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暗害对手逼疯刘晔

刘晔是三国时代最杰出的战略家、谋略家、预言家之一。曹操对他极为重视，“每有疑事，辄以函问晔，至一夜数十至耳”。

曹丕即位后，刘晔提出了很多重大建议，但基本没有被采纳（这方面的情况，在曹丕伐吴一章中已经讲到过）。

曹睿继位之后，刘晔的命运似乎出现转机。曹睿首先找去谈话的，就是侍中刘晔。

说明，在曹睿的心中，刘晔极具分量。

刘晔很清楚，自己是前朝旁支宗亲，容易招忌，于是不与大臣们交往。有人问他这样做的原因，他说：

魏室即祚尚新，智者知命，俗或未咸。仆在汉为支叶，于魏备腹心，寡偶少徒，于宜未失也。

看来，刘晔立身处世是谨慎的，也是得体的。

可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刘晔到底被人给暗害了。

《三国志·刘晔传》注引《傅子》讲道：

刘晔以侍中身份侍奉魏明帝曹睿，曹睿对刘晔特别亲敬。

一次，曹睿准备伐蜀，朝臣都认为不可。刘晔在内朝对曹睿说可以，出来与群臣讨论时，又说不可以。

刘晔有胆略智谋，无论是伐蜀还是不伐蜀，讲起来都头头是道。

中领军杨暨是曹睿信任的近臣，对刘晔特别尊重佩服，他反对伐蜀态度很坚决。

一次，他从曹睿那里一出来，跑去向刘晔请教。刘晔告诉他说，蜀汉不可伐。

后来，杨暨随驾来到天渊池，曹睿再次讲到讨伐蜀汉的话题，杨暨急切地劝阻。

曹睿很不高兴，说：你一个书生，哪里知道行师用兵？

杨暨说：我是居于书生的末位，蒙陛下抬爱，将我提拔上来，掌管中军。我有小小的想法，不敢不尽忠直言。我的话的确不值得重视，但是，侍中刘晔是先帝的谋臣，足智多谋，他也常说蜀汉不可以征讨。

曹睿说：不对吧，刘晔与我讨论时说可以讨伐呀。

杨暨说：那可以把刘晔召来当面对质。

曹睿就把刘晔召来，问刘晔到底是怎么回事，刘晔始终一字不答。

后来，曹睿单独召见刘晔，刘晔责备曹睿说：

伐国，大谋也，臣得与闻大谋，常恐昧梦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诡道也，军事未发，不厌其密也。陛下显然露之，臣恐敌国已闻之矣。

曹睿觉得刘晔说得有道理，当即向刘晔表示歉意。刘晔出来后，责备杨暨说：

夫钓者中大鱼，则纵而随之，须可制而后牵，则无不得也。人主之威，岂徒大鱼而已！子诚直臣，然计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

杨暨听后也觉得有道理，也向刘晔表达了歉意。

可是，接下来，问题来了：

或恶晔于帝曰：“晔不尽忠，善伺上意所趋而合之。陛下试与晔言，皆反意而问之，若皆与所问反者，是晔常与圣意合也，复每问皆同者，晔之情必无所复逃矣。”帝如言以验之，果得其情，从此疏焉。晔遂发狂，出为大鸿胪，以忧死。

行文至此，刘晔因遭人谗毁而失宠，以致生忧发狂至死的经过大致清楚了。

《傅子》对刘晔失宠及其后生病发疯的记载比较详尽，似无破绽。但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其一，刘晔到底是不是佞臣；其二，是谁憎恶刘晔并向曹睿进言的。

前面讲到，刘晔足智多谋，但在曹丕时代他的建议又常常不被采纳，这让他很郁闷。

作为谋臣，其价值就体现在谋略被采纳，才华得施展上。不然，纵然再有才华，也无异于尸位素餐。而尸位素餐最为人所不齿。作为顶级谋士，当然不堪忍受。

于是，刘晔似乎变得乖巧了，时不时有意迎合曹丕，期望获得他的好感，以便自己的奇谋妙策能够得到采纳，从而实现自身的价值。

前面讲到过，曹丕喜欢打猎，鲍勋、王肃等大臣就极力反对，但刘晔没有反对，甚至附和曹丕，说打猎比听音乐更令人快乐，因而引起鲍勋的不满。正直的鲍勋就指斥他“佞谀不忠”，并要求曹睿治其之罪。

但刘晔真的“佞谀不忠”吗？恐怕未必。

忠不忠，看行动。刘晔尽职履责，一如既往地提出自己的建议。如，之前曹丕那么重视孟达，刘晔却不以为然，说孟达“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术，必不能感恩怀义”。孟达后来真的反了。之后，辽东公孙渊擅自夺其叔父公孙恭之位，刘晔建议“因其新立，有党有仇，先其不意，以兵临之”，曹睿没有听取。后来公孙渊也反了。

这些建议，要么违拗了皇帝的想法，要么思虑深远，见人之所未见。若是佞臣，不会也提不出这样的建议来。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曹睿曾专门下诏，要群臣商定其高祖曹腾的父亲曹萌的谥号。

刘晔却说：

圣帝孝孙之欲褒崇先祖，诚无量已。然亲疏之数，远近之降，盖有礼纪，所以割断私情，克成公法，为万世式也。周王所以上祖后稷者，以其佐唐有功，名在祀典故也。至于汉氏之初，追谥之义，不过其父。上比周室，则大魏发迹自高皇始；下论汉氏，则追谥之礼不及其祖。此诚往代之成法，当今之明义也。陛下孝思中发，诚无已已，然君举必书，所以慎於礼制也。以为追尊之义，宜齐高皇而已。

皇帝既已下诏让群臣议定谥号，如果是佞臣，就会奉旨行事，绞尽脑汁为身为处士君的曹萌议定美谥。刘晔却不是这样做的。他在朝廷衮衮诸公都不反对的情况下，违拗曹睿的初衷，谈古论今，依据“往代之成法”，提醒曹睿“君举必书”、要“慎於礼制”，最后提出“宜齐高皇而已”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尚书卫臻的支持，最终推翻了曹睿的动议。

这充分说明，刘晔并非“佞谀不忠”。先前的所谓乖巧，只是在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做些让步，其目的是为了取得皇帝的好感，以便施展自己的才华。真正在原则性问题上，刘晔寸步不让，颇有风骨！

现在，回答第二个问题，是谁那么憎恶、嫉恨刘晔，在曹睿面前使坏。

笔者推测，此事系内心阴毒的司马懿所为。

其理由有以下几点：

其一，前文曾讲到过，司马懿自觉不自觉地把刘晔当成自己的对手。现就此做进一步补充。

曹魏帝国老一代智谋之士，除故去以外，剩下的只有董昭和满宠，且已老迈不堪。年富力强、智计超拔的则有刘晔、司马懿、蒋济三人，而尤以刘晔为最。

司马懿是一个极富野心的人，又自视甚高，对刘晔这个谋略高手有天然的瑜亮情结。

不过，刘晔在曹丕时代虽担任侍中职位，但建议从未被采纳，几乎被边缘化。而司马懿一直受到曹丕的信任与重用，曹丕死前，还遗命司马懿做辅政大臣。可以说，直至曹丕死，刘晔都够不上司马懿的对手。

但是，曹睿当政之后最先被召去密谈的恰恰是刘晔。这对刘晔，自然是重视的信号，但却引起了司马懿的警觉，反倒成了危险的信号。

刘晔是侍中，没有什么实权，又不交结群臣，不会做违法之事，司马懿抓不住什么把柄，但一直盯着刘晔，伺机打压、整治他。

其二，刘晔支持伐蜀，犯了司马懿的忌讳。前面已经讲过，司马懿对蜀作战立足于守，并不想主动进攻，除了诸葛亮这个对手太厉害之外，有“养寇自重”的私心在作祟。

曹睿动伐蜀的心思，大概是因为前年（太和四年），三路大军伐蜀遭遇大雨而中道退回，让曹睿很不甘心；去年（太和五年），诸葛亮复出祁山，司马懿领兵与诸葛亮战过一阵，结果失败。诸葛亮退走时，还设伏射杀了老将张郃，这让曹睿非常难堪，觉得有损国威，有损大魏的颜面。因此，想找机会对蜀汉实施报复。

刘晔之所以赞同曹睿伐蜀，是因为他清楚，东吴相比蜀汉，国力较为强大，又有长江天险，而曹魏没有强大的水师，伐吴没有胜算。但蜀汉国力弱小，征伐起来相对容易一些。

按说，皇帝有了这样的意图，最富谋略的谋臣又极力赞成，伐蜀之事就可以定下来。

但事实并非这么简单。司马懿主持着对蜀作战，曹睿要伐蜀，还必须听取司马懿的意见。司马懿的能量实在太大，不仅手握重兵，威震关陇，在朝廷也能够呼风唤雨。按照曹植的话讲，“谋能移主、威可慑下”，得不到他的支持，计划再好，也只是画饼。

太和六年，前线无战事。曹睿很有可能为伐蜀之事，将司马懿召回洛阳，以征询他的意见。结果司马懿不赞成，所以，伐蜀之事仅停留在商讨阶段，没有下文。

可是，刘晔偏偏支持伐蜀，自然遭到司马懿嫉恨。糟糕的是，刘晔当着皇帝的面是一套说辞，当着群臣的面是另一套说辞，结果让司马懿钻了空子。

其三，这一极其阴毒、极具杀伤力的招数，在吴质死后，恐怕只有司马懿能够想得出，当朝别无二人。

说这一招数极其阴毒、极具杀伤力，是因为，谋臣的职业特点往往是围绕主子的意图转，为实现主子的意图而出谋划策。如果主子把自己的真实意图隐藏起来，用相反的意图去误导，可以说没有人能够幸免。

按说，曹睿并不糊涂，怎么就听信了呢？大概是刘晔做得有些过分，居然像老师训斥学生一样训斥他，让这个年轻皇帝的面子上挂不住，自尊心受到伤害。在激愤之下就照办了，刘晔本是智者，却懵懵然中招了。

刘晔后来疯了，他之所以疯，并不仅仅因为失宠，而是因为一向精明的他，反被他人算计了。用现在的话说，玩了一辈子鹰，反被鹰啄了眼，因此忧郁成疾。

陈寿在《三国志·刘晔传》中回避了这件事，只是简单地说“太和六年，以疾拜太中大夫，有间，为大鸿胪，在位二年逊位，复为太中大夫，薨。谥曰景侯”。

从这段文字根本看不出刘晔被他人暗害过。陈寿这样写，有他的苦衷，显然是担心受到迫害。

其实，陈寿的内心是清楚的，对刘晔充满了同情。因此，他在这件事发生之前，写了刘晔“略不交接时人”一段话，这段话是在刻意告诉读者，刘晔是一个立身谨慎的人，尽管如此，但还是被人给暗算了。这说明，出招的人，极为阴险，让人防不胜防。这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司马懿的确厉害，让人不寒而栗。

不过，刘晔死后，“谥曰景侯”，倒是给了刘晔一丝安慰。这说明，曹睿事后对这件事有些觉悟、有些懊悔，不然的话，刘晔就会像吴质一样，死后会安上一个恶谥。

傅玄说到底是司马氏的人，所以视刘晔为佞臣，并且在行文中刻意隐瞒谁人向曹睿提出那样刁钻、阴损的建议。

其实，越是隐瞒，越能够给人留下想象的空间，让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去怀疑此事系司马懿所为。因为，如果是他人，傅玄就会直书无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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