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导致的宿命

在大历史的视野里看，一个表面上十分强大的国家，其内部实际上已很脆弱。苏联为什么突然顷刻间瓦解？这实际上等于问：执政的苏共为什么丧失了政权、丢掉了国家？

在谈到苏联解体的问题时，美国学者大卫•科兹和记者弗雷德•威尔得出的结论是，执政党精英的背叛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他们以大量事实证明，早在1987年，某些执政党精英就把自己变成资本家了，到1989年，这一现象已是遍地开花了，“不是因为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终结，他们才抛弃旧体制。真正的事实与之相反：是由于执政党精英抛弃了旧体制，旧体制才终结。”

对于执政党为什么抛弃旧体制，大卫•科兹和弗雷德•威尔的解释是：执政党精英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注重实际的，而不是执著于某种意识形态”，他们之所以加入党，不是为了献身于某一意识形态，而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和权力，为了得到权和钱。

因此，真正的问题是，执政党精英在苏联体制下成了一批拥有特权的人。在这个体制中，他们所拥有的特权是普通人不敢奢望的。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机关专权“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所谓双倍的泛滥”，国家机关的数量急剧增多，仅在农业管理机关的人数就达300万之众，比美国的农民总数还多。苏联著名的智囊人物阿尔巴托夫这样描述这个特殊阶层：这有点类似某种贵族制度，与荣誉相联系的终身制，享受高生活水平和各种特权。这个阶层和社会上其他人的鸿沟不断扩大。“这是一个真正的越来越脱离社会的阶层：他们孤立地生活、治疗、休养，在这个阶层中往往形成自己的家族、氏族关系——须知这个阶层的子女们在一起度时光，互相认识，往往发展到彼此通婚。不仅如此，正是在停滞年代，迈出了下述合乎逻辑的一步：试图建立交权制度，或者叫做特权继承制度。也就是通过建立专门服务于这些高干子弟的教育制度和用人惯例，通过一套任命和提升职务的制度来达到继承权力的目的。领导人做出了榜样：勃列日涅夫的儿子是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女婿是内务部第一副部长。”

执政党变成了脱离群众的特权式集团。这个集团的最大特点就是想办法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他们不需要变动，他们要求维持住现状，于是，制度的僵化局面就出现了。

从勃列日涅夫时代以来，苏共中央政治局“很少提出最重要的、根本性的经济问题”，而只关心下属部门之间细小的相互抱怨，把已经十分严峻的政治和经济问题缩小为一个财经或社会管理问题。掌握苏联最高政治权力的“一小群人”不能“为共同利益而管理国家事务并解决出现的问题”，他们把政治生活局限在非常小的范围内，这个政治上层建筑根本不适合解决变化着的社会现实、各种不同社会阶层和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它也不适合于动员社会智力和潜力去解决所发生的问题，因为决策者的主要任务和压倒一切的愿望不是努力去解决问题，而是消极地抵制变动，不惜任何代价以维持现状。这个任务压倒了一切。领导人要求国家机关、党组织、科学文化界、大众传媒做的就是这些，特别是在70年代中后期。这些机关、团体和媒体应该帮助掩盖日益加剧的困难和问题，用稳定、进步和繁荣的假象偷换日益复杂化的现实，保密的领域则扩大了。每当发生一次领导上所不喜欢的争论之后，就出现了新的禁区。例如发表了有关贝加尔湖的文章之后，生态问题就是如此，它简直就成为保密问题了。再如，书刊检查加强了，不仅如此，编辑人员自己和编辑部、创作者协会、部委和其他行政部门为了自身的安全，为了避免发生不愉快的事情，自己担负起了书刊检查员的角色。

在苏联瓦解前的70年代，政治体系不是把改革作为其目标，相反，它的使命是“防止变动，维持稳定，保护停滞”，于是全社会的僵化不可避免。首先是制度的僵化。就苏联的情况来说，首先是出现了一个不思变化的上层，其次是这个上层想办法遏制下层的变革意愿。上层希望整个社会沿着既有的道路走下去，用经济学家的语言来说，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制度一旦形成，与制度没有冲突的活动就大量地繁殖起来，并形成了制度的比较优势；由于比较优势的形成，创新性活动的成本变得很高，从而不太容易发生，因此，比较优势甚至转化为因垄断而来的竞争优势，这种优势进一步强化着制度结构。

然而，一个如此强大的国家却在一夜晚之间就瓦解了。这个建立在极权主义基础上的政权成了不折不扣的“泥足巨人”，在专注经济建设和军力提高的同时，社会正义、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等问题都被漠视了。

苏联的力量布局是严重不平衡的。它的综合国力，都向着拥有多少飞机、坦克、导弹、核武器和多少个师方面综合。最终要消灭敌对的意识形态强化了这种综合，以至于使冷静的、理性的计算以及严肃的反思变得不可能。苏联著名学者阿尔巴托夫在回顾苏联外交时说，苏联的外交政策长期以来沉浸在许多神话和意识形态之中，他们的思维充斥着意识形态和由意识形态产生的神话，他们长期相信，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西方是生来不可调和地敌视我们的，这种敌视是对我们的主要军事威胁。苏联领导阶层对军事力量的迷信成为主导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神话，他们相信可以用军事力量保证安全并解决如果不是全部、那么也几乎是所有的政治问题。

苏联是围绕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确立经济、社会结构的，军事工业拥有压倒性的优先地位。国内最好的科学家、最好的技术设备、原材料都要优先满足军事工业的需要，民用产品都要为这一需要让路。这一需要塑造了一个畸形的经济结构，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三者之比为2∶2∶6‍‌‍‍‌‍‌‍‍‍‌‍‍‌‍‍‍‌‍‍‌‍‍‍‌‍‍‍‍‌‍‌‍‌‍‌‍‍‌‍‍‍‍‍‍‍‍‍‌‍‍‌‍‍‌‍‌‍‌‍。到苏联解体前的1990年，苏联的经济规模只为美国的40%，但是在军事力量上，却维持了与美国大体相当的水平，苏联有这样的业绩，要“归功于”军事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有学者计算说，苏联差不多把全国70%—80%的工业能力都用于军事生产。

历史上，许多在一定时期通过极权政府主导而积聚起巨大力量的国家，不久之后，便陷于瓦解或长期萧条，其缘由就是不认识真正的成功乃在于可持续发展，而极权主义是不可能持续让国家持续发展的，唯有民主政治才能真正让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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