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卫戍司令部看守所位于瞻园路的东花园内,只有几间平房,面积20多平方米,最多时关过40多人,其中大多为“政治犯”,也有少数国民党军队的伤兵。在这里被判死刑的,多数到雨花台执行枪决。
因为在特别法庭没有用重刑,史砚芬和黄一民都担心在首都卫戍司令部受到酷刑审讯以后,有人会动摇。他们利用机会告诫大家:坚持原来的口供,不承认参加过共产党,敌人问到新问题,就说不知道。
大家被押到首都卫戍司令部以后,开始时并没有受到刑讯,过堂的次数也不多,每人一两次。这期间,黄一民的父亲由黄国汉(共青团员)陪同从上海到南京首都卫戍司令部看守所来看他。他们告诉黄一民:李仙舟(党员,同乡同学)托熊克武写了信给首都卫戍司令部的军法处长保释黄一民,据说这个军法处长是湖南人,是熊克武的部下。黄国汉同史砚芬是熟识的,史砚芬和黄一民商量,用暗语叫黄国汉转报组织:他们在这里一切都好,请放心。当时史汉清住南京三条巷,闻讯后,亲赴营救,亦被拘押,直至史砚芬就义后始释放出狱。那时候史汉清已不是党团员。但是,原先史砚芬在狱中一直说自己叫余晨华,这下敌人发现他用的是假名,案情一下子对他非常不利。
这时又传来了孙津川、贺瑞麟被捕的消息。
原来,1928年5月中旬以后,南京市地下党、团组织连续遭受破坏,“红五月”的斗争形势转入被动。悲剧不仅仅在南京城内上演,南京外围的党、团组织也接二连三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王崇典、王汇伯等人的被捕,让时任团市委书记的贺瑞麟失去了左膀右臂,一时间,团市委的工作陷入了瘫痪。这时贺瑞麟并没有意识到王汇伯会叛变。一段时间以来,对于史砚芬的被捕,贺瑞麟和孙津川等市委领导的怀疑都集中到了出卖同志的内奸吴剑华身上。后来内奸吴剑华被处决了,然而真正的危险正一步步向他们逼近!
7月初的一天夜晚,刚从火车站回来的孙津川到下关黄泥滩的姚佐唐家开会。姚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铁道队副队长,住在大公街58号的一间茅草屋,草屋正面是一片开阔的农田,周围住的都是小贩、店员和贫民。参加会议的市委同志都陆续先到了,按规定最后一个到会的是孙津川。他穿过一条弄堂,就看到了会议地点,抬头一看大吃一惊。按照规定,凡是平安无事,门窗应该敞开,门口应坐一个人。但今天门虽然开着,门口也坐着人,但窗户却紧闭着。孙津川意识到会场有问题,长期地下工作的经验,使他迅速作出判断,遂向另一个方向走去。临近姚家时发现有形迹可疑的人影在蠕动,他意识到情况不妙,立刻转身离去。黑影迅速向他扑去。他环顾四周,看到不远处有口井,便趁夜色,急忙将身上带的文件投入井中。与此同时,四五个特务一拥而上,将他的嘴堵上。当他被带到姚家时,看到先于他到会的人都被反动军警抓了,嘴用布堵着。姚佐唐由于外出打水,往家走的时候,看到孙津川被抓,转身跑进一个院落,最终摆脱了敌人的追踪,去了上海。当时的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不久,姚佐唐化装外出与组织委派的同志接头,被一叛徒指认,当即被捕,随后被押往南京,关押在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反动军警根据王汇伯提供的线索,又开始了对中共南京市委成员的大规模搜捕。
7月6日,特务队包围了贺瑞麟的住所。当时,他正在家中油印文件,准备分发给各个党组织负责人。
突然,几个特务持枪闯进屋,用枪对准了他。
贺瑞麟来不及多想,拿着手里的油印滚筒与围上来的敌人展开殊死搏斗。几个特务蜂拥而上,将他摁在地上,他拼命反抗,从两个特务身体下挣脱出来。接着进来的两三个特务用枪托将他打昏,贺瑞麟终因寡不敌众被捕。特务从他的住所里搜出暴动的机密文件20余份,还有油印机等物品,他被带到了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特务在几个回合的审讯后,认定他是一个重要人物,迅速汇报反动当局,当局派人对他进行突审。当敌人问到他的化名时,他意识到,敌人已经弄清了他在市委的真实身份,因为知道他在党内的这个化名的人很少,一定是党内出了叛徒,敌人是有准备有目标去他住所的。不久,他被押解到首都卫戍司令部看守所。
7月8日,《时事新报》刊登“南京拿获共党嫌疑犯”的消息。
1928年5月至7月,短短的两个月内,全市共有37名党员被捕,其中有市委委员7人,这是南京党组织遭受的第三次大破坏。
在狱中,被捕的战友相见了。
当贺瑞麟见到史砚芬时,心中不由一阵酸楚:“砚芬兄……”
此时的史砚芬早已被打得遍体鳞伤。难友们都知道,史砚芬入狱后,多次经受了严刑拷打,但他始终不屈。他坚持自己的化名余晨华,坚决不供认谁是共产党员,对敌人的酷刑始终泰然自若。敌人要他交出宜兴农民暴动领导者的名单,用皮鞭、烙铁来摧残他,他始终坚定地说:“要在我这把骨头上打主意,那是妄想!”
卫戍司令部看守所的监房是三间一排,中间一间缩进去一些,因此在各监房里可以互相看得见,也可以讲话。在这里,一间20余平方米的屋子里,关押着20多人。被关押的人挤得只能侧着身,靠着背,睡觉也只能轮换。当时,正值夏天,牢里酷热潮湿,难友们伤口的血腥味和地板的霉烂味混合在一起,几乎让人窒息。尽管环境相当恶劣,史砚芬始终保持着昂扬的斗志和对革命的无限赤诚,不但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与敌周旋,还鼓励其他同志坚持斗争。狱中有个叫朱如红的湖南籍共产党员,曾参加过赣州大埠农民暴动,案情严重,被判了死刑。行刑前一天,难友们都知道这个结果,史砚芬和大家一起凑钱买东西给他吃,并安慰他。凡是新进来的“政治犯”,史砚芬都教他们如何对付敌人的审讯,敌人审问时一律否认,回答不知道,即使有证据也不承认。他在狱中尽到了一个革命者和领导人员的责任。
在黑暗的牢狱中,史砚芬怀着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无比仇恨,大胆揭露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同时还每天坚持不停地拿起笔写他那热情洋溢的诗歌和充满情调的自传体小说,以此抒发他对共产主义美好理想的向往。
在黑暗阴森的监狱中,史砚芬还以笔为武器,创作了《青年的归宿》《夜莺啼月》(尚未写完)等诗文。章师培在回忆时写道,《青年的归宿》是一篇散文,约千把字,内容是要青年走在自我牺牲的路上,前赴后继。后来,这篇散文内容散失。在《夜莺啼月》里,他这样写道:
(1)第一景 对话
(二)第二景
《夜莺啼月》的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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