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龙年的春节就要到了，这是大革命失败后的第一个春节。按往年的习俗，人们进入腊月后就开始忙过年了。但是今年已经快到年三十了，南京街头丝毫看不出一点节日的气氛，只有一些小商小贩沿街叫卖着冰糖球、五香干。
这天，冒着刺骨的寒风，孙津川带着周长福迎着漫天飘洒的雪花，从下关沿着秦淮河，避开城区，向南急行，不一会儿他们的头上、脸上就沾满了雪花。昨晚，他们得到确切的消息说，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的王荷波在北京被军阀张作霖杀害了。
孙津川和周长福对王荷波非常敬仰，这不仅因为他们都是出身于铁路系统，更重要的是在组织和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结下的友谊。早在1923年6月，在王荷波任中共上海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和全国铁路总工会的总干事、委员长后，孙津川就与他多次交往，相互仰慕。在武汉召开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王荷波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后又出席了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并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此间，由于各自工作繁忙，很少碰面。1927年10月18日因叛徒出卖，王荷波在北京遭军阀张作霖逮捕，狱中受尽酷刑，坚贞不屈，11月11日深夜，被杀于北京安定门外。
王荷波
孙津川不仅与王荷波有浓厚的感情，而且王荷波的弟弟王警东又是孙津川的入党介绍人之一，交谊匪浅。
得到王荷波遇难的消息后，孙津川悲愤难忍。在上海，他就听王警东说过，为躲避军阀当局的追捕，王荷波一家1923年就从浦镇南门搬迁到南京，开始住在定淮门一带，后又去了上海，大革命失败后，王荷波在武汉、天津、北京等地四处奔波，其夫人现住武定门东的娘家，家中还有尚未成年的二女一子。
不知大嫂知道王大哥牺牲没有? 家搬了没有? 他的孩子怎么样了? 一路上，孙津川与周长福不停地议论。靠一名船工的指点，孙津川终于在古城墙下的武定门东小心桥旁找到了王荷波妻儿居住的茅屋。
茅屋建于明城墙脚下，屋后就是横穿南京老城区的秦淮河，茅屋前后只有两间，周围散居着高低错落的平房，多数都是草房。王荷波的妻子高一德和两个女儿都戴着重孝，围坐在前屋写有“先夫王荷波之灵”的小桌旁。
高一德哭泣着对孙津川说：“到现在还不知道他的尸骨在哪里……”
孙津川呜咽着说：“大嫂，不要太难过了，大哥是为革命而牺牲的，是为普天下受苦受难的工友们牺牲的，他的死是值得的。”
周长福说：“血债总要血来还，我们一定要为大哥报仇!”
“革命成功后，我们一定要为大哥和众多死难烈士们修建一个纪念馆! 眼下的困难，会过去的，还有我们众兄弟和南京市委。”
孙津川摸着只有五六岁和三四岁的王球珍和王球珠，关切地问：“怎么不见侄儿，大概有十岁了吧?”
高夫人说：“荷波离开南京时就送到福州老家去了。我也三四年没有见到了。”
交谈勾起了高一德心底的伤痛和思念，她几番言语想回福建老家看看儿子，但是困难重重。孙津川当即承诺一定给予协助，尽快实现她的愿望。
行前，孙津川留下了众工友募捐而来的几十元钱，谆谆教导王球珍和王球珠不要忘记今天的一切，要坚强地长大成人，继承父亲的遗愿。
① 时隔不久，孙津川专门抽出时间亲自给高一德送上火车票，并送她到下关火车站。周长福将高一德送上火车，又特意找到一名熟悉的列车员，嘱他一路给予照顾，让高一德顺利返回福州。
孙津川交代周长福有空时常来看望一下王荷波的家人，多关心一点生活有困难的地下党员。他不无感慨地对周长福说：“最近一段时间，我时常想起宋代诗人文天祥的《过零丁洋》，‘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假若我哪天不在了，请多关心一下毛毛，教育她长大后要继续革命，告诉晨华早点嫁人，但是要嫁给自己人。”
周长福笑着说：“你怎么一下伤感起来了，又忘了晨华嫂肚子里的孩子啦，这可是个男孩儿哟!”
孙津川也想起他家邻居阿婆说过的戏言，高兴地说：“对，晨华是快生了，连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
“什么名字?”周长福问。
“名字就叫‘安雷’，我们就像是埋在国统区的炸弹，安在国民党脚下的炸弹! 一旦他发现，就炸他个人仰马翻!”孙津川说。
孙津川对同志关怀备至，但对自己、对家庭却关心甚少。
实际上，孙津川十分疼爱孩子和妻子，每次出门都要抱抱孩子，反复教导前妻留下的孩子要称呼杨晨华妈妈，要听妈妈的话，不要惹妈妈不高兴。由于党的经费困难，他们生活上克勤克俭，经常饥一顿饱一顿。吃饭时，总是先孩子、再妻子，最后才是自己。在外工作，有时实在太饿了，就随便买个桃子或黄瓜充饥，连烧饼都舍不得买，以至大人孩子都显得面黄肌瘦。
春节前的一天，他顾不上家里怀孕待产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又应约到和记洋行开展工作，回到家时天色已近深夜。
见到父亲回来，毛毛三步并两步地奔了过来，边跑边说：“妈妈生宝宝了!”
幸好，早在几天前，孙津川已嘱咐杨阿会没事的时候来帮助照顾一下。如果不是杨阿会，杨晨华今天真不知怎么办是好。
杨阿会请来住在附近有经验的接生婆，杨晨华得以顺利生产。果不出邻居阿婆说过的戏言，她生下了一个胖小子。
小安雷的出生让孙津川十分开心，他特地在街上买来平常舍不得买而晨华爱吃的小鱼小虾和筒子骨，熬制成可口的浓汤，亲手端到晨华的床头，看着她一口口吃下。每次出门，都要再和小家伙亲热一下才出门。
虽然他们搬到新居，但周围环境依然十分险恶，街头巷尾到处都是国民党的便衣侦探。杨晨华虽然没有文化，革命道理也懂得不多，但自从结婚后，在孙津川影响下，政治觉悟不断提高。她清楚地知道，孙津川干的工作是帮助天下穷苦人解放的，因而只要孙津川交代的事，她总是千方百计地干好。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之时，她冒着危险追寻着孙津川起义的路线，给参加起义的纠察队员送去热气腾腾的饭菜。每当孙津川召集同志们在家里开会，她力所能及地做好服务和放哨工作。同时，她也深知，孙津川干的是掉脑袋的工作，因而也是便衣侦探的死对头。每当他家周围出现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她就把这种现象同孙津川的工作联系起来，时常为丈夫的安危而焦虑不安。
孙津川总是乐呵呵地对她说：“保持警惕是需要的，但是坏人总是少数，我们脸上没有写上‘共产党’三个字。我们是为普天下受苦受难的老百姓闹翻身、建立苏维埃政权而奋斗的，即使现在流点血受点苦，哪怕牺牲也是应该的。”
每当杨晨华流露出担忧和不安时，孙津川总是给她和毛毛讲一些笑话，分散她们的注意力，排解妻子的担心，或是唱一曲他拿手的京剧《苏三起解》。
这天晚上，孙津川又是很迟才回到家，进门就赶到妻子的床前抱起安雷亲热起来。可能是工作进展顺利，他开心地哼起：“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言心好惨，过往的君子听我言。哪一位去往南京转，与我那三郎把信传……”
杨晨华打断孙津川，忙说：“听说隔壁又搬来一户在国民政府做事的人家，当心国民党特务听见。”望着孙津川凹陷的眼窝、消瘦的面颊，细心的杨晨华心疼地责怪他，“让你注意安全，早点回家，怎么又这么迟才回来?”
女儿毛毛见爸爸回来，也迎了过去，说道：“爸爸，我新学会了一首歌，听不听?”
“好，女儿长大了，快唱给爸爸和弟弟听听。”
得到爸爸的鼓励，毛毛随手拿起一只竹片，手舞足蹈地唱起《城门城门几丈高》的儿歌：“城门城门几丈高? 三十六丈高，骑大马，带把刀，走你家门口操一操……”
孙津川说：“你唱的这首歌不好听，我来给你重编一个。”
他略作思索，便以《国民革命歌》的曲调填词编了一首《烧饼歌》，一句一句地教给女儿：“烧饼油条，烧饼油条，脆麻花，脆麻花，两个铜板一个，两个铜板一个，真公道，真公道……”
这首歌，后来很快在街坊的小朋友们中流传开来。
春节后的一天下午，市委的几位领导来到孙津川家，讨论如何贯彻省委文件开展学生运动问题。杨晨华像往常一样，连忙把刚满月的儿子被窝掖好，又赶到门外望风。
她全神贯注地观察着会场周围的动静，一刻也不敢大意，又要忙着给大家准备晚餐，待孙津川提醒她去看看孩子时，谁料被头压在了小安雷的面部，由于捂的时间过长，孩子窒息而亡。
望着安雷没有血色的小脸，杨晨华心痛不已，搂着安雷的尸体久久不肯放下，痛哭流涕，悲伤欲绝。参加会议的史砚芬、何正泉、王崇典、周长福等都十分难过，纷纷上前劝慰。
孙津川留下周长福和何正泉，帮助料理后事，其他参会同志相继离开。
接连好几天，杨晨华一口饭也吃不下，大病一场。
为了减轻爱人的心理压力，孙津川宽慰杨晨华说：“不要太难过了，他可能不该这时出生，今后我们可以再生一个。但这笔账要算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头上!”
安雷的早夭，孙津川也十分难过和惋惜，但他强忍心头的痛苦，以夜以继日地拼命工作来减轻心中的苦痛。由于杨晨华沉浸在痛苦之中不能自拔，身体虚弱，迫不得已，孙津川将母亲孙华氏从上海请回南京，住在一起，以便相互照顾。自己则每天像往常一样，起早贪黑地忙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