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与知识分子

关于知识分子，斯大林有过许多论述。他对“知识分子”的概念做了说明，讲了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区分了知识分子的不同类型，叙述了十月革命后知识分子的变化。总的说来，他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不过对新旧知识分子态度有所不同。他特别重视培养新一代的知识分子，爱护和器重他们。而对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则根据他们不同的政治表现和工作态度，给以不同的对待。在各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中，有一个时期他特别关注所谓技术知识分子的培养，后来他又在关心和引导所谓创作知识分子方面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与其中不少人有过密切的交往。斯大林在当政时期，曾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以保证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和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使他们能安心工作，同时大力奖励他们当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另一方面，也对他们的错误思想和言行进行批评，发动过几次批判，有时不免有过头之处，伤害了一些人。总之，斯大林与知识分子这个题目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现概述如下。

一

首先讲一下关于知识分子的概念。所谓“知识分子”通常指的是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们，他们有别于从事体力劳动的工农大众。当然，这只是一个大致的划分。在这两者之间还有一些可以说从事半脑力和半体力劳动的人，例如在某些服务行业工作的人以及各种管理部门的人员。通常这些人不归入知识分子之中。而知识分子就其工作的性质和特点来说，又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其中包括各个学科和各个部门的研究人员以及不同专业的技术干部；另一类则是从事文化艺术工作的人员，其中包括作家、画家、戏剧家、音乐家、雕塑家等。

接下来讲一讲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中占有什么地位和起什么样的作用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曾经有过一些不同的看法。有人用超阶级的观念来看待知识分子，认为这不是任何特殊的社会集团，不属于任何阶级，而是社会的精英，他们是超阶级的，所表达的是全人类的理想。在俄罗斯，这样的看法十月革命前曾比较流行。另一些人则用阶级观点来看待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由不同阶级的人构成，因而有不同的类型，例如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民知识分子，甚至还有流氓无产者知识分子等。还有人则认为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阶级。十月革命后，上述不同的看法还存在了一段时间。

1936年在制定苏联新宪法时，草案的第1条里把苏联称为“工农国家”，当时曾有人表示异议，提出用“劳动者国家”“工农和劳动知识分子的国家”等提法来代替，后一种提法实际上把知识分子看作一个与工农相并列的阶级。斯大林在关于新宪法草案的报告里表示不能采纳这样的修改意见。他指出，“宪法草案第1条说明的是什么呢？它说明苏联社会的阶级成分。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在宪法内是不是可以不提到我国社会的阶级成分问题呢？不可以。大家知道，苏联社会是由两个阶级，即工人和农民组成的。宪法草案第1条说的正是这一点。所以，宪法草案第1条正确地反映了我国社会的阶级成分。也许有人会问：那么劳动知识分子呢？知识分子从来不是一个阶级，而且也不能是一个阶级，——它过去是、而且现在还是由社会各阶级出身的人组成的一个阶层。从前，知识分子是出身于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有一部分是农民出身，而工人出身的是极少数。而在我们苏维埃时代，知识分子主要是工农出身的。可是，不管它的出身如何，不管它的性质怎样，它还是一个阶层而不是阶级”。《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第120页。

斯大林在他的报告里明确指出，知识分子不是一个阶级，而是由社会各阶级出身的人组成的一个阶层，无论在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他还指出，与过去不同的是，现在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各方面享有与工农完全平等的权利。

在这之后不久，斯大林于1937年1月8日会见了来访的德国作家福伊希特万格，两人在谈话中谈到了知识分子问题。福伊希特万格大概看到了斯大林的报告，便问他在报告里把知识分子确定为阶级之间的阶层是什么意思。斯大林做了详细的说明。他说：“我说的是对知识分子的通常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没有说任何新的东西，只是说阶级是生产过程中占有一定稳定的和固定的地位的人群。工人阶级生产一切而不占有生产资料。资本家掌握着资本。没有他们，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就无法进行。地主掌握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农民掌握小块土地并租地来种，但在农业中占有一定的地位。知识分子是提供服务的人，不是社会阶级。他们本身什么也不生产，在生产过程中不占有独立的位置。在工厂里有知识分子——他们为资本家服务。在地主庄园和领地里有知识分子——他们为地主服务。只要知识分子一开始不好好干，就会被别的人所取代。也有一批像文学家和文化工作者那样的不与生产相联系的知识分子。”他还说，当知识分子不考虑社会的需要给自己提出独立的目标并试图实现这种目标时，他们就会遭到失败。他强调说：“知识分子所起的作用是辅助的作用，这作用相当光荣，然而是辅助的。知识分子愈了解统治阶级的需要，服务得愈好，他们所起的作用就愈大。在这些范围内，在这个基础上，他们所起的作用是重要的。”他还指出，知识分子的权利在不同社会是不同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知识分子不享有平等的权利，而在苏联社会主义社会是与工农完全平等的，他们能像工人和农民那样进行劳动，发挥自己的才能。《斯大林文集》第14卷，第2版，联盟信息出版中心，2007，第174～175页。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阶级指的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而分成的集团。斯大林说“阶级是生产过程中占有一定稳定的和固定的地位的人群”，确实是通常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他指出知识分子在生产过程中不占有独立的位置，是提供服务的人，不是社会阶级，他们所起的是辅助的作用。他强调知识分子如不考虑社会的需要而试图提出和实现自己独立的目标，就会遭到失败，但这并不是说他们起不了什么作用。如果他们了解统治阶级的需要并能很好地为其服务，他们起的作用是很重要的。

十月革命后，俄罗斯和后来苏联的知识分子大致可分为旧知识分子和新知识分子这两类。在革命前形成的旧知识分子中政治上比较积极的部分或在国内战争中牺牲了，或自愿地和被迫地定居国外，留在国内的是政治上比较消极的部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这些旧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人对新的苏维埃制度持反对的态度，不接受新的价值观念。他们采取抵制或怠工等消极反抗的做法，成为所谓的“国内的侨民”。但是也有相当多的人希望在新制度下按照自己的专业诚实地工作，开始表现出与新政权合作的愿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旧知识分子队伍逐渐发生了变化，愈来愈多的人转移到拥护苏维埃制度的立场上来。另一方面，苏维埃政权开始大力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大批出身工农和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知识分子开始迅速成长起来，构成了一支新知识分子的大军，逐渐成为整个知识分子队伍的主力。斯大林当政后，知识分子队伍的状况和变化大致如此。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国家进入了工业建设时期，如何造就大批工业建设干部，成为斯大林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1926年4月，他在给列宁格勒党组织积极分子做的关于联共（布）中央全会工作的报告里说：

“……我们现在是处在工业建设时期。现在，我们已从国内战争的战线转到工业战线了。与此相适应，现在我们需要新的工业指挥干部，需要优秀的工厂经理，优秀的托拉斯领导干部，能干的贸易工作人员，聪明的工业建设计划人员。现在我们需要锻炼出经济方面和工业方面新的团长和旅长、师长和军长。没有这样的人材我们就一步也不能前进。

因此，任务就在于从工人和苏维埃知识分子——那些把自己的命运和工人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并且跟我们一道建设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的苏维埃知识分子——队伍中，造就大批的工业建设干部。”《斯大林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4，第126页。

这里斯大林把拥护苏维埃政权的知识分子称为“苏维埃知识分子”，提出要从工人和他们当中造就大批工业化所急需的干部。这说明他对这一部分知识分子的信任和重视。

他在1927年12月召开的联共（布）十五大上做的政治报告中谈到了知识分子队伍发生的变化。他说：“如果以为所有的职员，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对苏维埃政权怀有不满情绪，怀有埋怨和愤懑的情绪，那就错了。虽然新资产阶级中间的不满情绪在日益增长，但是同时知识分子却在分化，数百数千的劳动知识分子离开路标转换派而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了。”他这里说的“路标转换派”指的是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的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一个政治集团。这个集团因1921年7月在布拉格出版《路标转换》文集而得名，它的成员在事实证明用外国武装干涉的办法不能推翻苏维埃政权后，转而指望新经济政策的实行会使苏维埃政权蜕化为资产阶级政权。斯大林指出，不少劳动知识分子已放弃了这样的幻想开始采取拥护苏维埃政权的立场了。他接着说：在这方面带头的是技术知识分子，农村的劳动知识分子，特别是农村教师就更不必说了，他们早已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最后他总结说，“虽然某些知识阶层中的不满情绪在日益增长，但是同时劳动知识分子却正在和工人阶级结合起来”，因此“党的任务就是要继续贯彻孤立新资产阶级的方针，巩固工人阶级和城乡苏维埃劳动知识分子的结合”。《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第272～273页。

1923～1928年顿巴斯坚持反苏维埃立场的专家组织进行各种暗害活动，由于这个组织是1928年年初在顿巴斯的沙赫特区被破获的，因此这些暗害活动被称为沙赫特事件。斯大林在关于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1928年）的总结中就此事件再次谈到关于造就工业建设干部的问题。他说道，“从改进工业的观点来看，沙赫特事件的实质是什么呢？沙赫特事件的实质和意义就是：在保证我国工业有一定数量的忠实于工人阶级事业的专家方面我们几乎是赤手空拳，非常落后，落后得不像样子。从沙赫特事件得到的教训就是：要加速从工人阶级中培养出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并能在技术上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工业的新的技术知识分子”。他接着说，“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抛弃那些不按苏维埃方式思想或不是共产党员而同意和苏维埃政权合作的专家。不，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今后还将用一切办法，尽一切力量去吸收那些在建设我国工业方面愿意和苏维埃政权携手并进的非党专家，非党技术人员。我们决不要求他们立刻抛弃或立刻改变他们的社会政治观点。我们只要求一点：既然他们自愿地同意和苏维埃政权合作，那他们就要老老实实地合作”。他接着又说：“但是问题在于这些愿意和苏维埃政权携手并进的旧专家是相对地愈来愈少了。问题在于以新的一代年轻专家来替换他们是绝对必要的。所以党认为，如果我们不愿意遭到新的意外，那就应当加速造就新的一代专家，并且必须从工人阶级中，从劳动人民中造就这种人材。这也就是说，要造就能够满足我国工业需要的新的技术知识分子。”《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第186～187页。他批评教育人民委员部没有担负起培养新的技术知识分子的任务，决定让它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交通人民委员部分担加速培养的工作。

1930年6月27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做的政治报告中谈到工业和农业方面的干部问题时，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些具体措施，其中包括坚决和暗害分子做斗争，尽量关心和照顾已经和暗害分子划清界限的绝大多数专家和技术人员，组织国外的技术援助，派遣经济工作人员到国外去学习并一般地吸取技术经验，把技术学校移交给各有关经济机关，以便最快地培养出足够的工农出身的技术人员和专家。《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第285～286页。

大约一年后，斯大林在1931年6月23日又在经济工作人员会议上发表了演说。他在谈到工业干部问题时，首先提出工人阶级应该有自己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他指出，随着工业的迅速发展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以前还够用的为数极少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业指挥人员已不够用了，因此旧有的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基地已不够用了，应建立巨大的新的基地网，应当保证有比原来多三倍、五倍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业指挥人员。他还提出，“我国已经进入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工人阶级应当为本身造就自己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造就能够维护工人阶级在生产中的利益，即统治阶级的利益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他强调说：“任何一个统治阶级都不能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苏联工人阶级也不能没有自己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这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怀疑的。”《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61页。

接着他谈到工人阶级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的两个来源，一是由高等学校培养，二是由企业中的实际工作人员、熟练工人、工厂和矿井中的工人阶级文化力量来补充。他又一次谈到应正确对待其中的非党员的问题，提出应大胆提拔他们担任领导职务，批评了那种排挤有能力和有创造性的非党员同志，而把那些即使能力较差和没有创造性的党员提到首位的做法，认为“再没有比这种所谓‘政策’更愚蠢和更反动的了”，“这种‘政策’只能破坏党的威信，使非党工人离开党”。同时斯大林谈到了旧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的转变，他说，与一两年前相比形势已发生变化，这不能不对他们产生影响。新的环境在他们当中“应当造成而且实际上已经造成了一种新的情绪”，“从前同情过暗害分子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已经有了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的明显的征兆”；“现在不仅这一部分旧的知识分子，就连昨天的明显的暗害分子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开始在许多工厂里和工人阶级同心合力地工作，这个事实毫无疑问地说明了旧的技术知识分子的转变已经开始”。由此斯大林得出结论说：“我们对待旧的技术知识分子的政策也应该根据这种情形而改变。在暗害活动猖獗时期，我们对旧的技术知识分子的态度主要地表现于粉碎政策，而现在当这些知识分子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的时期，我们对他们的态度就应该主要地表现于吸收和关怀他们的政策。”《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62～66页。

1934年7月，斯大林在和英国作家威尔斯谈话时也谈到了技术知识分子问题。他说：“我们苏联人对于技术知识分子有不少切身的经验。十月革命以后，一部分技术知识分子不愿意参加新社会的建设，抗拒这一建设，实行怠工。我们曾经多方努力把技术知识分子吸引到这一建设中来，对他们用了各种办法。经过不少的时间，我们的技术知识分子才走上了积极帮助新制度的道路。今天，他们当中优秀的一部分已站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最前列了。我们有了这一经验，就决不低估技术知识分子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我们知道，他们既能造成危害，又能创造‘奇迹’。”接着他还谈了知识分子的作用，这样说道：“我并不低估知识分子的作用，相反地，我却强调他们的作用。问题只在于，说的是哪一种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是有各种各样的。”他还说：“知识分子只有和工人阶级结合起来，才能是强有力的。”《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第16、22～23页。

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下半期到三十年代上半期，由于处于工业建设时期，斯大林在谈到知识分子时，主要地讲工人阶级应该培养自己的技术干部和如何加速培养的问题，同时也讲旧技术人员的状况及其变化以及如何正确对待他们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和处理得好坏，是决定工业化能否顺利开展和它的成败的大问题。斯大林重视这个问题，反复讲这个问题是很自然的。

二

上面说过，在知识分子队伍里，技术知识分子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除他们之外，还有从事科学研究、文化艺术工作等方面的人。其中的科学研究工作者，尤其是从事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研究的人，他们工作的对象与技术知识分子有共同之处，因此工作的特点也有某些类似的地方，只不过前者从事研究开发，后者重在实施。现先讲一下斯大林对从事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的看法和态度。

旧俄罗斯在许多方面都比较落后，苏维埃政权成立后，需要迅速改变这种状况。1931年2月4日斯大林在《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的讲话中根据历史教训，尖锐地指出“落后者是要挨打的”，说过去许多国家就打过俄罗斯。他指出，苏联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需要加快发展，在十年内跑完落后于先进国家的距离。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使之达到先进水平。因此斯大林十分重视科技的发展，甚至提出，“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37～39页。而他十分器重有创见的杰出科学家。他指出，在科学家中保守的、死啃书本的、墨守成规的人较多，而有独特个性的创新者比较少见，因此应当特别珍视。他指出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植物生理学家季米里亚捷夫就是这样的人。除了巴甫洛夫和季米里亚捷夫外，还有一些像他们那样的老一代科学家受到斯大林的重视，得到了苏维埃政权的关心、爱护和支持，他们的不少科研成果就是在苏维埃时代取得的。例如园艺学家米丘林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1934年9月18日，他在自己从事科学活动六十年满前夕写信给斯大林，信中说，是苏维埃政权把他六十年前的一个培育果树新品种的小小的试验点变成全苏拥有数千公顷园地的巨大的试验场，是党和政府把他这个个体试验者变为培育几十万种植物的试验的组织者，党和工人阶级给了他进行试验工作的需要的一切，——他对所有这一切表示深深的感谢。信中最后说，他已八十岁了，但是千百万工农的创造力使他这个老人渴望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继续生活和工作。

两天后，一直注视着米丘林的工作的进展的斯大林给他发了贺电，电文如下：

伊万·弗拉基米罗维奇，在您为我们伟大祖国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六十周年之际，衷心地向您表示敬意。《斯大林文集》第14卷，第2版，联盟信息出版中心，2007，第37页。

祝您健康并在改造园艺学方面取得新的成就。

紧紧地握您的手。

И.斯大林

米丘林在回电中说，斯大林的贺电对他来说是他八十年生活中最高的奖赏，比任何别的奖赏都要珍贵，他为得到斯大林的关心而感到幸福。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再说一说斯大林与研究火箭和宇宙空间的先驱齐奥尔科夫斯基的交往。斯大林于1934年曾应这位航空航天的科学家的请求会见了他。齐奥尔科夫斯基认为再过二十五年到三十年技术上将有可能实现登月，提出了一个建设宇航队计划。斯大林同意了，政治局通过了一个准备登月航行的秘密纲要，并开始实施，后因爆发战争而中断。齐奥尔科夫斯基得了重病后给斯大林写了这样一封信：

全体劳动者最英明的领袖和朋友，斯大林同志：

我毕生的愿望就是以自己的劳动推动人类进步，哪怕是稍微推动一些也好。但是在革命以前，我的愿望不可能实现。

只有十月革命才使一个自学者的劳动得到承认；只有苏维埃政权和列宁-斯大林的党才给了我实际的帮助。我感受到人民群众的爱护，这给了我这个病人以继续工作的力量。可是，现在疾病不允许我来完成我已经开始的工作。

现在我把自己有关航空、火箭航行以及星际交通方面的全部劳动成果交给人类文化进步的真正领导者——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我相信，它们一定会胜利地完成这些劳动成果。

全心全意忠实于您。

致以最后的真挚的敬礼。

斯大林收到信后，给他发了电报，电报中说：

您的来信充满着对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的信任，请接受我的感谢。

祝您身体健康，并继续为劳动者的利益进行富有成效的工作。

握您的手。《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第55～56页。

病重的齐奥尔科夫斯基写了这样的回信：

深为您的电报所感动。觉得今天我还不会死。相信并且知道，苏联的飞船将会是世界上最好的。

几天后他就与世长辞了。这位杰出的科学家在临终前仍念念不忘他从事的宇航事业，深信苏联将走在世界各国的前面。他的这一遗愿后来终于实现了。

以上讲了斯大林对老一代科学家的尊重和关心，为他们从事研究工作和发挥自己的专长创造了各种条件。同时他像上面所说的对待技术知识分子那样，十分重视新生力量的培养。一方面他为培养新一代科学家创造各种必需的客观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发展高等教育，让大批出身于工农的青年受到良好的科学技术的教育。在他领导下，把1755年根据罗蒙诺索夫的建议创立的老校莫斯科大学进一步扩大，把它办成了各个学科的科学家的真正的摇篮。整个高等教育得到了重大的发展。与此同时，1925年在俄罗斯科学院的基础上改建了苏联科学院，加强了对它的领导，并进一步扩大规模，将其扩建为包括将近八十个研究所的庞大的学术研究机构。此外各地还陆续建立了各种学术研究和实验机构，包括科学城、设计院、大型实验室，等等。这就为迈出高校大门的显示出学术才能的年轻人创造了工作和进一步学习以及施展他们才能的条件。

另一方面，斯大林号召青年学习科学。1928年5月16日他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要求青年顽强地、耐心地学习，攻占科学堡垒，向他们发出了“向科学大进军”的号召。《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第65～66页。

斯大林在上面提到的《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的讲话中再次提到要学习再学习，并且强调指出：“没有布尔什维克攻不下的堡垒。”《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40页。

广大青年响应号召，勤奋学习，在他们当中涌现出了一批有抱负和有才干的人。通过实际工作的锻炼，这些人脱颖而出，成为科学大进军中的先锋战士，成为许多重要学科的杰出带头人。例如物理学家库尔恰托夫、朗道和塔姆，数学家和力学家凯尔迪什，宇航学家科罗廖夫，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伊柳辛和雅科夫列夫等就是这样的人，他们都成为闻名世界的杰出科学家和设计师，在改变苏联科学技术的落后面貌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接下来讲一下斯大林对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的看法和态度。他对其中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比较重视。他本人重视哲学的学习，读过不少哲学著作，在学习过程中还邀请著名哲学家为他系统讲授辩证法。随着苏联国内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深入发展，他感觉到提高广大干部对发展经济的理论认识的重要性，曾在三十年代末组织经济学家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供广大干部学习。后因战争爆发，这部已写出初稿的教科书未能经修改后出版，战后他重新组织人马编写教科书。开头委托经济学家列昂节耶夫等人负责。斯大林认为他们的初稿不合要求，又责成谢皮洛夫牵头重新编写。1951年7月初稿完成后根据他的指示组织自由讨论，充分听取意见。斯大林看了发言记录，询问了参加讨论的一些人后，写了《对于和1951年11月讨论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一文，随后又陆续给诺特京、雅罗申科、萨宁娜和文热尔写信，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和指出他们的错误。不久斯大林的这篇文章和他的信编成《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出版。这次讨论对阐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重大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也可以说是斯大林与苏联经济学家们的一次规模较大的交流。

斯大林也对历史教科书的编写给以极大的关注。这突出地表现在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编写上。早在三十年代初就提出了编写联共（布）党史的问题，确定了审校人员和编写人员的名单，其中包括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以及一批著名的历史学家，例如克诺林、波波夫、雅罗斯拉夫斯基、贝斯特梁斯基等人。由于种种原因，编写工作进展缓慢。1937年重新提出这个问题，要求加速编写。斯大林亲自具体抓这项工作，亲自设计了全书总的框架结构，拟定了各章的题目。初稿完成后他进行了详细的校订，做了大量的修改，并撰写了该书第4章中讲哲学的第2节《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应该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斯大林和一些历史学家通力合作的成果，有人甚至称斯大林是它的“主要作者”。

在斯大林看来，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的价值不仅在于他有丰富的学识，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于他有正确的观点。如果发现了错误，就很不客气地指出并要求改正。上面提到过，他认为列昂节耶夫等人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观点上存在问题就加以否定。又如他曾与日丹诺夫、基洛夫在一起批评了苏联历史教科书的提纲和近代史教科书的提纲，指出其中的一些主要错误。他通常总是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和指出错误，有时语气是十分严厉的。

如上所说，在知识分子队伍中还有一支文学艺术工作者的大军，其中包括作家、音乐家、戏剧家、画家、雕塑家，等等。而就斯大林本人来说，他喜爱文学，有深厚的文学修养，对文学创作有他独到的理解，高度尊重作家的创造性劳动，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因而论述较多，与作家的交往比较密切。具体情况将在下一篇文章里介绍。

三

上面讲了斯大林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以及他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下面将在这基础上讲他的知识分子政策。他所做的论述为制定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说明，而且这样做时有时已具体谈到政策本身，如提出对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采取不同态度的问题。现在再集中地谈一下政策问题。

斯大林重视知识分子，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高度文明发达的社会，全社会文化水平很高，既有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又有繁荣的文化艺术。有人把他的观点概括为“社会知识化”。他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认为这是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社会力量。他在一次讲话中提出要把工人阶级和农民全都变成知识分子，提高他们的水平。《历史问题》2003年第4期，第8页。后来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则把说法改为“我们想把所有的工人和农民都变成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第285页。，这样说比较准确。总之，他重视知识，重视知识分子，反对对知识分子采取轻视和蔑视的态度。1938年10月10日他在政治局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严厉批判了蔑视知识分子的“马哈依斯基主义”“马哈依斯基主义”因波兰社会民主党人马哈依斯基而得名，他蔑视知识分子，甚至认为党内纠纷是知识分子造成的，只有消灭了知识分子，党内生活才能恢复正常秩序。，同时嘲讽了仍然以工人自称的赫鲁晓夫。《斯大林文集》第18卷，联盟信息出版中心，2006，第164页。斯大林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由此可见一斑。

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中期，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还占相当大的比重，他们在社会生活中还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出身于工农和其他劳动者的知识分子还正在培养和形成。因此斯大林在实行知识分子政策方面，把相当大的注意力和精力花在如何正确对待旧知识分子上。如上所说，他对待旧知识分子的总的方针是区别对待，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对待技术知识分子的态度上。对其中拥护苏维埃政权、愿意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人表示热烈欢迎，并在工作中加以重用；对思想上还有摇摆的人，则采取说服教育和争取的态度，欢迎他们的进步；对敌视苏维埃政权的人就毫不客气地进行批评，如他们有破坏活动，则依法加以惩处，二三十年代处理沙赫特事件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对待其他部门的旧知识分子总的政策基本相同，不过具体做法有所区别。另一方面，斯大林深感培养新的苏维埃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在这方面采取了有力的措施，使得新知识分子迅速成长起来，而有力措施之一，则如上所说，是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尤其是发展高等教育。据统计，在革命前的1914～1915年度，全国只有高等学校一百零五所，在校学生十二万七千人；而到1940年/1941年度，高等学校增加到八百一十七所，在校学生八十一万二千人。科学工作者1913年为一万一千六百人，而1940年则为九万八千三百人，增加的幅度是很大的，增加的都是新培养的人。

大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一方面由于自然规律，旧知识分子逐渐年老，而且知识老化，愈来愈跟不上形势，因而他们逐渐退居无足轻重的地位，新的知识分子开始唱主角。斯大林1936年11月25日在关于苏联宪法的草案的报告中就指出，知识分子的成分改变了，贵族和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所占比例很小，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工人阶级、农民和其他劳动者出身的，而且知识分子活动的性质也改变了，因此，这已是“完全新的劳动知识分子”《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第105页。。

1939年3月10日他在党的十八大上做关于联共（布）中央的总结报告时又讲了旧知识分子的分化瓦解过程和新知识分子力量的形成动员和积聚过程。他说：

“几十万从工人阶级、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中出身的年轻人，进入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他们毕业后就补充了知识分子的人数减少了的队伍。他们为知识界注入了新的血液，并用新的方式，用苏维埃的方式使知识界复活起来。他们按照自己的模样彻底改变了知识界的整个面貌。旧知识分子的残余已溶解在新的、苏维埃的、人民的知识分子中了。这样就形成了新的苏维埃的知识分子，他们和人民有密切联系，其中大多数人都决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结果，我国现在就有了一个人数众多的、新的、人民的、社会主义的知识界，它无论在成分方面或社会政治面貌方面，都和旧的资产阶级知识界根本不同。”《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第284～285页。

也许斯大林对知识界的变化估计得过于乐观，没有充分考虑到知识分子问题的复杂性。但是不可否认变化确实是很大的。根据这种估计，斯大林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做了某些调整，开始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知识分子。

为了表明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苏联政府在斯大林领导下采取了一系列提高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改善他们的物质待遇的具体措施。首先恢复和完善了职称评定和学位授予制度以鼓励知识分子积极上进。到1950年，被授予博士学位的有八千三百人，授予副博士学位的有四万五千五百人。成为科学院院士、通讯院士和教授的有八千九百人，成为副教授的有两万一千八百人。与此同时，根据职称提高他们的物质待遇。战后知识分子的工资待遇曾大幅度提高。副教授和副博士的工资大致为熟练工人的四倍，而教授和博士则为七倍。在知识分子当中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像先进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一样，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光荣称号，同时被授予列宁勋章和金星勋章。不少科学家曾不止一次地获得这个称号，其中物理学家库尔恰托夫、数学家动力学家凯尔迪什、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和伊柳辛等人曾先后三次荣获此称号，另一位飞机设计师雅科夫列夫和化学家涅斯缅扬诺夫等则两次获此称号。再就是用授予列宁勋章和劳动红旗勋章的方式奖励在工作中有突出表现的人。

1939年12月在斯大林六十岁诞辰时，设立了斯大林奖金，授予科学和艺术领域的优秀作品。起初奖金共分以下十六项：一、数学和物理学；二、技术科学；三、化学；四、生物学；五、农业科学；六、医学；七、哲学；八、经济学；九、历史和语文学；十、法学；十一、音乐；十二、绘画；十三、雕塑；十四、建筑学；十五、戏剧艺术；十六、电影艺术。奖金各为十万卢布。1940年2月2日增设四项斯大林文学奖，奖金也各为十万卢布，分别授予诗歌、小说、剧本和文学批评方面的优秀作品。斯大林奖金设立后，按照规定，每年评奖一次，就是在战争年代也照常进行，一直到斯大林逝世后才停止。各个领域的大量的优秀成果获得了奖赏。有的人曾多次反复获奖。在这方面飞机设计师伊柳辛创了纪录，曾先后获奖七次。获奖五六次者大有人在。如上所说，西蒙诺夫共获奖六次，在作家当中高居榜首。授予奖金既是精神上的鼓舞，又是物质上的奖励，对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鼓励他们努力工作和开拓创新起了很大作用。

上文提到过，斯大林根据历史的经验，深深了解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他提出要用十年时间跑完落后于先进国家的五十年到一百年的距离。他动员全国力量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重用知识分子，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由于竭尽全力搞发展，最后终于达到了目的。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在某些方面已开始接近甚至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由于当时国际形势复杂，需要致力于备战，因此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被置于重要地位。在枪炮坦克以及飞机的设计制造方面迅速取得重大进展，为用先进技术装备苏联军队从而对最终取得战争胜利起了重要作用。相对而言，轻工业和各种民用工业发展较慢，比较滞后。

战后，斯大林审时度势，又致力于原子能科学和火箭技术的研究和发展。根据记载，仅1946年一年，他就签署与此有关的六十来个重要文件。执行这些决定的结果，苏联不仅很快获得了核盾牌，而且在航天事业方面走在世界的前面。斯大林逝世后过了四年，1957年苏联就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开辟了人类航天事业的新纪元。丘吉尔在1959年12月21日斯大林八十岁诞辰时在英国下院发表演说时说：“斯大林是最伟大的、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独裁者，他接手的是使用木犁的俄罗斯，而离开时它已拥有原子武器。”〔俄〕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权力的统治者》，奥尔马出版社，2000，第88页。他这样说，充分肯定了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实现这种巨大的飞跃，知识分子功不可没，说明他们工作得不错，同时也说明斯大林的知识分子政策取得了成效。

然而问题还有另一面。以上事实并不说明斯大林实行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完美无缺的。同时也并不说明任何时候所有知识分子都被奉为上宾，受到优厚的待遇，都能发挥他们的才干。他们也有受批判和受压制的时候，有的人以各种罪名被逮捕和受惩罚，甚至死于非命。这样的事比较集中地发生在1936～1938年的肃反运动中。下面就讲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这次肃反运动并不肇始于知识界，知识界只是被全国掀起的大清洗的浪潮卷了进去。即使如此知识界受到的伤害也是很大的。而就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来说，情况有所不同。一般说来，从事社会科学（尤其是其中的哲学和历史等学科）研究的人以及文学艺术工作者被卷进去的人较多，而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部门的人相对少一些。由于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清除党内反对派的残余势力和各种特务间谍以及其他的“人民的敌人”，因此过去与反对派有过联系或支持过反对派的人，宣扬过各种被认为是错误的政治观点的人，多次出国以及与国外有较多联系的人首当其冲。还有一种情况是，有的学科（例如生物学）内部不同学派之间由于存在严重分歧和激烈的斗争，这时便相互揭发，上纲上线，甚至编造事实，结果造成一些人受到惩办的悲剧。有人估计，大清洗中学术界有五百多人被处决，其中包括教授、博士、研究生和其他科研人员。在受到惩办者当中包括著名育种家、遗传学家瓦维洛夫，他于1940年被捕，1943年死于狱中。就连著名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也曾受到冲击，一度被捕和被关押。文学界同样存在肃反扩大化问题，究竟有多少作家受到惩治，尚未见根据档案材料统计的具体数字，但是许多事实说明，打击面是很宽的。总之，相当多的知识分子遭到了劫难，同时这也影响了其余的人的情绪，这不仅造成人力资源的损失，而且也使整个知识分子队伍的积极性有所挫伤。

卫国战争胜利后，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通过了有关文学艺术问题的多项决议，发动了对文艺界的某些人士和某些作品的批判。首先是1946年8月9日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召开会议，第一项议程是批判《星》和《列宁格勒》两份杂志以及左琴科和阿赫马托娃两位作家，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上述8月9日的会议的第二项议程是讨论影片《灿烂的生活》，9月4日联共（布）中央通过决议，禁止《灿烂的生活》上演。

在此之前的十来天，联共（布）中央还通过了《关于剧场上演节目及其改建办法》的决议，指出现代主题的剧本受到排挤，过分热衷于上演历史题材的剧本，并把外国资产阶级剧作家的剧本编入上演节目等，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缺乏原则性的布尔什维克的戏剧批评。决议要求艺术工作委员会在最短时间根除所有这些严重错误。

1946年8月在讨论两份杂志时，斯大林曾批评过崇拜西方和外国人的表现。1947年5月他和莫洛托夫、日丹诺夫会见苏联作协领导人法捷耶夫、西蒙诺夫等人时着重谈了这个问题。他说，苏维埃爱国主义的主题非常重要，而一般知识分子，例如科技界的知识分子、教授、医生，往往缺乏苏维埃爱国主义的感情。他还说：“他们毫无理由地崇拜外国文化。总觉得自己还没有长大，不是百分之百的大人，习惯于认为自己处于永远是学生的地位。”接着他让日丹诺夫拿出一封党中央分发给各级党组织的密信，其中讲的是关于医学科学院通讯院士克柳耶娃和她的丈夫罗斯金擅自把专著送到西方出版而受到追究的事，让法捷耶夫读给大家听。读完后他又说道：“应当消除妄自菲薄的习惯。”〔俄〕K.西蒙诺夫：《我这一代人的看法——关于斯大林的思考》，书籍出版社，1990，第94～95页。后来这封信在报上发表了，于是开始了一场反对妄自菲薄、反对缺乏自信和自尊、反对毫无理由地崇拜西方的运动。法捷耶夫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行动起来，揭露了戏剧批评界的一个“反爱国主义集团”，批判了“无爱国心的世界主义”。

1948年2月10日，联共（布）中央又通过了关于穆拉杰里的歌剧《伟大的友谊》的决议，指出这部歌剧是失败的，其原因在于作者走上了对苏联作曲家的创作极其有害的形式主义的道路。决议重提了1936年《真理报》对肖斯塔科维奇的歌剧《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形式主义倾向的批判及其对苏联音乐发展的危害性，列举了战后联共（布）关于文学艺术通过的各项决议，指责苏联音乐界没有遵照决议中的指示进行任何改造。决议最后要求中央宣传鼓动部和艺术工作委员会努力改正苏联音乐的状况，消灭中央决议中所指出的缺点，并保证苏联音乐按现实主义方向发展。

就这样，在战后两年多的时间里，联共（布）中央就文艺界的问题发动一场场批判，通过一项项决议，要求消除存在的缺点和不良倾向。一些文艺界的重要人物被触及，他们的一些作品遭到了否定。应该说，各项决议所揭露的问题在不同程度上是存在的，也许有时话说得夸张了些，但有的人确实有崇尚西方文明的表现。因此决议并非完全无的放矢。指出和解决这些问题是必要的，而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方法和手段。用通过决议这样的行政命令手段来解决问题，甚至采取惩罚的措施。这样从表面上看似乎一时能把某种不良倾向压下去，但是由于知识分子思想上并未完全解决问题，他们还会不断有错误的表现。音乐界就是如此。而且往往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在严厉批判歪曲和丑化现实生活的倾向的同时，可能出现粉饰和美化生活的另一种倾向，这后一种倾向在战后的文艺创作中不断有所加强。总而言之，要解决文艺界出现的问题，不能采取所谓“骑兵奔袭式”的方法，不能靠通过几个决议和下几道命令，而要求对创作知识分子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提高他们的自觉性，引导他们深入现实生活，帮助他们解决创作中遇到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产生一定的效果。

斯大林在领导文化艺术各个部门时，力图尽可能多了解各部门的情况，以便在处理这些部门的问题时能够做出正确的决断。当某些学科内部发生不同学派的论争时，他的表态尤其特别重要，有时决定着这些学科发展的方向。例如，他曾对语言学界内部的争论进行了干预。在一段时间内以马尔为首的学派曾独霸语言界，他们宣扬语言属于上层建筑、具有阶级性的错误观点，排斥其他学派，打击不同观点的学者。斯大林发现后，认为这种现象很不正常。他把持不同观点的另一派的代表人物契科巴瓦请来进行长谈，以便了解情况，并建议他发表文章，以便进行公开讨论。接着他自己写了《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对语言的看法，纠正了马尔关于语言的错误观点。这样一来，语言学界一派独霸的局面得到了改变，这对语言学的健康发展是有利的。这样做得到学术界许多人的赞同。

但是斯大林并非像有人吹捧的那样，是旷世的天才，是精通各门学科的泰斗，是永远正确的。事实证明，他在介入学术界的论争时，并非任何时候都做得对，也有过大的失误。最突出的例子是支持李森科对生物学界的遗传学派的批判和否定。上面说过，斯大林推崇米丘林，他认为在生物学方面米丘林的观点是唯一科学的观点，自然对遗传学是否定的。三十年代生物学界在遗传学问题上发生了不同观点的争论。以李森科为代表的一些人自称为米丘林学派，反对遗传学，将其称为“资产阶级的反动科学”。他们给遗传学派扣政治帽子，把这一派的学者在自己著作中引用外国学者的话的做法看作对外国人卑躬屈膝的表现。在大清洗中遗传学派的一些人由于受到怀疑而遭到惩办。卫国战争时期，争论曾一度中断，战后重新爆发，而且更加激烈。

由于斯大林推崇米丘林和否定遗传学派，李森科派得了势，李森科当上了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不过斯大林认为李森科也不是理想的人选。1947年10月18日，他在同日丹诺夫的儿子尤里·日丹诺夫谈话时一方面明确地说：“摩尔根派和孟德尔派是被收买了的人。他们用自己的科学自觉地支持神学。”另一方面在谈到李森科时也这样说道：“李森科是注重经验的人，他在理论上不行。这是他的弱点。我对他说：如果您作为农业科学院院长而不能动员大多数人跟您走，您算是什么样的组织者呢？”《斯大林文集》第18卷，联盟信息出版中心，2006，第453页。不久尤里·日丹诺夫被任命为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科学处处长。他对生物学界的争论有自己的看法，便于1948年4月10日在联共（布）州委和市委的讲师班上讲了一堂题目为《当代达尔文主义的争论问题》的课，指出生物学界李森科派与其对立面的争论并不是苏维埃生物学派与资产阶级学派的斗争，不能把所有苏联生物学家分为两个阵营，有人这样做，更多的是追求小集团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发展科学，而且是违反真理的。这实际上是对李森科派的批评。

李森科得知后十分生气，认为这是对他的诽谤，便立即写信向斯大林告状。信中说，这是要求他保证各种不同学派都得到发展，对他来说“这个要求是无法实现的”。他觉得农业科学院院长很难当，如果让他只搞科学研究，他将感到高兴。这实际上是以辞职相要挟。斯大林收到信后没有马上回信。不过他在6月召开的一次尤里·日丹诺夫被邀请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上说：“有一位同志讲了一堂反对李森科的课。他把他批得体无完肤。中央不能同意这样的观点。这种错误的说法具有右倾调和主义的性质，有利于形式主义的遗传学家。”显然斯大林是不同意尤里·日丹诺夫那样做的。

不久，全苏农业科学院要召开例会。李森科把他要在会上做的报告呈送斯大林审阅。报告题目为《关于苏联生物科学的状况》，其中阐述了他对生物科学的一贯看法，虽然没有提到尤里·日丹诺夫的讲课，实际上许多方面是对讲课的回答。斯大林基本上赞同李森科的观点，并添写了一些话。例会在1948年8月召开。李森科做完报告后，参加会议的遗传学家纷纷表示反对。李森科让他们一个个上台发言，然后宣布报告是经斯大林批准的，这就把那些有不同意见的人置于反对斯大林的境地。于是有人认错，有人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会后，一些主要的提出反对意见的遗传学家被解除职务，有几人被逮捕，中学和高等学校禁止讲授遗传学。这使得生物学界的斗争上了一个台阶，开始动用组织手段甚至采取惩罚措施来解决问题了。这不仅阻碍苏联生物科学的发展，使之在一段时间内处于落后于西方先进国家的状态，而且造成不良的政治影响。

但是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矛盾的。一方面他错误地对遗传学做出完全否定的评价，由于反对崇洋媚外进而不赞成苏联生物学家学习西方经验，因而在生物学界的争论中支持李森科而反对遗传学家。另一方面，如上所说，他认为李森科理论水平低，不善于团结人，不是学术界带头人的理想人选，同时他也知道学术界一派独占的做法不利于学术研究和科学的发展，像上面所说的那样对语言学界进行了干预，改变了那里由马尔一派垄断的局面。因此也许他觉得在生物学界也应该这样做。大概他经过反复考虑，于1952年夏天给马林科夫下达了这样的指示：“消除李森科在生物学界的垄断，成立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的集体领导制的主席团，吸收反对李森科的人参加主席团，首先是吸收齐清和热尔巴克。”《斯大林文集》第18卷，联盟信息出版中心，2006，第455页。可惜，这个指示下得比较晚了些。斯大林没有看到生物学界在贯彻他的指示后发生的变化就逝世了。

斯大林与知识分子是一个大题目。以上做了一篇番大致的考察，最后觉得需要强调以下几点。首先，在他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中，他对知识分子下的定义特别重要。他指出知识分子不是一个阶级，而是由社会各阶级的人组成的一个阶层。知识分子依附于某一阶级，是提供服务的人。明确这一点，可使我们对知识分子的某些特点和表现有正确的理解。其次，过去常常有人认为斯大林不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尤其是在他遭到批判后，更断定他不仅不重视，而且迫害知识分子。以上引用了大量材料并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情况恰恰相反，他一贯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肯定他们做出的成绩，与知识界的某些著名人士有过密切交往，并不是像某些人形容的那样，是一个没有文化修养的专制暴君。再就是斯大林的知识分子政策随着形势的发展和知识分子队伍的变化前后有过调整和改变。应该承认有过某些失误，尤其是在他的晚年，但是总的来说，他实行的政策在团结和教育广大知识分子、动员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力量方面起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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