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战争以后，革命势力迅猛发展和北洋军阀势力分崩离析的局面，是帝国主义列强始料未及的。这时，帝国主义列强已渡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危机，处于相对稳定时期，因而它们能以较多的力量来干涉中国革命。英帝国主义是武力镇压中国革命的急先锋。1927年1月，当北伐军向长江下游推进时，英国联合美、日、法出兵，武装“保卫上海”。一时在上海及长江一带，集结了外国军舰60多艘，2万余人的外国军队屯兵上海，对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武力威胁。同时，他们采用分化革命统一战线的新策略，通过各种方式，对控制着国民党军政大权的蒋介石进行拉拢，以保护自身在华利益。

而在革命阵营内部，裂痕也在日益加大。许多地方军阀纷纷与北伐军联络，准备投靠国民政府，换上国民革命军旗号。原来依附北方反动势力的政学系官僚联袂南下，在蒋介石身边施加影响。蒋介石在控制江浙沪地区、得到江浙沪财阀的支持后，仇视工农、反对共产党的本质完全暴露，决定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力量决裂。

4月10日，南京四一〇惨案拉开蒋介石反革命政变的序幕，中共南京地委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也为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反动政权铺平了道路。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发动武装政变。到4月15日，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中有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发生反革命政变前后，四川、江苏、浙江等省也发生了以“清党”为名、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进行大屠杀的事件。

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政变，是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的转折点。国共合作的良好局面被破坏，政治风云突变，中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特别是上海周边的地区一时风声鹤唳。4月14日，这场反革命政变波及宜兴相邻的无锡、常州等地。无锡总工会委员长秦起被杀害，工人纠察队中有70多人被捕，10多人牺牲。反动当局逮捕了常州独立支部干事、武进县总工会委员长王寿生等4人。15日，中共常州独支书记徐水亭带领10多名党员转移到宜兴，正在宜兴活动的万益和史砚芬接待了他们。同志相见，格外亲切，大家一起探讨对时局和革命的看法，相互激励，表示要在严峻形势下，保持革命气节。史砚芬陪同他们去横山、芙蓉寺一带继续从事农民运动。4月中旬，万益、李旸谷、宗益寿等中共党员陆续转移到上海，向中共江浙区委汇报工作。宜兴党团没有受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破坏，宜兴有组织农民近2万人。但是，宜兴的局势也渐趋紧张，县党部内的中共党员已不能公开活动。史汉清离开宜兴到南京后，因被人告密而被捕，史砚芬只身前往营救。中共宜兴独立支部也停止了活动。从全国来看，革命形势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的许多优秀干部，群众运动的领袖，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党外革命人士倒在血泊中，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

在这样的形势下，史砚芬更加看清了反动派的嘴脸，他决心投入到更艰巨的革命斗争中去。他冒着生命危险，赶到上海向共青团江浙区委汇报工作。在返回宜兴的小船上，他独立舟头，望着漫天翻卷的浓云和两岸广阔的江南田野，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他想，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是，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自己要在革命的烈火中锤炼成一块真金，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在宜兴，有一批如史砚芬这样的忠贞之士，他们是宜兴革命的中流砥柱。在革命低潮形势下，中共党员潘梓年^①、李旸谷受中共江浙区委指派，回宜兴重建党组织。他们和进步青年史曜宾一起从上海回到宜兴，邀集史乃康、吴曰信、汪茂遂、汪子柔在宜城台西路(现光荣西路)“补庐”(史曜宾家)商议成立马克思主义小组。在此之前，他们就关于成立马克思主义小组的事分头商议过几次。1927年4月21日，马克思主义小组成立。在会上，每个人面对红旗宣誓，宣誓后都即席发言。潘梓年首先发言，他感人肺腑地说：“我们正如冬天下的初雪，在不久的将来，人们必定可以看到大地银装，一片清静的光辉世界。但我们呢?就不一定每个参加革命的到那时还存在，因为我们是接触大地的初雪，它很难成为后来积雪的一部分。也许在它落下一接触大地时，就混化在含有热毒的泥污里消融了;也许压入下层不见了。但是大家知道，如果没有这样的初雪，就不会有后来积成的灿烂。同志们!这就是我们的历史任务，我们的伟大心愿!”潘梓年的讲话让与会者十分激动。5月初，经中共江浙区委批准，马克思主义小组转为中共宜兴县特别支部，属中共江浙区委领导。马克思主义小组中的史曜宾等5名非党员被批准为中共党员。指定史曜宾为特支书记，潘梓年为宣传委员，李旸谷为组织委员。中共宜兴县特支成立后，即通知分散在各地的同志参加特支组织。宗益寿等党员回宜兴加强特支工作，并在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的文化团体中发现先进分子，培养他们入党。在这时期，特支发展了10多名知识分子入党，史砚芬也在这个时候入了党。中共需要正义而有文化的新生力量来充实与壮大自己的队伍，宜兴革命也需要更多的热血青年站起来、向前进!

补庐

马克思主义小组^②

在白色恐怖下，史砚芬等一批有志青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在敌人叫嚣“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危难时期，在革命低潮时期，在极其险恶的局势下，党的队伍中的一些人在政治上、思想上陷入混乱状态，党内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消极情绪。是选择向国民党反动派妥协投降换得卑微的安逸，还是坚持革命、坚持斗争，承受重大的压力和牺牲，是摆在每一个革命者面前的一道选择题。一些不坚定分子动摇、悲观，脱离共产党和共青团，有的人甚至公开向敌人忏悔，攻击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出卖党的组织和同志，成了可耻的叛徒。但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所吓倒，他们冲破反革命的高压，在黑暗中高举着革命的光辉旗帜。许多共产党员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共产主义的信念。还有很多追求进步的人士，在革命的危难时刻加入到党的队伍中来。史砚芬在这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显示了不畏牺牲、把一切献给党的坚定决心。正是有这样的星星之火，日后革命的火种才能在神州大地燎原。

在革命低潮时建立起来的宜兴党组织，也坚定地战斗在与国民党右派作斗争的第一线。1927年6月初，国民党右派出于反共目的，清除国共合作时期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任命宜兴人惠东升^①、任西萍为清党特派员，到宜兴“清党”。此二人从小就离开家乡，对宜兴情况并不熟悉，认识的人也很少。他们到县城后，国民党县党部内已空无一人，两天后“清党”仍无从下手。第三天，惠、任二人到史曜宾家拜访(因史曜宾和任西萍自幼熟悉)，他们向史曜宾诉说宜兴“清党”任务及遇到的困难，并说他们还有其他要事在身，不能在宜兴久留，要史曜宾帮助物色人选，组织清党委员会，搞好这次“清党”。史曜宾表示考虑后给回音。当晚，中共宜兴县特支召开会议，讨论了此事。经特支成员充分研究后决定：派特支成员进入清党委员会，并争取掌握其实权，利用清党委员会名义进行革命活动。第二天，史曜宾回复了任西萍，并向他们介绍了李旸谷、吴曰信、周再澄等7人，除周再澄外，其他6人都是中共党员。惠东升和任西萍完全接受了史曜宾向他们介绍的人选，并立即向这些人发出邀请，把他们请到县党部，商定了各自的职务和分工。就这样国民党宜兴县“清党”委员会组成，有委员7人，其中特派员2人(此二人非中共党员)。不久，2名特派员离开宜兴，周再澄去南京，农民部由宗益寿接替，“清党”委员会完全为中共党员掌握。

中共宜兴县特支掌握“清党”委员会后，立即利用其职权开展革命活动。首先由中共党员以“清党”委员会名义组成“清党”小组，到各区、乡“清党”，建立新的国民党党部。在各区、乡“清党”时先把原来的国民党党员名册全部整理审查，每个国民党员重新登记填表。根据各区、乡“清党”小组初步审定后报县“清党”委员会，最后由县“清党”委员会审查，清除了一批土豪劣绅，吸收了一批农运骨干和教师参加新的区党部，并运用“清党”委员会职权，通过县政府解散了四乡公所、协和会等反动团体，为宜兴革命力量的发展扫除了障碍。还决定特支委员潘梓年出任县教育局局长，掌握全县教育领导权，委派中共党员赴各中小学校任职，以学校为中心开展革命活动。宜兴中学由史乃康^①任校长，并改名为中山中学。宜兴女中由李旸谷以教师身份领导党的活动，派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到农村学校任教，同时开展农运工作。宜兴的党、团组织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有了发展。7月初，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派宜兴扶风人冯澄如为“清党”特派员，再次来宜兴“清党”。冯澄如到家乡后，邀集张效良、回乡教师周为群等到宜兴县城重组“清党”班子。他们先在外面住了两天。后来觉得踢开原有“清党”委员会重新组织有困难，就邀请李旸谷面谈，表示愿意合作，征得同意后，改组原“清党”委员会，组成“清党”特别委员会。“清党”特别委员会中大多数仍是中共党员，虽然略受掣肘，但党的各项工作并没有受太大影响。不久，冯澄如离开宜兴。7月下旬，军阀孙传芳向南京反扑，国民党军队溃逃，各路国民党军队逃往宜兴，索抢供给，一时人心惶惶。县政府和县党部无法应付，周为群等人只得离开宜兴。这样，宜兴“清党”特别委员会又完全由中共党员掌握，国民党右派以反共为目的的“清党”运动至此结束。

中共宜兴县特支不失时机掌握了国民党“清党”委员会实权，并运用职权开展革命活动，是宜兴党组织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能存在发展的关键，也给农运、工运、学运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在这段时间里，史砚芬在特支的领导下，积极与国民党右派斗争，并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开展农运和学运工作。之后不久，他走上共青团宜兴县委的领导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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