婚后，他就盼望着早一天有个孩子，连名字都已想好。但直到他结婚五六年后的32岁，孙华氏才生下这个宝贝儿子。
 “明天，我去庙里给小家伙挂个名。”孙多儒笑着对妻子说。
 

 

寿县孙家祠堂大门(2016年摄)

 妻子知道，庙，指的就是孙家祠堂。按照族谱，他们早已想好孩子的族名孙方淦，但读书人家的后代总要有个号。略通文墨的孙多儒扳起指头摇摇头说：“这孩子丁未年大寒生，属羊，苦命啊，就取号竞川吧，兴许多跑跑路还能有个生路。我也不能守着几亩薄地，让你们娘俩等着挨饿。”
 其实，孙多儒为孩子起名“竞川”，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希望他能像先贤孙家鼐一样，角逐于山川大河，做一名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
 孙津川出生之时，正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
 鸦片战争以后，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在西方列强胁迫之下，签订了一个又一个卖国条约。帝国主义的军舰在中国沿海、港口、内河横冲直撞，清政府成了“洋人的朝廷”。就在孙津川出生的当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根据这一条约，中国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二万万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本还得到了西方列强在华已有的一切特权。甲午战败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中国的积贫积弱，加剧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迅速把中国推向濒于瓜分的境地。
 列强肆虐，民族危亡，以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运动在全国普遍兴起，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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