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司马懿受遗辅政

曹丕临终时，命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抚军大将军司马懿受领遗诏，四人共同辅佐嗣主曹睿。征东大将军曹休在前线没有赶回，面受遗诏的只有曹真、陈群、司马懿三人。

曹丕专门为太子曹睿下诏说：

有间此三公者，慎勿疑之。

此诏有如“丹书铁券”，为这几位托孤大臣加上了一道“物莫能陷”的保险。

托孤四人，曹真、曹休是宗亲，陈群、司马懿是亲信。体现宗亲和亲信并重，希望他们协力拱卫皇室，以保大魏江山。

总体来看，曹真、曹休是武将，陈群、司马懿是文臣。这样的安排，宗室、亲信兼顾，文臣、武将兼备，应该是比较理想的。

王夫之觉得曹睿已经长大成人，没有必要安排辅政大臣。他有感于曹丕打压嫡亲宗室曹植、曹彰的情形，断言：“其命群与懿者，以防真而相禁制也……合真与懿、群而防者，曹植兄弟也。”

王夫之是从总结曹魏灭亡教训的角度而提出上述观点的，自有他的道理。

司马懿能够成为托孤大臣，是一个值得分析和研究的话题。

笔者认为，这是曹丕眷顾、提携的结果。

在曹操时代，司马懿只是一个属官，没有封侯，更没有领一方重任。这倒不是曹操刻意压制司马懿，主要是，曹操在世时，资历、能力远在司马懿之上的大有人在，还轮不到司马懿充任栋梁。

曹丕在位六年多时间，这期间，没有看见司马懿有什么特殊功劳，只看到他节节高升，由一个高级幕僚，迅速上升为帝国栋梁、辅政大臣。

《晋书·宣帝纪》为了彰显司马懿的功绩，倒是记载了一件事：

会孙权帅兵西过，朝议以樊襄阳无谷，不可以御寇。时曹仁镇襄阳，请招仁还宛。帝（司马懿）曰：“孙权新破关羽，此其欲自结之时也，必不敢为患。襄阳水陆之要冲，御敌要害，不可弃也。”言竟不从。仁遂焚弃二城，权果不为寇，文帝悔之。

意思是说曹丕没有听进司马懿的建议，结果因为一场虚惊，导致襄阳、樊城被焚毁。

可从现有史料分析，这一记载未必真实。

其一，前面已经讲到，襄樊是曹魏西南军事重镇。当年关羽率大军前来进攻时，曹操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前去增援。当时的情况那样危急，曹操及文武百官没有一个轻言放弃，现在局势稳定了，怎么会因为粮食短缺，就把弃守襄樊作为议题拿去朝议？缺少粮食，组织运粮就是了，这有什么难的？纵然朝议，那么多朝官都不明事理、一言不发，只有司马懿一人出来反对，甚可怪也。

其二，曹丕对司马懿极其信任，司马懿的建议已经讲得非常明白透彻，曹丕岂能不听？曹丕的确没有其父那样的雄才大略，但也应该不至于这么无能、这么弱智。

其三，拿曹仁来说，当年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都坚守了樊城，现在要他放弃，他怎会甘心？作为曹丕的叔辈，想必他会据理力争的。可是他一句表示反对的话都没有，还将自己先前苦苦坚守的城池付之一炬？如果是敌方城池，焚之可也，自家城池，为什么要焚毁？难道要永远丢弃吗？怎么可能？《晋书》如此记载，让人费解。

曹仁焚弃襄、樊这件事只在《晋书·宣帝纪》有记载。这毕竟不是一件小事，《三国志·曹仁传》和《三国志·文帝纪》却均无明确记录，说明只是一个孤证，所以不足为信。

按照《三国志·曹仁传》记载，曹仁在曹操在世时被任命为征南将军，假节，屯驻樊城，负责镇守荆州。因坚守樊城、抗击关羽有功，在曹操死后，被继位魏王的曹丕拜为车骑将军，都督荆、扬、益州诸军事，晋封陈侯。

此前，曹仁为征南将军，只负责镇守荆州，所以其将军府衙设在樊城。后来为车骑将军，负责都督荆、扬、益州诸军事，实际上全面主持曹魏帝国对吴、对蜀的军事，其将军府就应曹丕的要求设在了襄阳以北约300里的宛城。

这是很正常的事，将军府迁往宛城，并不意味着弃守襄、樊，更不存在“焚毁襄樊”。因为，襄、樊是曹魏帝国南面的战略支点，地位十分重要，是断不可丢弃的。襄、樊当时有些残破，那是关羽发起的襄、樊战役造成的。或许正因为襄、樊几乎被战争所毁，所以，曹丕才让曹仁将府邸迁往宛城。

当然，曹仁的将军府撤往宛城，襄阳就变得空虚了。东吴将领陈邵因此一度占据过襄阳。随后，曹仁在徐晃的配合下，赶走陈邵复夺襄阳。曹仁还因复夺襄阳有功，在夏侯惇死后被曹丕拜为大将军。

《晋书》在讲司马懿之功时无词以述，就讲了这件似是而非的事。

那么，曹丕为什么那么信任和重用司马懿呢？

笔者认为，无非是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司马懿此前经历过多部门历练，加之为人极为聪慧，并且是一个肯干事、能干成事的人。在托孤四人中，曹真、曹休只有军事才能而无行政才能；陈群是一个行政良才，但缺乏军事才能。而在三国时代，外面常有战事，内部偶有民变，柱国重臣需要军政全优、出将入相的复合型人才，而司马懿正是这样的人才，这可能是曹丕最为看重的。

另一方面，司马懿工于心计，善于揣度上意，极尽逢迎之能事，给了曹丕以忠诚的错觉。

让我们来看看司马懿在杨俊、鲍勋问题上的反应。

杨俊善于品评人物。当初遇到只有十六七岁的司马懿，就断言“此非常人也”。

曹操知道杨俊是个人才，就将隐居的杨俊请出来，任他为曲梁长。随后入为丞相掾属、出为安陵令，不久又升为南阳太守。杨俊在郡县任上，颇有政绩，后来被曹操任命为征南将军曹仁的军师。魏国建立后，被任命为中尉，负责王都邺城的治安。

建安二十四年（219），魏凤阴谋勾结长乐卫尉陈祎，企图趁关羽猛攻襄樊之际在魏国国都邺城发动政变，陈祎因担心而告密，计划胎死腹中。魏凤被诛杀，牵连而死的有数十人。

杨俊主动到曹操的行营请罪。曹操因为其为人正直，免于治罪。杨俊于是给曹丕写了一封信，准备辞职离去。曹丕很不高兴，将杨俊贬为平原太守。

曹丕即位以后，又将杨俊调任南阳太守。

不久，曹丕到杨俊治下的宛城视察，以宛城不够繁荣为由，大发脾气，将杨俊抓了起来，随即将其逼杀。

曹丕为什么整治杨俊呢？原来，在曹丕、曹植争太子时，因为杨俊善于品鉴人物，曹操特地征询过杨俊的意见。杨俊说曹丕、曹植都很优秀，难分伯仲，但客观上称许曹植更多一些。曹丕对此耿耿于怀。整治杨俊，是曹丕施加的报复。

在整治前，曹丕特地下诏问：汉文帝诛杀了几个二千石官员？这是一个不祥的信号。

曾经受到杨俊恩惠的散骑常侍王象明知道杨俊很难幸免，他还是“当帝前叩头，流血竟面，请俊减死一等”。但曹丕不听。

杨俊死后，王象深恨自己不能施救，“遂发病死”。

司马懿为杨俊之事出面向曹丕求过情。司马懿要顾及自己的社会声誉和影响，不能不施以援手。但是，当他看到曹丕执意要置杨俊于死地后，也就没有像王象那样去犯颜直谏，而是以明哲保身的姿态放弃了营救。以司马懿身份地位以及与曹丕的亲近关系，如果像王象那样全力营救，效果或许大不一样。

司马懿没有那样做，是在揣度曹丕的心思，担心冒犯。

在专制时代，作为皇帝，言出法随，司马懿有这样的顾虑原本很正常，所以，尽管他没有像王象那样尽心尽力援救杨俊，人们也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司马懿的高明之处在于，他的做法虽令人遗憾，却无可指责。

再来看看司马懿是如何对待鲍勋的。

黄初四年（223），陈群和司马懿联名推荐鲍勋为宫正。

这次推举，由陈群领衔，司马懿被动参与。《三国志·鲍勋传》记述这件事时，陈群的名字就放在司马懿的前面。

陈群能够联络司马懿，除了司马懿在曹丕心中有分量，能够促成其事之外，还信得过司马懿的人品。这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司马懿的确会为人，在陈群面前都表现得中规中矩，不露破绽。

司马懿能够联署，大概是拗不过陈群的敦请。

司马懿此时正倾力结交颍川士人，所以，司马懿此举与其说是卖人情与鲍勋，毋宁说卖人情与陈群——从日后的情形可以看出，陈群故去后，司马懿对颍川士人多有提携与照顾，颍川士人也自觉或不自觉地麇集在司马懿周围，双方深深勾连在一起。此后，司马氏攫取曹魏政权以致亡魏成晋，颍川士人出力良多，似能说明问题。

当然，能够推举鲍勋，哪怕只是附议，客观上为司马懿带来了为国惜才、为国举贤的好名声。

黄初七年（226），曹丕以包庇孙邕的罪名决定处死鲍勋。那么多大臣出面为鲍勋求情，可是，在朝廷重臣中，说话有分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影响曹丕的抚军大将军司马懿，却置身事外，见死不救，显得格外冷漠。

当然，有人可能觉得，在鲍勋的问题上责备司马懿有些苛刻。毕竟伴君如伴虎，以曹丕的任性和狭隘，司马懿纵然出手相救，也未必有什么作用，弄不好还会惹火烧身。从情理上去推断，的确是这么回事。

可问题是，这样的考虑还是出于一己之私，缺少悲悯心、大情怀、大担当。相较上述诸大臣，司马懿的人格到底低了些。

还要看到，救不救得了是一回事，救不救是另外一回事。笔者虽不敢断定司马懿在鲍勋遭遇大祸的过程中暗地里使过坏没有，但无论怎么说，一个生性耿直的大臣在没有大过的情况下被诛杀，作为同僚，即使没有私谊，出于公义，也是应该出面帮一把的，这是做人的基本觉悟。可是，司马懿基于个人利害，冷面以对，袖手旁观，让人怅然。

曹丕刻意提携重用司马懿是其任性的表现，也是其缺乏知人之明的表现。客观上为曹魏帝国埋下了重大政治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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