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司马出击孟达败亡

在孟达决定转投蜀汉之前，申仪为了挤走孟达，独占东三郡，多次向朝廷举报孟达欲背魏投蜀。此前的举报多系诬告，因为没有确切的证据，一直没有引起朝廷的重视。

现在郭模泄露了消息，可谓证据确凿，申仪大喜过望，赶紧向驻守宛城的司马懿报告。

司马懿于当年六月，就以骠骑将军身份进驻宛城，都督荆豫诸军事。半年来，外无战事，内部也比较安定。司马懿不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他像猎鹰一样，机警环视，精心守护着自己的防区。

孟达所领新城郡，就在司马懿防区之内。

夏侯尚健在时，孟达与之相处甚洽。司马懿继任之后，以孟达的个性，想必也会倾力巴结的，但司马懿内心鄙视孟达，加之其性格阴鸷内敛，难以接近，孟达想巴结也巴结不上。这或许是孟达不安，转投蜀汉的重要原因。

早前，申仪经常向朝廷举报孟达，作为防区最高长官，司马懿当有所耳闻，因为没有真凭实据，司马懿也就姑妄听之，但内心始终保持着警惕。

现在，申仪送来了孟达反叛的确切情报，司马懿敏感的神经立即被激活了。

司马懿当初就对孟达不看好，但那时孟达有曹丕罩着，司马懿奈何不了孟达，现在孟达反形已露，司马懿就断然出手了。

司马懿算得上是一个危机处理高手。他清楚，调集人马得有一个过程，当务之急是想办法先稳住孟达，尽可能迟滞孟达的行动，为自己赢得时间。

于是，给孟达写一封信，派加急快马送到新城。

司马懿的信是这样说的：

将军昔弃刘备，托身国家，国家委将军以疆场之任，任将军以图蜀之事，可谓心贯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齿于将军。诸葛亮欲相破，惟苦无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岂轻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也。

这段话不是信的全文。但从这几句话可以看出，司马懿极有心计。

司马懿在信中，站在孟达的角度述事说理，所言句句属实，句句在理，句句如重锤砸在孟达心坎，不由得孟达不信，不由得孟达不仔细思考到底该何去何从。

果然，“达得书大喜，犹与不决。”正是“犹与不决”坏了大事。

司马懿在给孟达去信的同时，紧急调集人马，然后“潜行进讨”。

这时，有部将建议：孟达与东吴、西蜀两方都有联系，应该等待观望一下，做出周密计划然后行动。

从司马懿部下的建议可以看出，孟达做事不密，他的动向早就在司马懿的关注和掌控之中。

司马懿对部下讲：“达无信义，此其相疑之时也，当及其未定而促决之。”

司马懿已经行动了，可孟达还在观望。

诸葛亮派郭模诈降并散布孟达反叛的消息之后，紧接着给孟达去了一封信，提醒孟达提防司马懿，催促孟达赶快行动。

可是，孟达聪明过头，不仅不抓紧起事，还表现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晋书·宣帝纪》讲道：

（司马懿）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吴蜀各遣其将向西城安桥、木兰塞以救达。初，达与亮书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闻吾举事，当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间也，则吾城已固，诸军足办。司马公必不自来；诸将来，吾无患矣。”

这段文字的大意是，孟达原本就没有考虑到司马懿会亲自带兵围剿的。他在回复诸葛亮的信中从常识出发，认为宛城距离洛阳800里，距离新城1200里，司马懿纵然要出兵，也会上表朝廷请旨，如此来回需要一个月时间，有这一个月时间，那么所在城池已经加固，足可抵抗。

按照常识，孟达说的似乎很有道理。问题是，非常状态不能以常态来度量。

事实是，宛城距离洛阳只有220公里，距离新城（房县，新城郡政府所在地），直线距离也不超过300公里，就是距离上庸（今湖北省竹山县，孟达建武将军府所在地）也不到400公里，不知怎么会有800里、1200里的说法。

古时道路崎岖难行，交通工具也原始落后，行动的确很慢。但在非常情况下，用300里加急、400里加急以传送紧急军情屡见不鲜，自然用不了那么长时间。

但不管怎么说，孟达到底是疏忽了。

直到司马懿大军抵达上庸，孟达才真的慌了。他在给诸葛亮的信中说：“吾举事，（司马懿）八日而至城下，何其神速也！”

司马懿率大军抵达上庸后，将上庸四面围合。另派军队分守西城安桥和木兰塞，以防蜀汉与东吴向孟达增援。

申仪也适时出动军队，断绝蜀道以防蜀军前来援救。

孟达只能凭一己之力面对司马懿的进剿了。

孟达任新城太守和建武将军数年。其太守府衙在新城，而建武将军府设在上庸城。上庸城防坚固，外面还有一条护城河。孟达虽然心中慌乱，但还是依据险阻做困兽之斗。

史书对这场战斗没有过多描述，我们无从知道战斗的详细情况。结合后来司马懿平定辽东公孙渊时其与下属陈圭的对话，我们才知道大致情形。

《晋书·宣帝纪》是这样记述的：

司马陈圭曰：“昔攻上庸，八部并进，昼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坚城，斩孟达。今者远来而更安缓，愚窃惑焉。”帝曰：“孟达众少而食支一年，吾将士四倍于达而粮不淹月，以一月图一年，安可不速？以四击一，正令半解，犹当为之。是以不计死伤，与粮竞也。”

原来，司马懿因为情况紧急，仓促行动，所带军粮不多，而孟达粮食充足，足可支持一年，所以，司马懿不能与孟达打消耗战，必须速战速决。于是利用兵力优势，死缠乱打，以致到了“不计死伤”的程度。

战斗到第16天，孟达所部渐渐不支，孟达的外甥邓贤、部将李辅眼见大势已去，打开城门出降。

司马懿接着进占上庸，杀死孟达之后，将其首级割下来，传送京城。“焚其首于洛阳四达之衢”。

司马懿将诸事处理完毕后，带着威武雄壮的部队返回宛城。

孟达失败的原因是复杂的。

从战役本身来看，孟达遭遇到了一个可怕的对手。

司马懿对孟达的反水举动早有觉察，孟达与蜀汉、东吴的联系全在其掌控之中，并做好了相应的行动预案。

申仪送来孟达反水情报后，司马懿反应迅速。平叛本是军事行动，但司马懿并不仅仅着眼于军事，还从政治的角度考虑问题，给孟达去信，扰乱其心智，从而迟滞孟达的行动，为自己的军事行动赢得了时间。

在关键时刻，排除部下持重观望的建议，决策果断，行动迅速。实行远距离奔袭，让孟达猝不及防。

战斗打响后，司马懿知道自己粮食短缺，不宜打持久战，于是组织强攻。兵分8路，不分主次，全力进攻。

按一般军事常识，进攻要分主次、讲奇正，要有突击队、预备队。但是，司马懿着眼实际，打破常规，凭借自己兵力优势，与敌人缠斗不止，不给敌人以喘息机会，仅用了16天的时间，就捣毁了孟达苦心经营多年的老巢，取得完胜。

此外，还运用了攻心术，从内部分化瓦解孟达。

裴松之在《三国志·明帝纪》注引《魏略》讲道：“宣王诱引达将李辅及达甥邓贤，贤等开门纳军。”

这段文字言之甚简，我们无从知道司马懿到底是怎样引诱李辅和邓贤的。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司马懿明白“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采取了离间之计，并且取得了成功。

人常说，“疏不间亲”，司马懿居然能够策反成功，实在太厉害了。

孟达本人也有作死之处。一方面，他患得患失、犹豫不决，因而失去了反叛的最佳时机；另一方面，过于自信，疏于防备。

孟达是一个自视甚高的人，早年登上庸白马塞，见当地山川形胜，写了篇名曰《上堵吟》的诗，对当年刘封、申耽“据金城千里而更失之”进行了嘲讽，没有想到，自己在这里败得更惨。

这一战，堪称经典战例，是司马懿作为军事家的成名作、奠基礼。

孟达的问题解决了，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三郡的问题，不在于孟达一个人，而在于这里已经形成了一股势力。如果不剿灭这股势力，即便杀死了孟达，也会有新的野心家崛起。

当年孟达降魏，带了4000家部曲过来，都屯驻在新城一带。经过7年的休养生息，户口数又有增加。经清查，一共有7000多家！司马懿奏请朝廷，将这7000多家全部强迁往东北的幽州。孟达的势力被清洗干净。

随即，司马懿着手解决申仪的问题。

在此之前，申仪就“在魏兴，专威疆场，辄承制刻印，多所假授”。

孟达死后，申仪希望由自己填补空档，将三郡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中。

按说，申仪在解决孟达反叛过程中立有功劳，但这功劳不足以释疑，更不能使他尽有三郡管辖权。

《晋书·宣帝纪》讲述了司马懿处理申仪的具体情形：

时诸郡守以帝（司马懿）新克捷，奉礼求贺，皆听之。帝使人讽仪，仪至，问承制状，执之，归于京师。

这段话的意思是，司马懿平定孟达反叛之后，各郡守都带着礼物前去道贺。但申仪却没有任何表示。司马懿于是派人前去提醒申仪，申仪这才前去。申仪到后，司马懿当即就将其扣押，并对他进行了审问，然后将他押送京城。

朝廷没有深究，任申仪为楼船将军。申仪从此离开了经营多年的老巢魏兴郡。

司马懿这一招实在刁钻、老辣，不动刀兵，就解决了问题。

孟达死后，曹魏将新城郡进行了分解。将新城之上庸、武陵、巫县重新设置上庸郡，将锡县设为锡郡。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司马懿平孟达到底请旨没有。这是一个值得分析的问题。

《三国志·文帝纪》明确记载：

（太和元年十二月）……新城太守孟达反，诏骠骑将军司马宣王讨之。

这清楚地表明，孟达反水，司马懿是在接到曹睿进讨诏书之后才采取行动的。

但据分析，司马懿没有请旨，至少没有得到朝廷授权。如果请旨了，有了朝廷的旨意，司马懿的行动不可能那么快。

陈寿的说辞大概是在为司马懿讳饰、开脱。因为，这样大规模军事行动，不请旨是说不过去的。

此类行动应奉旨行事，司马懿是清楚的，但是为什么没有请旨呢？

客观上讲，事起仓促，请旨容易失机误事。再说，《孙子兵法》有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司马懿可能就是依据这样的训诫径直采取行动的。

前面讲过，司马懿在曹操时代小心谨慎，在曹丕时代委顺乖巧，按照以往行事风格，他一定会请旨。而现在，他不请旨，大概还有一层深意，那就是投石问路，故意试探一下曹睿这个小皇帝的反应。

笔者料想，曹睿心中一定不快，但又不便发作。因为，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毕竟，司马懿平定了孟达的叛乱，消除了曹魏边境重大隐患。在这个时候去谴责司马懿，追究司马懿擅自行动的责任，既不合情理，又显得自己度量狭小。

但这并不意味着曹睿这个小皇帝对此毫不介意。从最终结果看，虽然司马懿平定了孟达的叛乱，为曹魏王朝立下了大功，但是，曹睿并没有为司马懿加官晋爵，甚至连口头嘉奖都没有，似能印证曹睿对司马懿擅自行动的不满。

司马懿平定孟达叛乱不久，蜀汉将领姚静、郑他等率其属7000余人来降。

三郡地处魏、蜀、吴三国交界地带，孟达、申仪坐镇这一带时，自主权很大，朝廷极少干预，处于半独立状态。

现在，孟达、申仪的势力已经瓦解，朝廷急需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管控。

曹睿就将司马懿召到洛阳，并就诸事进行询问。

司马懿在应答中着重讲了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如何安抚百姓的问题。他说：“贼以密网束下，故下弃之。宜弘以大纲，则自然安乐。”

这段话的意思是，吴、蜀用严密控制的办法约束百姓，所以百姓逃离。我们则应该用简约的办法，宽待百姓，百姓自然安乐。

司马懿这话见解深刻且富有针对性。

当时处于三国分治状态，战争时有发生，百姓的正常生活常常遭到破坏，此时，如果管理过严，约束过紧，压迫过甚，百姓就无法生活，只有流徙。流徙多了，农业就会受到影响，反而加剧动荡，国家求安都不可能，更难以凝聚力量一致对外。由此可见，司马懿看问题入木三分，话虽不多，却说到了点子上。

另外，曹睿继位时间虽不长，但已经露出了奢侈的苗头。司马懿旨在轻徭薄赋，节省民力，因而巧妙地对曹睿提出了委婉的建议。

二是如何征讨蜀汉和东吴的问题。司马懿只谈了如何对吴，而没有谈及如何对蜀汉。或许在司马懿看来，应对蜀汉，那是曹真的事，自己不便置喙。而应对东吴，恰是自己的责任，不得不说。从这一细节可以看出，司马懿心思缜密，叫人不得不佩服。

在对吴方面，司马懿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说：

吴以中国不习水战，故敢散居东关。凡攻敌，必扼其喉而摏其心。夏口、东关，贼之心喉。若为陆军以向皖城，引权东下，为水战军向夏口，乘其虚而击之，此神兵从天而坠，破之必矣。

司马懿针对吴国擅长水战的特点，提出了“扼其喉，摏其心”的策略。具体办法是，以陆上步骑兵大张旗鼓地进逼皖城，吸引东吴长江上游军队向皖城回援，然后用水军趁虚突袭夏口，这就好比神兵天降，一定可以将东吴打败。

这一建议着眼双方特点，用军事佯动以调动敌军，然后趁虚进击，体现了奇正互用、虚实结合的战术思想，颇富见地。

不过，此时东吴正处于上升期，上下一心。孙权正值壮年，比较贤明。内有顾雍、诸葛瑾这样的良臣协助政务，外有陆逊、朱然这样的良将镇守边关。特别是，蜀汉与东吴基于利害，双方稍后又恢复了盟友关系。司马懿对吴作战的主意再好，也没有办法实施。历史注定要分治一段时间。

司马懿面见曹睿之后，又返回驻地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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