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道统文学”是宋代理学家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等人所创建的一种文学建设谋略。这是文学上的一股逆流。周敦颐首先在其《通书文辞》中提出了“文以载道”的口号。之后的程颐、程颢、朱熹等人，各逞其说，于是逐渐便成为一种文学理论。程颐公然宣称：“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或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二程遗书十八》)又云：“古之学者惟务养性情，其他则不学。今为文者专务章句，悦人耳目，既务悦人，非俳优而何?”(《二程遗书十八》)还说：“退之晚来为文所得处甚多。学本是修德，有德然后有言，退之却倒学。”(《二程遗书十八》)朱熹也说：“这文皆是从道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饭时下饭耳。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乎?”(《朱子语类》)至二程的弟子杨时，更是有过之而不及，他对司马迁、司马相如、韩愈、柳宗元等人的文学成就，一概加以贬抑。他说：“元和之间，韩柳辈出，咸以古文名天下，然其论著不诡于圣人盖寡矣。自汉乞唐千余载，而士之名能文者，无过是数人，及考其所至，卒未有能倡明道学，窥圣人阃奥如古人者。”(《送吴子正序》)他们的这些论述是如出一辙的。在这些理学家的心目中只有周公、孔子，他们只知道宗经论道，从根本上就不承认文学有任何社会意义与艺术价值。他们视作家为“俳优”，视文学艺术为“异端”，把从事文学艺术诬为“玩物丧志”(《二程遗书》十八)，视为“倒学”。这种极端荒谬的思想，与封建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是完全相吻合的，其危害一直延续到清末。在他们之后七、八百年的时间里，小说、戏曲虽在民间广为流传，然始终不能登大雅之堂，这不能不说与受这种道统文学思想的影响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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