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就像一所大学校，培育了孙津川，又如同一座大熔炉，锤炼了孙津川，使他经受了血与火的严峻考验，接受了革命暴风雨的战斗洗礼。在斗争实践中，他变得更加坚强、更加成熟了。
3月22日上午，闸北还在激战之时，4000余名上海市民代表在南市九亩地新舞台召开了上海第二次市民代表会议。
会议选举产生了上海临时市政府。临时市政府委员由罗亦农、汪寿华、林钧、何洛、丁晓先、侯绍裘、李震瀛、王景云、顾顺章(以上为共产党员)、王汉良(共青团员)、白崇禧、钮永建、杨杏佛、王晓籁、虞洽卿、陈光甫、陆文韶、郑毓秀、谢福生等19人组成。市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共10人，国民党及资产阶级代表共9人。会议制定了《市政府组织条例(草案)》，规定全市最高权力机关为上海特别市市民代表会议，新产生的政府隶属于武汉国民政府。
上海临时政府的成立，在组织领导和组织成分上体现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其成立是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重要成果。
3月23日，上海临时市政府在南市蓬莱路上海县署开始办公。11时召开市政府委员会议，大会通过宣言，坚决拥护武汉国民政府。
同日，上海各界1000余个团体50万人，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了“拥护临时政府”大会，“欢迎北伐军莅沪”。会后，举行了盛大游行。
工人纠察队用缴获的敌人武器武装了自己，雄赳赳气昂昂地持枪站在街头，担负着维持全市社会秩序和保卫胜利果实的重任。
按照上海特别市组织大纲，各区也分别召开区级市民代表会议，选出区的执行委员，成立各区的执行委员会，接收旧政权和财政、公安等部门，并立即开始对外办公。
3月24日，孙津川和吴淞机厂工人代表怀着兴奋的心情参加了在宝山县立初中召开的吴淞区市民代表大会，同时成立吴淞区工会联合会。周恩来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孙津川第一次履行了新市民的权利，投出了庄严的一票，并当选为吴淞区政府执行委员。①
上海市各大小报刊均刊登了祝贺上海临时政府的盛况。3月26日出版的《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当时在上海共青团中央宣传部机关工作的陆定一撰写的署名文章《破天荒的上海市民政府》。文章说：
破天荒的上海市民政府，为中国革命开了个先声。虽然我们不敢断定这次政权究竟能否稳定，或者为帝国主义与反动势力所摧毁，但是我们相信，至少这次市民政府在国民革命中有重大意义。②
3月23日晚，上海总工会下达了复工的命令。
孙津川迅速召集沪宁、沪杭甬两路罢工委员会成员，按照上海总工会下达的复工命令，组织铁路复工，布置抢修铁路，恢复交通事宜。
第二天，上海铁路工人在吴淞的张华浜召开了庆祝起义胜利暨全面复工动员大会。孙津川，沪宁、沪杭甬两路罢工委员会成员和上海总工会的代表及数千名参加武装起义的铁路工人纠察队队员参加会议。
会议开始前，鞭炮齐鸣，口号震天。
欢呼声中，两路罢工委员会总指挥孙津川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上讲台，向大家报告了此次武装起义的经过，阐述了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地位与责任。他慷慨激昂地说：“我们铁路工人有幸参加这次史无前例的上海暴动，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政府，以自己的行动展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 暴动中，我们占领南市、捣毁李宝章的司令部和老北站的行动，受到总工会领导的嘉奖。现在北伐革命军正在向北进攻，占领武汉、上海、杭州后，还要占领徐州、天津、北平，我们要再接再厉，为革命胜利贡献我们的力量!”
他挥着拳头又说：“工友们，在总工会的领导下，我们推翻了反动军阀政府，赶走了军阀毕庶澄，建立了上海市民新政府，这是工人阶级的胜利，劳苦大众的胜利，说明了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只要我们坚定信心，坚决跟着共产党，坚决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就一定能推翻北洋反动政府，建立一个崭新的新中国! 工友们的好日子就要到来了!”
汪寿华代表上海总工会出席会议。他说：“根据上海总工会的命令，为了支持北伐革命军继续向北挺进，我宣布自今天起全面复工，我们还要抓紧时间把起义中毁损的铁路尽快修复，争取早点恢复通车。”
铁路总工会的代表和有关方面的代表也出席会议并讲话。
“工人阶级万岁!”
“共产党万岁!”口号声响彻云霄。
同日下午，吴淞机厂也组织了庆祝起义胜利暨全面复工动员大会。
在铁路党支部的领导下，吴淞机厂迅速成立了有300多人的铁路交通大队。交通大队由孙晴川和蔡景海负责，首先抢通淞沪线，再沿沪宁、沪杭修通铁路，逐步恢复沪宁、沪杭客运交通，维修、加固沪宁、沪杭甬铁路线。此前，当日凌晨5时，孙津川的胞弟、机厂工人纠察队中队长孙晴川就根据孙津川的要求，率先带领吴淞机厂工人纠察队电讯、机务、车务200余名工人在天通庵车站开始清除障碍、修理线路。至第二日凌晨4时，淞沪线完全修复通车。
铁路工人抢修镇江段铁路的报道
沿沪宁线的铁路工人，在两路罢工委员会领导下早就组织起来，当军阀溃退后，立即用敌人的枪支武装起来，成立沿线铁路工人纠察队。当交通大队到达常州时，那里已聚集了近百名工人。在当地工人纠察队和沿线工人密切配合支持下，交通大队清除障碍、修理线路顺利进行，很快恢复了交通。
沪宁线顺利通车后，孙晴川和蔡景海又马不停蹄地率领工人纠察队队员和铁路电报、电话、电灯、机务、车务系统的工人，奔赴上海到杭州的沿线，抓紧维修通信线路和轨道。
经过五昼夜的挥汗奋战，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淞沪铁路和沪宁全线铁路如期恢复行车，为北伐军继续向前挺进作出了新贡献，保证了北伐战争运输的需要。
① 3月29日，《申报》给予吴淞机厂工人为主体的两路铁路工人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作出的贡献以极高的评价：
两路工友，在此革命运动中，首先罢工，此后又日夜修建被毁之铁路，以利北伐军之运输，在此运动中，厥功甚伟。
起义胜利后，中共中央特委和上海区委指示各级党组织立即抓紧开展工会组织建设。为了加强上海总工会的建设，推动上海工人运动的发展，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后的第三天，上海总工会在闸北湖州会馆总部召集有各工团代表参加的全上海工人代表大会，调整了总工会的委员。大会选出上海市总工会新执行委员40名，孙津川被增选为正式执行委员。
② 起义的胜利，使上海行业工会获得了迅猛发展。
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当选为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委员，行业工会在市民中的影响力凸显。随着各行各业的复工，大批工人纷纷申请加入工会，一些没有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业也相继成立。
根据上海区委的指示，为了加强两路的工人运动，铁路党支部积极筹划在两路罢工委员会的基础上，将沪宁铁路总工会和沪杭甬铁路总工会合并统一，组成沪宁、沪杭甬铁路总工会。
筹备工作由孙津川、王再生和上海总工会派来的赵正生共同主持。为了广泛发动群众，参与两路铁路总工会的筹备工作，在沪宁线修通后，孙津川立即乘火车到常州、镇江、南京等地，沿线开展宣传活动，并通知各大站选出自己的代表，准备出席两路铁路工人代表大会。
上海总工会召开全市工人代表大会并产生新执行委员的报道
沪杭甬铁路总工会成立于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前。北伐军攻克杭州后，全国铁路总工会派员前往杭州组织沪杭甬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并推选出共产党员沈干城和薛暮桥(薛雨霖，时任笕桥站站长)、王汝高、钟鼎祥等11人为筹委会委员。3月22日，在沪杭甬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上选出了执行委员13名，丁继曾为委员长，沈干城为副委员长，沈乐山为纠察队长。
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不久，薛暮桥就在王荷波的陪同下来到上海总工会与汪寿华、孙津川会面，商谈酝酿两路总工会事宜。
在上海总工会和全国铁路总工会的直接领导下，3月28日下午1时，两路工人代表会议在上海总工会会所所在地湖州会馆召开。出席大会的有沪宁、沪杭甬铁路行车、机务、机修、通信等系统的代表80余人。孙津川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并作两路铁路总工会筹备经过及成立之意义报告。会议一致决议成立沪宁、沪杭甬铁路总工会，并选出总工会执行委员23名，候补执行委员3名。
沪宁、沪杭甬铁路总工会，简称“两路总工会”。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内设：秘书、宣传、交际、庶务、会务、纠察等7个部(处)，下设吴淞机厂、沪宁北站、沪杭甬南站、南京、常州、闸口机厂、宁波等分会。孙津川为委员长，沈干城为副委员长，陈锦川、蔡景海、郑文斐等5人为常务委员，王再生为总工会秘书，会址在上海闸北恒通路南梅园里1号。
① 全国铁总在上海闸北湖州会馆设立办事处，指导两路工运。
为贯彻两路总工会关于在两路总工会下设沪宁和沪杭甬铁路总工会的决议，4月2日沪宁铁路工人召开代表大会，成立沪宁铁路总工会。孙津川当选为沪宁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常广海、郑文斐、蔡景海等为常务委员。
当月，沪宁铁路总工会吴淞机厂分会、常州等分会也相继成立。
② 在各级工会组织相继成立的同时，铁路系统工会和上海各产业基层工会组织纷纷开始公开活动。
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枷锁、努力改善工人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是各级工会组织的基本任务。两路总工会成立后，遵照上海总工会的指示，孙津川积极组织沪宁、沪杭甬铁路工会向路局提出了改善工人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等方面的要求。沪杭路工人在沪杭路总工会成立之时，即提出了改善工人地位和待遇的30条要求，因两路局长孙鹤皋的拖延，迟迟没有完全得到解决。为此，两路总工会成立后再次致信孙鹤皋，并派出专人到路局交涉，要求全部兑现这些条件。在两路总工会的一再催促下，局方终于在4月上旬补发了每个工人半个月工资，并允诺其他条件再议。
在迎接北伐的罢工和武装起义期间，中共中央多次明确要求要大力发展党的基层组织。
为尽可能地吸收第三次武装起义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进一步发展壮大党的队伍，中共上海区委于3月18日决定，在全市开展“宣传C.P.周”活动，向市民公开宣传C.P.(即中国共产党)，公开征求党员，同时提出，如几十人的集会，可公开签名集体加入，产业工人及店员、学生和小商人中，要无限制地发展党员。
① 在3月23日上海区委各部委产总召开的联席会上，赵世炎进一步提出：“党的发展，到下礼拜日以前，10天内假使无1万同志就为党的失败。要赶快公开宣传共产党，要公开说这次运动的发动者是C.P.。”由于一些同志提出质疑，在中共上海区委3月25日召开的扩大活动分子会议上，赵世炎又说：“现在要特别群众化，以后要5万C.P.同志努力是可以的。三月以内要做到，下月到2万。我们同志怀疑，就是不懂革命，伟大潮流未冲破我们脑筋…… 我们要大开门户，就是包办革命。”
② 中共上海区委关于大力发展党员的主张，在今天看来是有点操之过急了，有“突击发展党员”“全民党”之嫌。客观上说，大力发展中共党员对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造就蓬勃的革命浪潮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铁路工人是整个工人阶级队伍中一股中坚力量，在三次武装起义血与火的考验中，涌现出许多积极分子。对上海区委关于大力发展党员的主张和做法，孙津川开始时也有些顾虑，担心一些意志不坚定、阶级斗争观念不强的新人加入党组织后会给党的工作带来一定的损害，更担心由于自己工作的失误，而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害。但在工作中，他毫不迟疑地响应上级组织的号召。在铁路党支部的一次会议上，他旗帜鲜明地布置支部全体党员，要争取把这次武装起义中涌现的积极分子都吸收进党的组织，并要求每名党员在最短的时间内发展3名党员。同时，为教育新党员增强党的观念，依据党章和党的纲领，孙津川认真教育新党员学习、领悟入党誓词，努力把好党员质量。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党的一大和二大上，分别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党员的言行提出了较为明确的要求，但是《纲领》和《章程》并没有规定入党宣誓的内容，也没有把入党宣誓作为党员发展的必经程序。新党员入党，主要是通过表决心等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志愿。誓词一般采用问答方式，强调要严守组织的秘密，服从组织的纪律，将个人的牺牲置之度外，绝对不能背叛党组织。
经过长期斗争的考察，孙晴川、邓文斐、杨顺昌、周长福等一批机厂工人运动的骨干先后被接纳为中共党员。
周长福是孙津川的邻里和挚友，在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中表现积极，但他是工头周阿宝的嗣子。在入党仪式上，孙津川特别认真地、一字一句地严肃地追问道：
“能否严守组织的秘密?”
“能!”
“能否愿意绝对不能背叛党组织?”
周长福接连响亮地回答：“能，能! 保证做到!”
“这可是你亲口许下的诺言，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反悔! 不能叛党!”孙津川又亲切地说，“老周，你现在是共产党员了，如果被捕了，敌人把你的手指一个一个地砍掉了，你也不能说出党的秘密。”
周长福说：“放心好了，我们都是无产阶级，一个人做事一个人当，杀头我也不怕。”
① 参加仪式的新党员纷纷表示，一定严守组织的秘密，绝不背叛党组织。
据有关回忆资料，在澎湃兴起的革命浪潮中，仅吴淞机厂80多名工人的打铁车间，短短一个月不到就发展了50多名党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包括孙晴川、周长福等人在内，吴淞机厂的党员发展到200多名。
② 这一数据，可能在处于大革命旋涡的上海不算最高，但由于孙津川的努力，发展的新党员基本做到程序认真，考察严格，虽然不少新党员在四一二后的白色恐怖高压下被迫申明退党，但大多没有背叛党的组织，而使革命火种得以保留并在以后的斗争中不断燃烧。
在组织和领导参加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日子里，孙津川不畏艰险，不辞辛苦，日夜操劳，甚至在弟弟带信来说母亲病重的情况下，也未能抽出时间来看一看，只是让弟弟孙晴川和妹妹多关心一点母亲。其实，拉斐德路与赵家宅并不太远，过来一次也不需要多少时间。但是，这段时间，孙津川的事情太多了，而且都是迫在眉睫的大事。在吴淞机厂，孙津川是有名的大孝子，这么长的时间未能探望母亲确实是不得已而为之。
3月下旬的一天，冒着霏霏细雨，孙津川带着毛毛和妻子一同来到赵家宅。
“姆妈! 儿子来看您啦!”刚到门前，孙津川就迫不及待叫了起来。
“是津川啊，娘可想死你了!”年近六旬的孙华氏从屋内迈着小脚迎到门旁。
自从孙津川搬到拉斐德路后，她一直和孙晴川、孙方素住在赵家宅。看到孙津川消瘦的脸，孙华氏心痛地说：“黑了，瘦了许多!”又拉过毛毛小手说：“哟，毛毛可长胖了，长高了。”
“周先生可好? 汪寿华总指挥可好? 警东搬哪儿去了? 干臣怎么样? 还有……仗要打完了?”她一连串地问了许多问题。
“好，好，大家都好!”孙津川笑着回答：“不过仗倒没有打完，北洋政府还在江北称王称霸，欺压劳动大众。”
见到孙津川回来了，几名工友赶了过来，问长问短。
一位工友听说孙津川马上要到常州、镇江参加工会活动，不解地问：“孙传芳的军队已经垮了，干嘛还要成立工会?”
孙津川说：“工会不是专门闹罢工的，复工后资本家也不可能会自动改善工人地位和生活待遇，我们就是代表工友们向路局提要求的。”
“好，好! 有工会撑腰就不怕当局和工头了。”几位工友齐声说。
一位工友挤到孙津川跟前关切地问：“孙委员长，听说革命军蒋总司令不赞成新成立的市政府?”
“不怕的。上海解放是我们工人流血牺牲换来的，政府也是大家选出来的，报纸上都登出了，他一个人反对没有什么作用。大不了，我们再与他斗争吧!”
孙津川用朴素的语言，向围过来的工友和街坊们又介绍起苏维埃政权建设的有关情况。他说：“在苏联，那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完全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如今上海工人和劳动大众都已解放，上海新政府也将会带领我们过上那样的好日子。”
孙华氏端着漂着两个荷包蛋的碗，望着儿子充满信心、慷慨激昂地演说，满意地笑了。听说儿子马上要回去，她急急忙忙地说：“等一下，把恩来走时丢下的衣裳带走。”
不一会儿，她从后屋捧着个包袱走了出来，原来是几件洗得干干净净的衬衣和千针万线纳成的鞋垫。在周恩来居住赵家宅的日子里，无论是她熟悉还是不熟悉的领导，只要是孙津川的客人，她都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问寒问暖，主动承包生活杂事，因而，事过多年后，他们见了面仍然都亲切地叫她“孙妈妈”。
孙津川接过包袱说：“又让您操心了，这些毛毛妈都能做的。”
“不碍事。你跟着他们是做大事的，做这点小事也算是对革命的支持。”
听到“革命”二字从母亲嘴中说出，孙津川开心地笑了。
在场的人都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