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与文学

自从苏共二十大以来，斯大林一直遭到批判，他被描绘成一个没有文学修养、在文学领域实行高压政策、压制文学的发展和摧残文学人才的专制暴君。到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的后期，这种批判达到了顶点。因此有必要根据已发表的斯大林的文章和讲话、解密的档案材料以及与斯大林有过接触的人士所写的文章、书信、日记和回忆录等资料，对斯大林的文学思想、文学政策以及他和作家的关系做概括的介绍。这样做的目的，是说明事实真相，帮助人们全面地了解斯大林。

一

斯大林从青年时代起，就爱好文学，读了许多文学作品，其中包括作家果戈理、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和契诃夫的书。他写过诗，并在报刊上发表过诗作。现在保存下来的有他在学生时代写的六首诗。其中献给格鲁吉亚诗人埃里斯塔维的一首诗于1899年被收入纪念文集，另一首诗《晨》于1912年被编入格鲁吉亚的《国语》课本。克连达里泽在其《文学理论》一书中，把他的两首诗与格鲁吉亚著名诗人鲁斯塔维里、恰夫恰瓦泽等人的作品一起作为范文来分析。恰夫恰瓦泽非常欣赏少年斯大林的诗歌才华，曾这样说过：这孩子“要么会成为一个大诗人，要么会成为一个大革命家”。参加革命活动后，斯大林再也没有写过诗，他的旧作也没有重新出版过。1939年，在斯大林六十岁诞辰前夕，有人曾向他提出翻译出版他的诗作的建议，他幽默地说：“格鲁吉亚的经典作家本来就很多了。就让它少一个吧。”1949年贝利亚又做了一次翻译出版的尝试，他暗地里请优秀的诗人和翻译家（其中包括帕斯捷尔纳克和塔尔科夫斯基）翻译斯大林的诗，为了保密，不告诉他们诗的原作者是谁。参加翻译的一位名家对这些诗大加赞赏，说它们能得斯大林奖金。不久斯大林得知这件事，叫他们停止翻译，有人谈到这件事时半开玩笑地说：诗人朱加施维里由于斯大林的干预没有成为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尽管斯大林没有再从事文学创作，但是他喜欢读书的习惯却一直保持下来。

斯大林成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后，公务极其繁忙，可是他仍然抽时间读书，涉猎的范围很广，不过读文学作品仍是他的一大爱好。1926年年初，斯大林曾拟定一个书单，委托工作人员照这书单购书。现从档案馆里找到了1926年4月到12月往斯大林住所送书的清单，清单上列有三百多种各个门类的书籍和杂志，文学作品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其中包括高尔基、巴别尔、皮利尼亚克、涅维罗夫、绥拉菲莫维奇、普里什文、爱伦堡、富尔曼诺夫、利别进斯基的作品以及一些外国作家的作品，此外还有不少文学批评著作。曾任苏联作协副总书记的西蒙诺夫与斯大林有较多的直接接触，参加过多次斯大林奖金获奖作品审批会，最后得出这样的印象：“他确实喜爱文学，认为文学较之其他艺术是最重要的、最关键的而且归根结底是对其他一切或几乎其他一切艺术起决定作用的。他喜欢读书，非常内行地谈论读过的东西。他记得住书中的细节。他身上有他的某种艺术天赋，这一点我毫不怀疑，这大概是从青年时代写诗、迷恋诗歌而来的吧。”〔俄〕K.西蒙诺夫：《我这一代人的看法——关于斯大林的思考》，书籍出版社，1990，第178页。因此可以有把握地说，斯大林有文学才能，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艺术鉴赏力。

斯大林没有对自己的文学观点做过系统的表述，他的有关言论散见于他的报告、文章、讲话和书信中。我们记得，斯大林对民族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当过民族人民委员，对民族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的区别和联系问题发表过意见，提出了“内容是无产阶级的，形式是民族的，——这就是社会主义所要达到的全人类的文化”这一著名论断。《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第117页。他还提出，“在多民族的国家里，资产阶级统治时代的民族文化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应加以反对，而到社会主义时代，则应“在苏维埃基础上发展苏联各民族的民族文化”。《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第63页。这些观点早已为我们所熟知，这里就不再多讲了。

斯大林在他1929年写的《答比尔-别洛采尔科夫斯基》这封信里发表了这样的看法：“……在文艺方面（以及在戏剧方面）提出‘右倾分子’和‘左倾分子’的问题这一提法的本身是不正确的。‘右倾’或‘左倾’的概念目前在我国是党的概念，更确切地说，是党内的概念。”而在这之前，他在向俄共（布）十四大做政治报告时谈到“右倾”和“左倾”哪一个更坏时说：“两个都更坏”。后来又多次重复说过这样的话。在这封信里他提出：“如果在文艺界运用阶级方面的概念甚至‘苏维埃的’、‘反苏维埃的’、‘革命的’、‘反革命的’等等概念，那是最正确的”。《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第280页。可是他不主张对阶级性做狭隘的理解，反对用简单化的态度对待文学作品，反对给作品贴标签，而主张进行具体分析，看作品对无产阶级的益处大还是害处大，然后再决定取舍。例如他对布尔加科夫的剧本《土尔宾一家的日子》的态度就是如此。这个剧本是根据作者的小说《白卫军》改编的。它写了以土尔宾上校为代表的一群“真诚地”坚持自己信念的白军军官。在作者笔下，他们都是一些正直的人，关心俄罗斯的前途和命运。他们同布尔什维克进行了较量，最后终于承认自己失败了。这个剧本上演后，遭到了许多人的批评。它被称为“异己的、敌对的、有毒的、侮辱性的剧本”，被说成是“事后为白卫运动进行辩护的一种尝试”。就连卢那察尔斯基也认为布尔加科夫那样写白军军官是“严重的失误”。可是斯大林没有把这剧本看作反苏维埃现象，认为它“给我们的益处比害处多”，因为它写到像土尔宾那样的人都承认自己的事业已经彻底失败，这就“显示了布尔什维主义无坚不摧的力量”。《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第282页。同年，他在会见乌克兰作家时的谈话中重申了自己的这个看法。《电影艺术》1991年第5期，第136页。这里斯大林提出了评价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标准，即看它们产生的客观社会效果如何，看它们究竟对谁有利。

1932年10月26日斯大林在高尔基寓所与四十余位作家进行了座谈。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集会。根据参加这次会议的批评家捷林斯基所做的详细记录，斯大林在会上就一些重大的文学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提出，文学创作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生产灵魂”），同机器、飞机、坦克的生产相比，具有“头等的重要性”。当他说到这里时，不完全同意他的意见的伏罗希洛夫插话说：“这要看什么时候。”斯大林坚持自己的意见，接着说：“不，伏罗希洛夫同志，如果坦克里的人的灵魂是腐朽的，那么您的坦克就一钱不值。不，生产灵魂要比生产坦克重要。”然后他对自己的看法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对在座的作家说：“我们国家的各种生产都是与你们的生产相联系的。如果不了解一个人如何参加社会主义生产，那么你们的生产是无法进行的。刚才有人说得对，作家不应待在一个地方不动。他们应当了解国家的生活……人往往受生活本身的改造。但是也请你们帮助他进行灵魂的改造。生产人的灵魂是一种重要的生产。你们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文学问题》1991年第5期，第156～157、166页。“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句名言就是斯大林在这次座谈会上说的，它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家应起的重要社会作用及其担负的重大社会责任做了高度的概括。

大家知道，苏联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最大的文学团体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领导人曾提出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并大肆宣扬，企图把它强加给整个苏联文学。斯大林是不同意这种提法的。在上述座谈会上曾是拉普领导人之一的基尔顺向斯大林提出如何看待世界观的作用问题，斯大林立刻意识到基尔顺是要他讲一讲如何看待他们宣扬的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便回答道：“您讲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辩证法吧。一个人可以是一个很好的艺术家，然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者。有这样的艺术家，譬如说，莎士比亚。”在场的曾任拉普总书记的阿维尔巴赫马上提出异议，斯大林用开玩笑的语气回答道：“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很好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他就不写诗了，他将成为经济领导人或想进入中央委员会。现在大家都想进中央委员会。”接着他严肃地说：“你们不应当让艺术家的脑袋里塞满各种论点。艺术家应该真实地表现生活。如果他将真实地表现我们的生活的话，那么他就不能不在其中看到、不能不表现那种把生活引向社会主义的东西。这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问题》1991年第5期，第167页。这里斯大林特别强调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应该表现生活真实，而作为社会主义艺术家则应主要表现“把生活引向社会主义的东西”，即表现生活中本质的东西和发展的趋势。他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本质特点之所在。当然要做到这一点，离不开正确思想的指导，斯大林那么说，是为了强调艺术创作不应从概念出发，而应从实际生活出发。

重视真实地表现生活，是斯大林的一贯思想，这一点也具体表现在他对许多作品的评价中，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如此，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初仍然如此。同某些人的断言相反，斯大林并不喜欢粉饰生活和一味歌功颂德的东西，他重视的是那些深刻揭示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的作品。上面说过的他对布尔加科夫的《土尔宾一家的日子》的肯定，还有他对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的重视，就是鲜明的例子。又如乌克兰剧作家柯涅楚克在战争年代写了一个叫作《前线》的剧本，其中表现了刚愎自用的前线总指挥戈尔洛夫与懂得现代战争规律的年轻军长奥格涅夫之间的冲突，批评了前者。当这个剧本在《真理报》连载时，有人打电报给最高统帅部，认为它是对苏联红军的恶毒攻击，要求停止连载和禁演。斯大林打电报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您对这个剧本的评价是不正确的。这个剧本对红军和红军的指挥人员将会起巨大的教育作用。剧本正确地指出了红军的缺点，对这些缺点闭眼不看是不正确的。应当有勇气承认缺点并采取措施消除缺点。这是改善和提高红军的唯一途径。”《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第360页。由于斯大林的干预，这个剧本得以在各地上演。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半期对阿赫马托娃和左琴科的批判也并不表明斯大林有意提倡美化和轻松地表现生活。根据西蒙诺夫的回忆，在审批斯大林奖金获奖作品时，斯大林支持和推崇的作品“与轻松地表现生活毫不沾边”，当时他肯定潘诺娃的《旅伴》、涅克拉索夫的《在斯大林格勒战壕里》和卡扎凯维奇的“悲歌式”的小说《星》，他赞扬潘诺娃的另一部充满矛盾和冲突的小说《克鲁日里哈》，说它“写得很真实”。五十年代初，当“无冲突论”成为一种错误倾向影响了不少作家的创作时，斯大林便出来进行批判，号召作家大胆地表现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他在1952年2月26日的会议上谈到戏剧状况时说：“生活中是有冲突的。这些冲突应该在戏剧创作中得到反映，否则戏剧创作就不存在了……没有冲突，也就没有深度，没有戏剧。”后来流行一时的“我们需要果戈理，我们需要谢德林”的口号，就是他在这次会上提出来的。〔俄〕K.西蒙诺夫：《我这一代人的看法——关于斯大林的思考》，书籍出版社，1990，第204页。当时《真理报》在一篇编辑部文章里传达了斯大林的这个意见，后来它又写入了马林科夫向十九大做的政治报告里。

1929年2月斯大林在会见乌克兰作家时的谈话中就已提出，“不能把纯粹的党的标准机械地搬用到文学界”，他说：“要求美文学及其作家都具有党的观点，那么就得把所有非党人士赶走。”斯大林重视非党作家的创作。他在谈到被拉普批评家归入“同路人”行列的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和拉夫列尼约夫时说：“这两位作家及其作品《铁甲列车》和《决裂》所带来的益处，要比几十个或上百个只会向读者硬灌、不会用艺术笔法写作的共产党员作家大得多。”《电影艺术》1991年第5期，第135、136页。在上述高尔基寓所召开的座谈会上斯大林进一步讲述了党员与非党人士的关系问题。他说：“党员人数少，非党人士要多得多。如果非党工人群众不跟党走，那会怎么样呢？这就是说，需要造成一种影响力，引导他们跟自己走。推开同情者是很容易的，而要取得信任却很难。‘散布恐怖’，把人抛开很容易，把他们吸引到自己这边来难得很。我们为什么解散拉普？就是因为拉普脱离非党作家，就是因为它已不再做党在文学方面的事情了。这些人只是‘散布恐怖’……”《文学问题》1991年第5期，第163页。十多年后，他对自己的看法做了进一步的发挥，谈到了对文学的党性的理解问题。他在1950年的一次会议上说：“人们经常使用‘无党性写作者滚开’这句引文。但是并不明白它的含义。列宁的这句话是什么时候说的？那时我们还处于在野的地位，我们需要把人们吸引到我们这边来。那时人们有的在这边，有的在那边。那时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也都往自己一边拉人。列宁想要说的是，写作是一件具有社会性的事情。当我们处于在野地位时，我们曾反对无党性，向无党性宣战，以便建立我们的阵营。而在掌握政权后，我们就应为整个社会负责，为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士的联盟负责——这一点不要忘记……应当懂得，我们在野时和我们执政后采取的是两种不同的立场。有过这么一个人，叫什么名字来着？是的，叫阿维尔巴赫。起先他还是必需的，后来就成为对文学的诅咒了。”〔俄〕K.西蒙诺夫：《我这一代人的看法——关于斯大林的思考》，书籍出版社，1990，第178页。这里斯大林提出要根据不同情况理解文学的党性原则，反对它的滥用。

斯大林在上述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还谈到对新与旧的看法。他说：“这里大家都反对旧的，——为什么一切旧的都不好？谁说过这话？你们以为在这以前一切都不好，一切旧的东西都应当消亡？谁对你们这样说的？伊里奇总是说，我们把旧的拿来，用它来创造新的。推陈出新，为我所用。我们有时用旧东西的糟粕来遮盖自己，让自己觉得暖和些。不要害怕，不要急于把一切都消灭。”《文学问题》1991年第5期，第167页。他的这段话得到在场的高尔基的赞同。这里斯大林重申了列宁关于新与旧、关于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的看法，这可能对后来“人民性”概念的恢复、古典文学遗产的继承和隆重纪念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活动的开展起了一定作用。

斯大林作为一个政治家，他首先重视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考虑它们的政治影响，在评价作品时，总是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经常以“现在我们是否需要这本书？”为标准来决定这本书的取舍。他反对无思想性，反对形式主义，曾经说过“形式主义不符合人民需要”这样的话。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有较高艺术修养的文学爱好者，重视作品的艺术性，欣赏艺术质量较高、特点比较突出的作品。有时作为政治家和作为文学爱好者的他在评价某些作品时，内心往往出现矛盾和斗争。例如，他觉得吉洪诺夫的诗集《南斯拉夫笔记》里的诗写得不错，但当时苏南两国关系恶化，考虑到政治影响，没有给它评奖。又如他对1952年同时获斯大林奖金的拉脱维亚作家拉齐斯的《走向新岸》和兹洛宾的《斯捷潘·拉辛》的态度是矛盾的。斯大林对《走向新岸》并不喜欢，认为它在艺术上有缺陷，但是考虑到它对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和对国外有影响，便同意给奖。在讨论《斯捷潘·拉辛》时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插曲。斯大林认为它反映了历史真实，艺术上有许多优点，说了许多赞扬的话，称作者是一个有才气的人。不料这时主持会议的马林科夫拿出了一份材料，说有人揭发，小说作者兹洛宾被俘期间在集中营里表现不好。按当时的看法，如把奖金授予这样的人，会产生不好的政治影响。正在踱步的斯大林听到这话后站住了，沉默很久，又走动起来，一边走，一边嘴里说：“原谅还是不原谅？”这样来回走了三趟，最后终于说：“原谅吧。”〔俄〕K.西蒙诺夫：《我这一代人的看法——关于斯大林的思考》，书籍出版社，1990，第189页。显然，他在来回走动时是在想，是首先考虑政治影响，还是首先考虑这是一部好作品，这一次他选择了后者。

二

根据现在看到的材料，斯大林在担任总书记后的六七年内基本上没有过问文学界的事。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上半期，参加文学界的活动比较多的，是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斯大林关心和直接抓文学工作是从二十年代末开始的。我们知道，二十年代的苏联文学界派别林立，团体众多，各团体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论战连绵不断。俄共（布）中央1925年做出《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的目的之一，是解决文学界的团结问题。但是这个目的未能完全达到，文学界仍纷争不已。当时拉普唯我独革，排挤所谓的“同路人”作家，动不动就抡起大棒打人，许多人很有意见。1929年斯大林连续写了几封信（《答比尔·别洛采尔科夫斯基》《答共产党员作家》《致费里克斯·康同志》等），就文学问题和某些具体作品（例如布尔加科夫的《土尔宾一家的日子》、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等）的评价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批评了拉普某些成员的极左表现。与此同时，联共（布）中央也对拉普领导人的宗派主义以及在文学界发号施令的错误做法提出了批评。但是不团结的问题仍没有完全解决。于是以斯大林为首的中央经过认真考虑，于1932年4月23日做出了《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议，决定取消无产阶级作家团体，成立单一的苏联作家协会。这个决定得到许多作家（尤其是所谓的“同路人”）的拥护，他们立即联名上书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等表明自己的态度。当时法捷耶夫、基尔顺等拉普领导人有抵触情绪，也上书中央，斯大林亲自做工作，说服了他们。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决定成立了以高尔基为名誉主席、格隆斯基为主席的苏联作协筹委会，负责有关召开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和筹建作协的具体工作。在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的几年内，文艺工作成为联共（布）中央的工作重点之一。据统计，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的问题大约有三分之一与文艺有关。

上面说过，苏联社会主义文学是一种崭新的文学。它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得到迅速发展，创作出了一批优秀作品，积累了不少经验。文学界的许多人早就觉得有必要对这种新文学的特点进行理论上的概括，二十年代以来就使用过“新现实主义”“社会现实主义”“宏伟现实主义”“英雄现实主义”“浪漫现实主义”“倾向性现实主义”“辩证现实主义”等术语来表达这种新的文学现象。在召开代表大会前，对新文学的本质特点进行进一步的理论概括并寻找一个合适概念来加以表述，成为筹委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当时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开会进行了讨论。会前斯大林与格隆斯基进行了商议。格隆斯基建议把苏联文学的创作方法“称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称为共产主义现实主义则就更好”。斯大林对他的提法做了修正，他说，为了团结广大文学艺术活动家，没有多大必要去强调苏联文学艺术的无产阶级性质，而把共产主义作为具体的目标提出来，这就有些冒进了。他主张采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法，因为第一，它比较简短；第二，好理解；第三，指出了文学发展的继承性（由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文学问题》1989年第2期，第147～148页。在讨论会上，原拉普领导人基尔顺、阿菲诺盖诺夫等人坚持他们提出的“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斯大林在这次长达六七个小时的会议上先后发言十到十五次，进行耐心的说服。后来斯大林在上文提到过的在高尔基寓所召开的座谈会上再次进行了解释，就这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文学的基本创作方法”的提法才最后确定下来，并写入了作协章程草案。这里应该指出，根据当时的提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只是苏联文学的“基本方法”，并不排斥其他方法。在提交代表大会讨论的章程草案中强调说：应保证“选择各种各样的形式、方法和体裁”的可能性，后来在讨论中才把“方法”二字改为“风格”。尤金在关于章程的报告中曾批评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只是肯定现实的说法，强调它“就其实质而言是批判的”。《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速记记录》，国家文学出版社，1934，第666页。后来出现的“唯一创作方法论”“只准肯定现实论”是违背当年提出时的初衷的。

由于种种原因，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的会期曾几次往后推，它到1934年8月17日到9月1日才胜利召开。于是统一的作家协会宣告成立，高尔基当选理事会主席团主席，谢尔巴科夫当选书记处第一书记。新成立的作协做了许多工作，在组织文学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成为联共（布）联系作家的主要纽带。当然在它的工作中也存在不少问题，作协领导机关后来沾染上了官僚作风，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作家群众，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这种组织形式的合理性和它曾起过的积极作用。

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在作家协会成立前后做出一系列改善作家的物质条件的决定，例如调整稿酬，改善作家居住条件，使其能享受科研工作者的同等待遇，拨专款修建创作之家和休养所，计划建“作家城”等。此外，在斯大林亲自倡议下创办了高尔基文学院，并开始修建文学院大楼。而最重要的一项措施是成立文学基金会，后来在五六十年的时间内广大作家的生活能得到保障，文学基金会起的作用不小。苏联解体后被抛到“野蛮的市场”上后生活变得没有着落的作家们，都对它表示怀念。事实说明，斯大林在支持文学事业方面一直是比较慷慨的，他曾反复说过：“我们不吝惜钱。”应该说，苏联文学的发展和创作成就的取得，是与斯大林领导的苏维埃国家这位慷慨的“赞助人”的支持分不开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苏联历史上的一个复杂时期。一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人们的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苏联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日益扩大；另一方面，又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在国内，尤其在党内搞过火斗争，肃反扩大化达到惊人的程度，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造成了许多人间悲剧。这场风暴也袭击了作家队伍，许多人成为受害者。在作家中，首先受到惩治的是过去赞成过托洛茨基的观点和参加过托洛茨基派的一些活动的人，再就是与国外联系较多的作家。打击面是比较宽的。不过斯大林也保护过一些人，例如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爱伦堡等。当然这个巨大历史悲剧的出现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各种主客观原因，应该进行深入的、实事求是的分析，认真总结教训，以免重演。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下半期，在斯大林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了几场大的批判运动，其中1946年对《星》和《列宁格勒》两份杂志以及阿赫马托娃和左琴科这两位作家的批判声势很大。这场运动的整个过程是这样的：

4月13日 斯大林在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宣传部工作时，批评莫斯科的《新世界》和列宁格勒的《星》杂志。

6月26日 列宁格勒市委常委批准《星》杂志新编委会名单，左琴科成为编委之一。

7月6日 《列宁格勒真理报》发表盖尔曼的文章赞扬左琴科。

7月底 《星》第5～6期合刊（这一期是原来的编委会签发的）转载了左琴科的《猴子奇遇记》（原载儿童刊物《穆尔济尔卡》）。

8月7日 亚历山大罗夫和叶戈林向日丹诺夫递交《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的报告和第一份决议草案。

8月9日 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开会，会议由马林科夫主持，斯大林、日丹诺夫、列宁格勒党组织的领导人和部分作家参加。斯大林在会上严厉批评《星》和《列宁格勒》杂志。

8月14日 联共（布）中央组织局通过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在决议的未公布部分写明给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卡普斯京以警告处分，给市委宣传部长希罗科夫以撤职处分。

8月15日 日丹诺夫在列宁格勒召开的党员积极分子大会上做报告。

8月16日 列宁格勒召开作家、文学和出版工作者大会，日丹诺夫在会上做报告，十六位作家发言。

8月20～21日 《文化与生活报》和《真理报》先后发表联共（布）中央《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在这之后各地召开会议批判左琴科和阿赫马托娃，报刊上开始发表批判文章。

在联共（布）中央组织局8月9日召开的会议上斯大林发表了总结讲话。他首先强调指出：“我们列宁主义者这认为，各种杂志，不管是科学杂志还是文艺杂志无论如何是不可能不问政治的……直截了当地说，我们要求领导文学的同志和从事写作的人按照缺了它苏维埃制度就不可能存在的政治行事，不用藐视一切和无思想性来教育我们的青年，不要让左琴科之流来教育人，因为他们宣扬无思想性……”《斯大林文集》第16卷，第2版，第1册，ИТРК出版社，2011，第372页。

接着斯大林讲第二个问题，即非政治化产生的只讲友情，不进行批评的偏向。他问道：“是友情高还是国家利益高？我认为是国家利益高。人们往往看风使舵。不应当害怕有人批评。没有批评什么也干不成。”他认为应当欢迎批评，因为没有批评，一个人可能烂掉。他认为某些文学领导人缺乏欢迎批评的精神，为了友情而放弃青年的利益，放弃国家的利益，这是不对的。《斯大林文集》第16卷，第2版，第1册，ИТРК出版社，2011，第373页。

斯大林在谈到杂志编辑部应该怎样做的问题时指出，苏联的杂志不是私人企业，而是人民的杂志，谁也无权使其适应那些不想承认我们的任务和我们的发展的人的口味。他还说，我们有我们的要求，这就是教育青年和培养青年，而阿赫马托娃和那位只会讲粗俗故事的左琴科根本不能教育人，就不必对他们讲客气。《斯大林文集》第16卷，第2版，第1册，ИТРК出版社，2011，第374～375页。

在具体谈到《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时，斯大林主张加强《星》杂志的领导，不能让像左琴科那样的人进入编委会。同时，他提出停办《列宁格勒》杂志的问题。

根据参加会议的一些人的回忆，斯大林除了上述总结性讲话外，在会议讨论过程中还发表了一些看法。根据维什涅夫斯基说，斯大林在会上曾插话批评许多作家崇拜西方和外国人。维什涅夫斯基还说，斯大林在插话时曾多次谈到左琴科，指责他对战争视而不见，说他的那种写猴子的奇遇的小说根本不能提高杂志的声誉。斯大林在批评左琴科时，甚至用了骂人的字眼。

最近一些俄罗斯学者经过研究后提出，这次批判与苏共领导集团内部的争权斗争有关，具体地说，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联共（布）党内以日丹诺夫为一方和以马林科夫、贝利亚为另一方的斗争的表现。他们认为马林科夫、贝利亚利用斯大林对列宁格勒的猜疑以及对阿赫马托娃和左琴科的不满制造事端，发动这场批判斗争，目的在于削弱当时作为第二号人物的日丹诺夫的势力。在事情发生的过程中确实也有一些令人感到奇怪之处。那篇被大批特批的《猴子奇遇记》本来是一篇儿童文学作品，在《穆尔济尔卡》上发表后又曾收入作者的一个短篇集，它是在作者并不知晓的情况下在《星》杂志上刊出的，这一期杂志出版的时间又正好是在作者当上该杂志编委之后。这里显然是有人做了手脚，为兴师问罪制造借口。内幕究竟如何，尚待进一步研究。但是1946年发生的这个震动文学界的事件掺杂着领导集团内部政治斗争的成分这一点，是有可能的。

应该说，斯大林的文艺政策前后还是有变化的。在前期他并不主张完全采用行政命令手段来解决创作中的问题。他在《答比尔-别洛采尔科夫斯基》这封信里谈到对戏剧创作时说：“‘批评’和要求禁止非无产阶级的作品是很容易的。但是最容易的不能认为是最好的。问题不在于禁止，而在于通过竞赛，创作真正的、有意思的、富有艺术性的苏维埃性质的剧本，来代替旧的和新的非无产阶级的低级作品，逐步地把它们从舞台上排挤下去。”《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第281页。他反对拉普理论家不加具体分析动不动就把有缺点的作品打成反苏维埃作品的做法，强调说，不能给艺术作品“下判决”，对它“只能进行争论”。在他的直接干预下，某些作品才得以出版。到后期情况有所变化。1944年1月，他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就对杜甫仁科的电影小说《战火中的乌克兰》下了判决，将其称为“与列宁主义敌对的、与我们党的政策以及与乌克兰人民和全体苏联人民的利益敌对的狭隘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的纲领”。《斯大林文集》第18卷，联盟信息出版中心，2006，第342页。而对阿赫马托娃和左琴科的批判，更是这种“下判决”的集中体现。不过话又要说回来，在这次批判后，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极端手段。过了十一个月，斯大林同意《新世界》杂志发表左琴科的《游击队员的故事》。列举上述事实意在说明，对斯大林的文艺政策应做全面分析，避免做简单片面的结论。

三

接下来说一说斯大林与作家的关系。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是俄罗斯文学的一个兴盛时期。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雄风犹在，一些大家仍在进行创作。在批判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出现了新的革命文学，出现了一些著名作家。在此同时现代主义文学兴起，象征派、未来派和阿克梅派都有一些著名的领军人物。十月革命后，一大批作家因为反对苏维埃制度而流亡国外，成为侨民，他们在国外继续进行创作，形成所谓侨民文学的第一浪潮。留在国内的作家在不同程度上接受苏维埃政权，不过他们的思想观点不尽一致。十月革命前后大批新人陆续登上文坛。其中一部分人接受了外来文艺思潮的影响，思想和创作都比较复杂，这些人当时被称为“同路人”，并且分为各种派别，各自成立自己的组织。而大部分人则是来自生产战线的工农青年以及参加过革命斗争的战士，他们自称无产阶级作家，人多势众，开始在文坛上起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成立的“拉普”成为最大的作家组织。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作家队伍的情况大致如此。

斯大林根据作家的不同情况不同表现，对他们采取不同的态度。他尊重和重视老一代作家中的革命作家，首先是像高尔基这样的人。他与高尔基的直接交往开始于1928年，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变得频繁起来。在他心目中高尔基是一个大人物，不仅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政治人物；不仅是一笔艺术资本，而且是一笔政治资本，需要爱惜。同时，他认为高尔基是一个搞艺术的人，容易受感情和情绪的支配，有时可能偏向一边，无意中做出不利于党的事情来。在这一点上，他的看法是与列宁相近的，当年列宁也在高度评价高尔基的艺术才能和所起作用的同时，也指出他“在政治上最没主见而且惯于感情用事”《列宁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90，第435页。，因此斯大林要求周围的人对高尔基采取十分小心谨慎的态度，爱护好“党和国家的这笔极其宝贵的财富”。为了表示对高尔基的高度尊重，给了他很高的荣誉。斯大林亲自建议把高尔基的故乡下诺夫哥罗德市改名为高尔基市，用高尔基的名字命名莫斯科的一条大街和莫斯科艺术剧院，隆重庆祝高尔基从事文学活动四十周年。在筹备成立苏联作家协会时，斯大林请这位文学界的元老担任作协筹委会名誉主席，并请他在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做主旨报告，建议大会推选他为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团名誉主席。

而从高尔基方面来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以批判态度对待抽象人道主义，转而提倡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关心国内社会主义建设，支持斯大林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他赞扬农业集体化运动，支持当局对一系列破坏活动采取严厉惩罚措施，赞成苏联政府实行的劳改政策。对此斯大林当然是满意的。可见，两人是相互信任并在许多问题上是有共同语言的。总的来说，他们的关系比较融洽，甚至可以说是亲密的。有一段时间，他们的住处离得较近，两人经常见面，亲切交谈。同时常有书信来往。斯大林虽像他后来在一封信里自白那样“在写信方面像猪那样懒惰”，《新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第289页。但总共还是写了十七封信外加一个贺电；高尔基自然写得更多，总共写了五十二封信，再加上一个贺电和一个慰问电。来往信件之多，这在斯大林与作家通信中是首屈一指的。

从他们交往中可以看出，斯大林尊重高尔基，认真听取他提出的建议，在多数情况下加以采纳和付诸实施。有时虽然心里不愿意，但为了表示尊重，也违心地同意了。例如当高尔基替反对派首领布哈林和加米涅夫说情，请求安排他们的工作时，斯大林就是这样做的。斯大林还应高尔基的请求，认真阅读他送来的稿子，对其中一些文章进行了赞扬，也对个别文章不客气地指出批评。高尔基则常在自己的信里表达对斯大林的敬慕的感情，关心他的健康和人身安全，不止一次地提醒他注意。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两人的关系已达到十分亲密的程度。

当然，两人在大方向一致的情况下，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有过不同意见。这种情况曾出现在召开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和成立苏联作家协会的时候。高尔基对斯大林做出的解散拉普、成立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的决策是支持的，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出现过分歧。高尔基主张让布哈林在大会上做关于诗歌的报告，并在新成立的作协的领导班子的组成上提出了不同意见，斯大林虽然心里不同意，但是从大局出发，做了让步和妥协，使问题得到了解决，结果代表大会开得很成功，实现了文学界的大团结。另外，在就一些问题（例如关于语言问题和形式主义问题）进行讨论和争论时，两人的看法也不尽一致。由于斯大林采取慎重的态度，没有使分歧和矛盾扩大。

高尔基是在1936年6月18日逝世的。在他逝世后的一段时间内并没有人对他是病故的这一点产生和提出疑问。到大清洗时，却把高尔基说成是根据托洛茨基的指示被谋杀的。这显然是没有根据的。“改革”年代出现了另一种说法，说什么高尔基与斯大林存在着矛盾和对立，斯大林认为高尔基的存在构成了对他的危险，便把他“除掉了”。这同样是毫无根据的。这不仅违反斯大林与高尔基思想观点一致和关系密切的基本事实，而且也不符合经过反复研究做出的医学结论。

斯大林大概在1912年创办《真理报》时就认识诗人和寓言作家杰米扬·别德内依，可以说是“老战友”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两人关系比较密切。但是到三十年代初情况发生了变化。斯大林认为别德内依在他的作品中宣传了错误思想，而别德内依未能很好接受批评，两人的关系变得疏远起来。老一代的革命作家还包括绥拉菲莫维奇，斯大林是尊重他的，但是交往不多。而在流亡国外的作家中，斯大林似乎特别看重布宁的才华和欣赏他的文学笔法。他曾指示驻法使馆注意布宁的思想动向，做过劝说其回国的尝试，但没有成功。这里要特别说一说那位曾一度流亡国外、1923年回国的A.托尔斯泰的情况。斯大林对他这样做当然感到满意和表示欢迎，给了他特殊的礼遇。一方面在生活上尽可能给予照顾，另一方面在政治上信任他，给他较高的地位。他当选最高苏维埃代表，进入了苏联作协的领导班子，成为科学院院士，被授予列宁勋章。他的创作也受到重视，曾先后三次获得斯大林奖金一等奖。托尔斯泰为了表示对斯大林的感激之情，创作了中篇小说《粮食》，其中写了国内战争期间保卫察里津之役，颂扬了斯大林的英明领导。斯大林与这位被称为“红色伯爵”的作家之间的关系的主要特点是客客气气，相互尊重，没有发生过争执和纠纷，不过还不完全像一家人那样亲密无间。

再讲一下斯大林与老一代诗人的关系。由于勃洛克与勃留索夫先后于1922年和1924年早逝，斯大林未能与他们有具体的接触。他看重的有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和帕斯捷尔纳克三人，据说1924～1925年曾会见过他们，与他们商讨过把他的故乡格鲁吉亚诗人的作品译成俄语的问题。不久叶赛宁自杀身亡，这样就剩下马雅可夫斯基和帕斯捷尔纳克两人。先说马雅可夫斯基。这位诗人曾是未来派的主要代表之一。他接受了十月革命，同时诗歌风格也发生了明显变化，这使得他的作品既保持着语言的新颖奇特，不落俗套，又易于理解和接受，因而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斯大林原来对诗人的艺术风格有一定的保留，这时也表示要像老百姓喜欢那样喜欢他的诗歌，曾几次出席诗人的朗诵会，听完朗诵热烈鼓掌表示赞赏。

但是不幸的事发生了，马雅可夫斯基于1930年4月14日开枪自杀。斯大林感到突然，思想感情是比较复杂的，他在痛惜之余感到失望，对诗人的态度变得比较冷淡起来。而马雅可夫斯基去世后，受到冷遇，他的文学遗产不受重视，全集未能顺利出版，马雅可夫斯基陈列室没有如期设立，等等。于是诗人的女友莉丽娅·勃里克于1935年1月24日给斯大林写信反映这些情况，斯大林在信上做了批示，其中说“马雅可夫斯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苏维埃时代最优秀的、最有才华的诗人”。斯大林做这样的批示，说明他对马雅可夫斯基的态度有了新的变化。在这之前他似乎对帕斯捷尔纳克抱有很大希望，也许曾有意把他树为诗歌界的旗帜。帕斯捷尔纳克也很崇敬斯大林，两人有过直接接触，关系显得非同一般。布哈林在第一次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做关于诗歌的报告时，把马雅可夫斯基与已故的勃洛克、勃留索夫、叶赛宁等人放到所谓的“转折时期”来讲，言下之意，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在《同时代人》一节里则突出帕斯捷尔纳克，称他为“当代最优秀的诗歌巨匠之一”。事先斯大林曾经看过这个报告，没有对这些说法提出反对意见。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帕斯捷尔纳克被看作苏联首屈一指的诗人，大有被树为旗帜之势。但是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重在抒发内心的感受，具有远离现实生活斗争的倾向，语言过于雕琢，不易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斯大林虽然看重帕斯捷尔纳克的才华，但是认为他的创作并不完全符合自己对文学的要求，同时也知道布哈林对他的赞扬遭到了文学界许多人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觉得需要慎重考虑在诗歌界树谁为旗帜的问题。恰好在这时收到了勃里克的信，便做了上述批示。批示中说“马雅可夫斯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苏维埃时代最优秀的、最有才华的诗人”，这不无批评和纠正布哈林的说法的意思。斯大林的批示使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得到进一步的传播，使他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对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的确定起了很大作用。

刚才已经讲到了斯大林与帕斯捷尔纳克的关系，这里再补充几点。三十年代初原来没有完全接受苏维埃时代的现实的帕斯捷尔纳克有了较大转变，思想感情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31年的格鲁吉亚之行加深了他对这一方沃土培育出来的斯大林的认识和了解，使他对斯大林产生了一种敬爱之情，他曾带头写献给斯大林的诗，这种感情保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帕斯捷尔纳克除了在诗歌创作上有其特点外，而且具有独特的性格、价值观念和处世态度，喜欢谈论哲理性问题，思考问题有不同于常人之处。斯大林对这一点也是了解的，因而对他的某些表现表示理解并采取宽容的态度。例如1937年肃反期间，作家协会曾起草赞同判处图哈切夫斯基等人死刑的信，要求帕斯捷尔纳克签名。他拒绝了。在当时签名不签名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态度问题，不签名自己就有被追究和被捕的危险。亲人们再三劝说，他固执己见，就是不签，理由是自己无权充当决定别人生死的法官。如上所说，斯大林理解有才华的人个性强的特点，知道这个情况后说了“别动这个远离尘世的人”这样一句话，使他免遭一场劫难。在随后十多年里，帕斯捷尔纳克虽与斯大林联系不多，但大概由于斯大林的关照，遇事才能逢凶化吉。

再讲一讲斯大林与曼德尔什塔姆的关系。他知道这位诗人，但是没有同他有过直接联系和交往。曼德尔什塔姆于1933年11月写了一首被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称为“没有先例的反革命文件”的猛烈攻击斯大林的诗，他在此诗流传开来后于1934年5月被捕。布哈林给斯大林写信为他求情，斯大林立即在信上批道：“是谁给他们逮捕曼德尔什塔姆的权力的？不像话……”同时他又给帕斯捷尔纳克打电话了解曼德尔什塔姆的情况，主要想知道这位诗人是不是“大师”。结果曼德尔什塔姆被从轻发落，被判处三年流放，送到条件较好的沃罗涅日服刑。斯大林比较宽容的态度使得曼德尔什塔姆的思想感情发生重大变化，写了《颂歌》等颂扬斯大林的诗。他在1937年流放期满后回到莫斯科时正是大清洗时期，可是他活动频繁，朋友们同情他的遭遇，把他看作受难者。不少原来与他意见不合、对他没有好感的作家非常不满，而且将这些表现视为政治问题。作协领导人斯塔夫斯基便请求内务人民委员部帮助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曼德尔什塔姆再次被流放，而且被送往远东，最后病死在那里，结果造成了本来有可能避免的悲剧。

通常被归入“同路人”的著名作家有A.托尔斯泰、皮利尼亚克、普里什文、巴别尔、费定、爱伦堡、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拉夫列尼约夫、列昂诺夫、吉洪诺夫、左琴科等人，此外还有一位算不上是“同路人”的布尔加科夫。A.托尔斯泰的情况比较特殊，斯大林与他的关系上面已做了介绍。布尔加科夫的情况也在上面提到过，斯大林曾肯定他的剧本《土尔宾一家的日子》。当布尔加科夫因生活和创作陷入困境，上书中央要求允许出国时，斯大林亲自打电话给他，为他安排工作，使得他留了下来，并能继续进行创作。

总的说来，斯大林并不因为“同路人”不是党团员和思想有摇摆而对他们另眼看待。他重视他们当中有才华的人并肯定他们的有价值的作品。1929年他在会见乌克兰作家时曾提到分别写了《铁甲列车》和《决裂》的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和拉夫列尼约夫这两位“同路人”作家，说他们带来的益处要比十个、二十个或一百个不会用艺术方法写作的党员作家多得多。《电影艺术》1991年第5期，第135页。斯大林对“同路人”作家创作的重视可见一斑。另一位“同路人”作家列昂诺夫也引起斯大林的注意。他仔细读过这位作家的长篇小说《贼》，并对其另一部长篇小说《通向海洋的道路》提出过修改意见。战争年代则对剧本《侵略》做了高度评价，打电话给列昂诺夫进行了赞扬，支持它上演。再说一说斯大林与爱伦堡的关系。他不仅重视这位作家的文学创作，肯定他的一系列作品尤其是称赞写国际题材的《巴黎的陷落》和《暴风雨》，而且觉得此人有政治头脑，再加上在国外有广泛的联系和较大的影响，便一直把他视为有用的人才，尽量加以保护和利用。

不过斯大林与“同路人”作家中的一些人也有过纠葛，例如他与皮利尼亚克之间就发生过。这位作家在中篇小说《不灭的月亮的故事》中写了一位高级将领住院治病时根据上面的命令动手术而死亡的事。这样写实际上影射攻击斯大林，说红军统帅伏龙芝就是这样根据他的命令被整死的。小说发表后联共（布）中央通过决议，认定这是“对中央和党的恶毒攻击”，下令没收发表这部小说的杂志。皮利尼亚克做了检查，承认了错误，不过当时并没有受到严厉的处分。他照常能够发表作品，而且还同斯大林有书信来往。斯大林曾几次同意他出国访问，他访问回来后还向斯大林汇报，看来关系比较正常。从中看不出斯大林有记仇的表现。大清洗时他主要因被控充当外国间谍而被处决。有人认为斯大林没有保护他是因为没有忘记他对自己的攻击，甚至有人认为斯大林一直怀恨在心，乘机除掉他，这只能是一种缺乏根据的猜测。

新生代作家遍及小说、诗歌、戏剧各个领域。斯大林对这一代人比较关心和重视，对他们表示支持，帮助他们解决创作上和生活上遇到的问题。他信任其中的少数人，委以领导作家协会的重任。受到他的器重或与他有较多联系的有小说家法捷耶夫、肖洛霍夫、巴甫连柯、利别进斯基、潘菲洛夫、西蒙诺夫等，诗人别泽缅斯基和米哈尔科夫以及剧作家比尔-别洛采尔科夫斯基、阿菲诺盖诺夫、维什涅夫斯基、基尔顺、波戈廷、柯涅楚克等。斯大林与这些作家或有直接的交往，或曾与他们通讯联系，为他们解决生活和创作中的问题，对他们的作品做出评论。法捷耶夫是原“拉普”领导人中第一个得到斯大林信任和重用的作家。他曾先后两次被任命为作协的主要领导人，第一次称为作协主席团责任书记，第二次称为总书记。斯大林不仅赋予他领导作协的重任，而且关注他的创作，曾对他的长篇小说《青年近卫军》提出修改意见。法捷耶夫接受了，对小说做了重大修改。上文提到过，斯大林虽指出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有一些极为错误的东西，但仍肯定这部作品。后来当他得知小说第3部的发表遇到困难时，便亲自过问，在了解情况后准予继续连载。肖洛霍夫曾给斯大林写信反映他家乡的地方政府强征粮食造成农民吃不饱饭并有完不成春播计划的危险，斯大林收到信后立即做出反应，采取了具体措施。由于肖洛霍夫常向斯大林“告御状”，当地受到处分的干部怀恨在心，便捏造罪名，企图逮捕他，于是他便秘密跑到莫斯科求见斯大林，斯大林保护了他。再说一说西蒙诺夫。斯大林十分看重这个年轻人，他刚三十岁出头就被任命为作协副总书记。斯大林重视他的创作，肯定他的作品，这使得他连续六次获得斯大林奖金。在诗人当中米哈尔科夫受到了斯大林的青睐。最典型的例子是1943年在征集苏联国歌歌词时，斯大林从收到的大量歌词中看中了当时还不那么有名的米哈尔科夫和他的朋友埃尔-列吉斯坦的作品，并且具体帮助他们修改定稿。斯大林重视戏剧创作，曾对许多作品作过评论和提出过修改意见。这里只提一下他对柯涅楚克在战争年代写的剧本《前线》的评价。这个揭露部队高层领导的矛盾的剧本发表后，西北方面军司令员铁木辛哥对其持否定态度，他打电报给斯大林要求禁止。而斯大林做了完全相反的评价，认为它对红军和红军的指挥人员将会起巨大的教育作用。这个剧本得到斯大林的肯定后，在全国各地成百家剧院同时上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以上用较多的篇幅讲了斯大林与作家的关系。这主要是因为斯大林与这一部分知识分子接触较多，关系比较密切。把许多事实展示出来，有助于比较直观地说明他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和态度。在斯大林时代，由于创作受到了重视、生活得到了保障，许多老作家焕发出青春，写出了不少重要的作品，同时一大批年轻人离开车床和放下犁杖，加入到文学创作的队伍中来，连连有不凡的表现。例如，在小说创作方面，高尔基发表了他的巨著《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A.托尔斯泰完成了三部曲《苦难的历程》后，又创作了长篇小说《彼得一世》，绥拉菲莫维奇写了《铁流》，富尔曼诺夫则写了《恰巴耶夫》，肖洛霍夫除了巨著《静静的顿河》外，还写了《被开垦的处女地》，法捷耶夫先后创作了《毁灭》和《青年近卫军》，身残志坚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写出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样的名篇，西蒙诺夫则写了《日日夜夜》，等等；在诗歌创作方面出现的重要作品有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和《好！》，吉洪诺夫的长诗《基洛夫和我们在一起》，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春草国》和《瓦西里·焦尔金》，还有伊萨科夫斯基、希帕乔夫等一批诗人的脍炙人口的抒情诗；在戏剧创作方面则有波戈廷的《带枪的人》和《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列昂诺夫的《侵略》、柯涅楚克的《前线》，等等。许多作品反映了俄罗斯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新生活的斗争，歌颂了英雄人物，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喜爱。不少作品传到了国外，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

斯大林的文学思想不仅是发展社会主义文学的指南，而且是强大的思想武器；他的文学政策包含着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这是这位伟人留下的一份宝贵的遗产。如果把它研究清楚，很好地继承下来，不仅能对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文学事业起重要的借鉴作用，而且也可为我们批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文学思想和文学观点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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