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剿灭公孙渊

司马懿在家乡逗留了几天后，率部东进。

公孙渊得知朝廷派大军前来进剿，一面加强战备，一面让官属上书朝廷，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辩解。上书话里有话，软中带硬。还遣使入吴，希望与东吴重续旧好，盼望东吴举兵北伐，牵制曹魏。

孙权想起先前公孙渊诛杀使者、贪占财宝的恶行，准备斩杀来使，被大臣羊衜阻止。羊衜曰：

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计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潜往以要其成。若魏伐渊不克，而我军远赴，是恩结遐夷，义盖万里，若兵连不解，首尾离隔，则我虏其傍郡，驱略而归，亦足以致天之罚，报雪曩事矣。

孙权同意了羊衜的意见，于是安排大军北进，以为呼应。还对使者说：请等待消息，我将以书信回复，一定与弟（公孙渊）同休戚、共存亡。

《晋书·宣帝纪》借孙权之口说：“司马公善用兵，变化若神，所向无前，深为弟忧之。”

胡三省在《注资治通鉴》时明确指出：“此晋史臣为之语耳，权必无此言。”

孙权到底说没说这话已不得而知。但即便说过，也不能视作对司马懿的客观评价。因为，这话是特殊情况下说的，带有明显的目的性。

景初二年六月，司马懿引军经孤竹，过碣石，至辽东，公孙渊遣大将军卑衍、杨祚将步骑数万屯于辽隧，就地构筑战壕20余里。

司马懿的部将欲率军出击，被司马懿阻止。

司马懿说：“敌人之所以在此坚壁据守，就是要迟滞我军，让我军陷于疲惫的境地。如果仓促发兵攻击，正中其计。现在敌人的大军就驻扎在这里，其巢穴襄平一定空虚，如果率大军直指襄平，就一定能够打败他。”

于是，司马懿虚张声势，在驻地广竖旗帜，摆出一副将要向南迂回的样子。卑衍等急忙将精锐主力赶赴南面防堵。

司马懿于是偷偷渡过济水，向北进伐，直抵襄平城。

卑衍唯恐襄平有失，连夜率部开拔，向襄平方向退却。

司马懿大军行进到首山地界，公孙渊令卑衍等率军顽强反击，结果大败，被迫退回襄平城中。

司马懿率大军进抵襄平城。

《孙子兵法·军争》篇讲道：“围城必阙。”意谓在围城时，不可将城池围死，如果将城池围死，敌人眼看没有生路，必然拼死突围，反而让部分敌人逃脱。如果留下缺口，敌人就会有求生的侥幸，战斗意志就会衰减。

司马懿活用兵法，大军达到襄平后，根据襄平实际进行了灵活处置。《三国志集解》注引司马彪《战略》讲道：

太尉司马军到襄平，围之北面，东面有围不合，连车置水中，积石镇其上，以鹿角塞之。去城百步，穿重堑，坚连栅，安诸营，立楼橹。其近水沙地，不得作围堑，而车轮以大弋椽穿中，又竖轮障其前。

意思是司马懿大军抵达襄平后，将襄平的北面死死围住，留下东面的缺口。东面是一片湿地，司马懿令军士将随军车辆推入水中，然后填上砂石，再竖起鹿角。在距离襄平城百余步的地方，挖掘深沟，在深沟的外侧竖起坚固的栅栏。

一应准备停当，然后才安置营寨，并立起瞭望台。

时值六七月份，辽东地区正遇雨季，大雨连下月余，辽河水位暴涨。曹魏的运粮船队顺利从辽河河口进抵襄平城下。但大雨也给大军带来极大不便，由于平地水涨数尺，军士浸泡在水中，苦不堪言。

有人建议将营地转移到较高的地方，遭到司马懿反对。司马懿下令说：有再敢提出转移营地的，一律斩首！

督军令使张静忍不住，再次提出了建议，当即就被司马懿斩首。严威之下，再也没有人敢说话了。

城中守军见司马懿大军浸泡在水中，也就不以为意。而城中百姓也从容地从司马懿留下的缺口外出砍柴、放牧。手下将领打算攻击，被司马懿制止。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朝中官员觉得征讨战争恐难坚持下去，建议曹睿将司马懿召回。曹睿说：“司马懿临危制变，禽渊可计日待也。”

从此语可以看出，曹睿虽远离战场，但对战争的进程有相当精准的把握。他深知，此时正是关键时刻，劲可鼓，不可泄，否则将功亏一篑，所以对司马懿给予了充分信任和支持。

太尉军司马陈珪见司马懿按兵不动，很不理解，问道：过去在上庸，八道并进，昼夜不息，所以，半个月就攻克坚固城池，斩杀孟达。可现在从远道而来，却迟迟不发动进攻，是什么道理呢？我私下感到不解。

司马懿说：过去，孟达人少，而粮食可支持一年，而我军将士4倍于孟达，可粮食不能维持一个月，所以，不能不速战速决！现在，敌人人数众多，而我军人数相对较少，眼看敌人就要遇到粮荒，而我军粮食充足。加之天降大雨，真要进攻，恐难奏效。我从京师出发就盘算好了，不担心敌人进攻，就担心敌人逃走。现在敌人粮食将尽，而我们的围城工作还没有收尾，如果仓促出击，抢掠其牛马，收缴他们的柴草，那无异于驱赶他们逃跑。兵者，诡道也，贵在因时制变。敌人凭借人数众多和天降大雨，虽然又饿又困，也不肯束手就擒。我们“能而示之不能”，就是要让他们安心，让他们懈怠。如果因为蝇头小利去惊扰他们，就不是好的计策。

天气放晴以后，司马懿将襄平城四面围合。紧挨城池垒起土山，居高临下用连弩射向城内，还挖掘地道，用各种兵器，昼夜攻击。

此时，城中粮食渐渐不支。杨祚干脆出城投降。公孙渊见势不妙，安排相国王建、御史大夫柳甫出面和谈，希望司马懿解围退兵。

司马懿不容分说，当即将王建、柳甫斩首。然后，传檄城中，告诉公孙渊说：

从前楚国和郑国是平等的诸侯国，楚庄王出兵郑国，郑襄公还肉袒牵羊出迎。现在，我是天子任命的上公，而王建等人居然要我解围退兵，这合乎礼数吗？王建、柳甫老迈昏聩，传话不够准确，我已将其斩首。如果还有什么意思没有表达清楚，那么，就重新派遣年轻而明白果断的人前来。

公孙渊于是又派遣侍中卫演前来媾和。卫演请求约定时间送达质任，同时央求司马懿休战。司马懿对卫演说：

军事大要有五，能战当战，不能战当守，不能守当走，余二事惟有降与死耳。汝不肯面缚，此为决就死也，不须送任！

此时，司马懿掌握着战争主动权，他清楚，公孙渊提出这样的请求，意在解除暂时的危厄，难保将来不出现反复，所以断然拒绝。

司马懿所提战争五要事，或战，或守，或走，或降，或死，供公孙渊选择。战争进行到目前态势，公孙渊战，没有取胜的希望；守，眼看守不住；降或死都不甘心，所以最终选择了逃。

事实上，司马懿正是希望公孙渊出逃。这时仓促出逃，身边所带兵士不多，出逃之后在旷野上追击要简单容易一些。如果公孙渊在城中负隅顽抗，司马懿仍然能够取胜，但付出的代价则要高昂得多。

八月二十三日，襄平城被攻破。

公孙渊与其子公孙修率百余骑向东南逃走。

司马懿分出部分骑兵前往追击，追到梁水水边，将公孙渊父子斩首。嗣后，将他们的首级传送洛阳。

司马懿进入襄平城后，“立两标以别新旧焉。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千余人皆杀之，以为京观。伪公卿已下皆伏诛，戮其将军毕盛等二千余人”。

随后，分派军队，将辽东、带方、乐浪、玄菟4郡全部收复，“收户四万，口三十余万”。

早前，公孙渊劫夺其叔父公孙恭的职位，并将他囚禁起来。将军纶直、贾范等苦苦劝谏，遭到公孙渊杀戮。司马懿进城之后，将公孙恭释放出来，修葺了纶直、贾范的坟墓，表彰了他们的遗属。

辽东事务处理完毕后，司马懿上奏朝廷，遣散安置年逾六旬的老兵，并将阵亡将士送回家乡安葬。俱事安排完毕后班师。

公孙渊反叛累及其兄公孙晃。本来，公孙晃作为公孙恭的人质早就留置于洛阳，公孙渊夺取公孙恭的职位后，公孙晃觉得公孙渊迟早会反叛，多次向曹魏朝廷上书，请求发兵征讨，但朝廷考虑到既成事实，转趋安抚。公孙渊反叛以后，朝廷按照法度将公孙晃逮捕入狱。

曹睿派人带着掺有金屑的毒酒强迫公孙晃及其妻、子服下，公孙晃等死后，赐给棺木、衣服，葬在公孙晃的住所。

司马懿一举平定辽东公孙氏，将这片原本游离于朝廷的广袤土地，纳入了朝廷的有效管理，确有大功。这也成为后来的晋室夸耀先祖功业的重要谈资。《晋书·乐志下》就收录了《征辽东》：

征辽东，敌失据，威灵迈日域。公孙既授首，群逆破胆，咸震怖。朔北响应，海表景附。武功赫赫，德云布。

曹睿得到司马懿平定辽东的消息后，大为高兴，特地安排人远到蓟县劳军。又将昆阳县增封给司马懿，加上先前的舞阳县，司马懿的封邑达到两个县。

司马懿这次平叛，充分展示了其军事才能。战前，“决胜于庙堂”，经过周密筹划，充分准备，做到了对整个战役进程了然于胸；战役发起后，在辽隧以军事佯动的办法成功摆脱公孙渊部队的纠缠，顺利进抵襄平。到达襄平之后，用“围师必阙”的古训，对襄平实施半封闭式围困，给对手以侥幸求生的希望；遭遇大雨后，一方面，趁辽水暴涨的有利时机，用船只将军需物资运送到襄平城下，为后续战斗提供了强有力的后勤保障；另一方面，严明军纪，以无坚不摧的坚强意志围困、消耗敌人，消磨敌人的斗志。

关键时刻，断然拒绝敌人撤围退兵的请求，目的在于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以便彻底解决战斗，避免功亏一篑。

战机出现后，则倾其全力，一鼓作气，攻克襄平城，显示出凌厉的战斗作风。

公孙渊之所以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公然反叛，失去道义人心，将士不肯效死。

其二，军队缺少训练，更缺乏战争考验，尤其是缺乏富有实战经验的大将，其军队战斗力较弱。

其三，总体看，实力弱小。公孙渊所在辽东军力相对弱小。史书为了夸耀司马懿的战功，说司马懿仅统帅4万大军便剿灭了公孙渊。其实，司马懿所率军队远不止这些。司马懿带着中央军4万人是其基本力量，到幽州后，毌丘俭所领幽州地方军团，以及鲜卑、乌桓等少数民族军队也参加了战斗，军队规模要远远大于辽东公孙渊所部。公孙渊以辽东一隅敌全国，自然不是对手。

此战也充分暴露出司马懿的心理阴影。

其一，杀伐太过，彰显了司马懿的残忍与暴戾。“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千余人皆杀之，以为京观”，这样的恶行即便是在古代也是极为罕见的。公孙渊所据辽东，虽然若即若离，但说到底仍是曹魏的疆土，其人民，也是大魏的子民。自古就有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成法，司马懿平叛，只需斩杀公孙渊父子及其心腹即可，对那些胁从的人，对那些放下武器投降的人，则应该宽待。

这样的道理司马懿不是不知道，他下令还说“古之伐国，诛其鲸鲵而已，诸为文懿（公孙渊）所诖误者，皆原之”，可事实上他并没有按照他自己说的去做。“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千余人皆杀之”，其中不知有多少屈死的冤魂！

当时战争频仍，人口锐减，史书上多次说过，曹魏所辖十州，其人口总量不及汉代兴盛时期一个大州的人口数量。人力资源是最为宝贵的资源，司马懿号称智者、贤者，却杀人如麻，不知智在何处，贤在哪里？

程昱也是一个性情“刚戾”的人，曹操征马超期间（建安十六年，即211），安排曹丕负责留守，让程昱参曹丕军事。正好赶上田银、苏伯在河间地区发动叛乱。曹丕派遣贾信前去征讨。叛军中有1000余人请求投降。有人认为应该按照现有法令将他们斩首，可程昱不同意。他说：

诛降者，谓在扰攘之时，天下云起，故围而后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开其利路，使不至于围也。今天下略定，在邦域之中，此必降之贼，杀之无所威惧，非前日诛降之意。臣以为不可诛也；纵诛之，宜先启闻。

曹丕报告曹操后，曹操果然不同意杀降，并称赞程昱“非徒明于军计，又善处人父子之间”。

司马懿遇到的情况与当年程昱遇到的情况大抵相同。都在“邦域之中”，都属于“必降之贼”，程昱主张不杀，纵然要杀，也必须报奏。可司马懿却径直将15岁以上男子7000余人诛杀。这还不够，还要筑起“京观”！

司马懿此举，本意是炫耀武功，震慑敌人。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辽东地处曹魏东北一隅，辽东平定后，这里也就不存在所谓的敌人。所以说，司马懿筑“京观”之举只能算作是戾气的宣泄，客观上为他自己立下了耻辱柱！

其二，刻薄寡恩，极端自私。战争结束时已到旧历九月份，东北天气转冷。《晋书·宣帝纪》载：

时有兵士寒冻，乞襦，帝弗之与。或曰:“幸多故襦，可以赐之。”帝曰:“襦者官物，人臣无私施也。”

军士耐不住严寒，请求配发棉袄，司马懿却不同意。公孙渊的府库中本来有棉袄，司马懿却说那是“官物”，“人臣无私施”。为了自身私利，简直不顾军士的死活！此举表明，司马懿的心肠实在太硬、太冷酷！

孔子是儒宗，他的核心思想是“仁”，“仁者，爱人”。而司马懿却缺少人性，更没有“仁心”，人们把他视作儒者，实在是对儒者的亵渎！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simayi/20221230980.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