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看着史砚芬一天天长大，又是怜爱，又是忧愁。怜爱的是儿子这么聪明懂事，似乎看到史家重振的希望，满心欣喜;忧愁的是困顿的家庭经济，老的老，小的小，弱的弱，不禁愁上心头。为了让史砚芬受到良好的教育，母亲想到了自己的娘家，于是决定把他送到外祖父家。外祖父余鼎铭是清朝的贡生，后选为训导，主要负责当地教育事务，余家是当地的书香望族。慈祥的外祖父心疼女儿，更是疼爱这个虎头虎脑的外孙，很乐意把史砚芬接在身边，言传身教。史砚芬在外祖父身边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可以说外祖父是史砚芬的第一任启蒙老师。外祖父对史砚芬老成稳重的性格、良好的传统文化修养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史砚芬对外祖父也是非常尊敬和感激的，以致后来从事革命取化名时都取外祖父的“余”姓。

外祖父家在离官林西南三十多公里的张渚镇。此地位于苏浙皖三省交界之处。“鸡鸣闻三界，一足跨三省”，拥有区位优势的张渚古镇历史上一直是皖南山区通向太湖平原的门户，起着山区与平原之间水陆转运中心的作用。

张渚镇自古崇文尚教，文风昌盛，是一个极具人文内涵的历史名镇。私塾起源于明朝，至清末遍及全镇各乡村，成为青少年读书识字的主要场所。清光绪五年(1879)，兴建国山书院，是张渚最早的书院。1912年，国山书院改为国山高等小学堂。到了光绪三十三年(1907)，建立余氏小学，形成私塾、书院、学校等多种教育体制。1915年，宜兴县教育部门曾提出取缔私塾的意见，但废而不止，乡间私塾仍多于学堂。当时的私塾有三种类型：一为“蒙馆”，专教6—12岁的儿童，主要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二为“经馆”，教育15岁以上的学生，主要读“四书”(《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和“五经”(《诗经》《书经》《礼经》《易经》《春秋》)及《古文观止》。三为“混合馆”，学生年龄不分大小，选读各类读物，这类私塾较普遍。学生每天午后要练毛笔字，从描红印本到临帖，先写大楷后写小楷，要求严格，从不间断。有的塾师还教珠算、尺牍，教学对联和诗文。史砚芬到张渚后，先是在外祖父主持的私塾学习，习字背书，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功底。后进入国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接受了新式国民教育，学习国文、算术、作文、体操、图画、手工、音乐等，这些进一步打开了他的视野。他学习兴趣广泛，刻苦努力。无论是在文化课上还是在体操课上，他总是保持着端正、孜孜不倦的姿态。每天清早和傍晚，总能看到他背着布包、急匆匆上下学的小小身影。他一直是老师眼里的好学生、大人眼里的好孩子。

外祖父知识渊博，教学严谨。在外祖父这里，史砚芬受到了严格的传统文化礼俗的训练。外祖父教他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以及《童蒙须知》《幼学琼林》《尺牍》《杂字》《诗经》等，对他的行为礼节，像着衣、叉手、作揖、行路、视听等都严格要求。背书、写字、做对子是他的主要功课，“每日读生书，朗读百遍。”外祖父十分注重对史砚芬基本功的培养，例如习字，从“填红”“摹写”到“临帖”，考校都十分严格。教做对子，先教简单的，即两个字，比如“竹叶”对“梅花”;再教复杂的，即三个字，比如“人独立”对“燕双飞”，以此达到提高的目的。史砚芬牢记母训，勤奋学习，刻苦攻读，常常端坐桌前，一坐就是半天，也因此练就了一手好字。史砚芬从小记忆超群，每次温书一次过关。

张渚风景优美，人文古迹很多，外祖父也不是一个古板的人。他也经常会带小砚芬在乡间田野挖野菜、采茶叶、摘野花，爬山挖笋。大自然的恩赐总是让小小年纪的史砚芬欣喜，也给他的童年带来了很多乐趣。

为了给史砚芬以潜移默化的文化熏陶，外祖父除了教史砚芬习字背书外，还经常给小砚芬讲述张渚的历史文化。他说，张渚山区十分富饶，人称“金张渚”。春秋战国时，张渚就是宜南山区货物重要集散地，吴军常到张渚采购给养。秦统一六国建驿道，张渚成为苏浙皖三省山货的重要集散地。晋在张渚五洞村建国山县城，张渚形成集市。宋时，设立行政镇，置务管理商贸业。明时，此地商业繁荣，骡队川流不息，人群熙熙攘攘，县衙在镇上增设酒税所、批验茶引所。清时，商贸兴旺，全镇有各种商店32家、行业23个、网点118个，从业人员597人。20世纪初拥有商家近千户，摊点1200多个，客商云集，贸易兴旺，呈现“日进斗金，夜进斗银”的繁荣景象，“金张渚”美名由此而来。

张渚地理位置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南宋建炎三年(1129)，金兀术渡江南进。岳飞驻军张渚。他率军在广德、宜兴三战三捷，奠定了南宋中兴的基石。将军性情所至，探幽访古，挥毫写下了《过张溪赠张完》的名篇：“无心买酒谒青春，对镜空嗟白发新，花下少年应笑我，垂垂羸马访高人。”张完即张大年，是宋代宜兴张渚人。

离张渚镇不远的善卷洞，早在三国时期就被世人瞩目。南齐高帝萧道成选“灵地”，赎英台古宅建善卷寺，齐武帝时建成。香客、游人如织，历代达官贵人、文人雅士前来烧香、游洞，留下众多诗篇、美文、题字。这里的每一块山岩、每一个洞穴、每一处民房、每一座桥梁都蕴藏着故事。游善卷洞一直是史砚芬的心愿。在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外祖父满足了他。

张渚镇离善卷洞有五公里，没有公路，外祖父带着史砚芬等几个孩子骑了毛驴去游玩。相传4000年前，善卷先生避舜禅让潜入此山，以洞为庐，洞因此得名。而善卷寺创建后，洞与寺互为依存，相互光大。20世纪20年代以前，善卷洞还没有开发，各洞之间均不相通，必须从洞外绕道。毛驴把他们载到山南善卷寺，由寺僧带领，打着火把，先看寺后的小水洞，看泉水从岩甕的底壁下喷涌而出。然后，向东北翻过螺岩山，游览山腰的乾洞(今中洞)，观看有着玉柱、青狮、白象等各种象形钟乳石的能容千人的石厅。在外祖父的启发下，史砚芬饶有兴趣地识别那些钟乳石的形状。从乾洞出来，沿石阶下到谷底，游览大水洞(今下洞和水洞)，看泉水自地下涌出，奔腾流向溶洞深处，最后隐入岩下。善卷山南的碧鲜庵，相传为祝英台与梁山伯共读之处，善卷寺内保留了“祝英台读书处”古迹。外祖父问：“知道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吗?”孩子们争先恐后地讲述。外祖父慈祥地看着他们，点头拈须微笑，并不时补充着。“蝴蝶!好多的蝴蝶!”史砚芬惊喜地叫道。这个季节，山花烂漫，成群的蝴蝶上下翻飞。“传说中梁山伯与祝英台死后，化成了一对蝴蝶，黑色的是祝英台，黄色的是梁山伯，两只蝴蝶形影相随。”外祖父说道。“那这里也有他们吗?”孩子们好奇地问道。外祖父笑着点点头：“也许吧。”

外祖父不仅教史砚芬用心读书，更教导他正直做人。有一天放学途中，史砚芬和几个小伙伴学着大人的样子，以钱押注，做游戏玩耍，被外祖父看见。外祖父告诫他，这就是赌博的开始，以后一定不能这样了。史砚芬虽然年纪小，但深知赌博的危害，他也目睹过村里一些不事生产、游手好闲、以赌博为生的人，他痛恨这样的人和事。外祖父的训诫他深深记在心里，此后，再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正是这严格的启蒙教育，影响着史砚芬以后一生的处世为人。

在外祖父的教导下，史砚芬从小就喜欢下棋，闲暇之余祖孙俩还能酣畅淋漓地大战一场。“好好想想!”老人得意地抚着山羊胡须，乐呵呵地望着坐在对面的年仅10岁的史砚芬。史砚芬的一双小手在棋盘上举起，一只棋子被他用力抓起，他想了想，又噘着小嘴放下，摇摇头。“走——这儿!”突然他想到了一招好棋，将棋子用力地按在了棋盘上，得意地扬起小脸冲着外祖父笑：“这回瞧您的了!”外祖父皱着眉头，盯着棋盘看了半天，发现已无从下手了。他笑着摸摸小外孙的头说：“外公不行喽，老喽!”说着，爆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那是长辈对晚辈由衷的喜爱和赞赏。史砚芬天资聪颖，外祖父与人下围棋时，常常把他带在身边，他就在观战的过程中学会了下围棋。经过外祖父的指教， 8岁时他就能和外祖父对弈。随着年龄的增长，史砚芬的棋艺逐渐超越了外祖父。之后，在与外祖父对弈时，为博老人开心，他总是不会让外祖父败北，每局都会让他赢一二子。但在和外祖父的棋友下棋时，史砚芬一子不让，每弈必胜。十来岁的孩子，有如此精湛的棋艺，对手们深深为之惊奇。从下棋这件事可以看出他争强好胜的性格，同时也能尊重长者，处事周到。

史砚芬棋艺日精，还影响了家族中的兄弟子侄辈，他们也个个都会下棋，都是史砚芬一手教会的。他不但教他们下棋，还教育他们下棋应有棋品——胜不骄，败不馁，不乘人之危，要正大光明。史砚芬每次和他们下棋时，如果对方下错了，他总会指出错误，让对方动动脑筋重新走棋，兄弟子侄们在他的指点下，棋艺进步飞快。每到寒暑假，史家的大厅里总是聚集了这些孩子，大家平心静气地在一起切磋棋艺，从不争吵。如果遇到孩子们沉迷围棋，时间下得太长时，史砚芬又会提醒他们，下棋是一种娱乐，是在学习之余的一种消遣，不可费时太多，荒废学业，要有自制力，每弈不得超过三局。兄弟子侄们都自觉遵守这个规定。史砚芬自身很爱下棋，但在参加革命后，他全身心投入革命事业，再也没碰过棋子。

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城中楚望台下的一声枪响，震动了清王朝危如累卵的统治，辛亥革命爆发了。上海、浙江、江苏等地相继光复后，一场剪辫浪潮迅速从上海、南京等中心城市向中小城镇和广大农村发展。当时的广大乡村都广泛流传着“革命革命，剪掉辫子反朝廷”的民谣。这股风潮也影响了宜兴，连张渚这样的小镇，也掀起了剪发的新风尚。史砚芬到张渚上学时，还留着小辫子。一天放学回来，看到受新思想影响的舅舅们脑袋后面的长辫子不见了，甚觉奇怪，史砚芬还没回过神来，舅舅们就做主一把将他的辫子剪掉了。一天，史砚芬的父亲史福增来到张渚，看到史砚芬的辫子没了，大发雷霆。顽固守旧的父亲不分青红皂白，抓着史砚芬的头就往墙上撞，还大声质问：“谁叫你把辫子剪掉的?”史砚芬看着暴怒的父亲，沉着冷静。他不说是舅舅剪的，而说是时代叫剪的。正当父亲愤怒地责打他的时候，两个舅舅赶来了。二舅手拿剪刀，三舅拉着史福增的辫子说：“小孩子都知道这是潮流所趋，而你顽固不化，还要打孩子，你也应该顺时而为了。”刚说完，二舅拿起剪刀，“咔嚓”一下把史砚芬父亲的辫子剪了下来。这时，史砚芬乖巧地走了过来，抱着父亲喊“爸爸”。父亲看着自己被剪下的辫子，望着史砚芬头上撞出的包，羞愧难当，也心痛不已。他抱着史砚芬说：“爸爸错怪你了，爸爸错了。”在场的人都欣慰地笑了。当晚，舅舅们还备酒祝贺史父重获新生。剪辫反映了人们对于清朝统治的痛恨，也是顺应时代变革的一种表现。

在学校，老师给学生们介绍了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革命事迹。史砚芬听得十分认真，他在心里把孙中山视为大英雄，也想像他一样做一个伟大的人。

1916年，12岁的史砚芬小学毕业了。他回到了义庄，看到白发苍苍的祖母、体弱多病的父母和年幼的弟弟妹妹，似乎一下子长大了。祸不单行。继当年3月祖父去世后，悲痛又一次袭击这个贫困的家庭。8月，家中的顶梁柱——母亲也因生活的重压，积劳成疾，丢下三个未成年的孩子撒手人寰。母亲的离去，给了史砚芬重重的一击。对于他来说，仿佛天都塌了下来，生活都是灰暗的。随着祖父和母亲的相继去世，家中的劳力减员，贫困的生活更加拮据。

磨难是成熟的催化剂。身为长子的史砚芬，没有被艰辛的生活压倒，以瘦弱的肩膀挑起顶门立户的担子。祖母纺纱织线料理家务，父亲体弱多病没有能力支撑家庭，他便学着管理家里的几亩薄田。小学毕业，放在现在是不值一提的事，但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农村，也算不低的学历了。一般的农家子弟，学到这个程度，就算是有文化了，“能写会算”大抵如此，不管是在乡下种田，还是外出学徒、经商，基本都能应付。但是，史砚芬并不满足于此，不能去更高的学堂深造，他便到离家一里许的私塾跟着当地的名士史仲道学习古典文学。

在这里，除了学习四书五经、诗词和历史，他还和小时候一样，继续练字。史砚芬对历史很有兴趣，他经常用整张的书写纸摘录历朝历代大事，贴在墙上，面壁默记和背诵。记熟后更换新内容，继续背诵。他熟读历史，对很多问题都能不假思索地对答如流。学习的过程中，他也在不断思考，古老悠久的中华文明为何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如此不堪一击呢?他希望找寻到答案，走出家乡、外出求学的愿望更加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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