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暴动之后，宜兴的党团组织遭到破坏，城乡处于白色恐怖之中，革命依然处于低潮。一部分党员、共青团员转移到外地革命;一部分转入当地农村，继续领导农民斗争;也有一部分经不起革命斗争的考验，脱离了党、团组织。农民暴动失败后，宜兴的党、团县委的负责同志遭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通缉，被迫转移到上海，分别向省委、团省委汇报，并接受新的工作。
起义失败，在决定撤退前夕，史砚芬去向在中山中学任教的舅舅余干臣告别。舅父知道在国民党到处通缉的情况下，史砚芬的处境非常危险，要介绍他去外省工作，以避锋芒。但史砚芬坚决要献身革命事业，要求其舅成全其志。舅舅说：“你的意志，我岂能强夺!不过二妹的托孤，我不能忘怀。”史砚芬听了舅父的话，历历往事，涌向心头，自己何尝不明了舅父的心意呢，兄妹三人从小父母早逝，孤苦无依，受尽欺凌，全倚仗外公、舅父多方面的照顾。舅父思想开明，对史砚芬迎接北伐军，打倒北洋军阀，反对反动的县长等大多都持支持的态度，但这次……舅父见无法劝阻，便给他50元，以作不时之需。史砚芬接过舅父的钱，毅然告别了舅父，没想到这竟是永别。
1927年11月2日下午，史砚芬与匡梦苏步行从宜兴撤离。同日，宗钟也由庙里的和尚搞了一条船将他送出了城。第四天早上，三人在交通要道钮家村不期而遇。大家见都活着出来了，很高兴，有种绝处逢生之感。三人同道到常州，在史砚芬的亲戚家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以共同的理想互相勉励，就分头行动了。后来，宗钟和徐溪英、蒋梧汝三人被派去如皋回沪后，跟潘子文去苏州团市委工作，1928年7月，宗钟调江苏团省委秘书处工作。史砚芬和匡梦苏赴上海向团省委汇报工作。当时，江苏团省委书记是华少峰(华岗)，组织部部长是祝群。
就在史砚芬到达上海之时，11月9日至12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上海召开。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参加。会议通过罗米那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以及组织问题、政治纪律问题等决议。决议案一方面号召一切革命力量在共产党领导下，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坚决领导农民暴动，实行农村割据;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耕种;组织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等。但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革命是所谓“无间断的革命”，“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进展”，“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入社会主义的道路”。
会议全盘接受罗米那兹的“左”倾观点，认为蒋介石的叛变就是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汪精卫的叛变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叛变，因而提出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还要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会议认为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据此，会议确定了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并要求农村暴动同城市暴动相结合，而以城市暴动为“中心及指导者”，以形成城乡的武装总暴动，直到造成一省或几省的革命胜利的局面。会议还规定了一系列过“左”的政策，如主张没收中外大资本家的企业，“工厂归工人管”，要求在农民暴动时“极端严厉绝无顾惜的杀尽豪绅反革命派”等。
也就在9日这一天，江苏省委作出一个组织全省暴动的《紧急决议案》，还发出关于上海暴动问题的《通告第八号》。中央的“左”倾政策在这两个文件中得到充分的反映。省委在《紧急决议案》中提出：“江苏的党已经进到实行领导暴动的时期”，“今后所有党的工作都应以准备或发展暴动为其重心”;“江苏各地农民应该首先发动，在11月15日以前便要发动”;“尽可能的统率四乡广大农民群众占领县城”;“暴动一起，即应取攻势，不得有丝毫准备退后或准备失败的心理”;“江南应含有包围上海与南京的形势，使反动统治由惊慌以至崩坏”，“南京应该立即引起斗争”，“上海应该很迅速的准备暴动”。①
史砚芬看到省委发出的《紧急决议案》，心潮澎湃，迫切地想投入火热的战斗中。他一边焦急等待省委的组织安排，一边代表团省委参加大夏大学的团支部活动，动员团员们到基层、工厂去工作。遵照上级的号召，大夏大学的团员们即离开了学校，到劳勃生路英华里的一个工人夜校去教书，利用给工人上课的机会，宣传革命思想，讲述革命道理。
11月中旬，江苏省委鉴于史砚芬之前在领导共青团工作中能力突出，并在宜兴农民暴动中得到过锻炼，遂决定派史砚芬去共青团江苏省委工作，任共青团南京市委书记，改名为严文、余晨华、史久馨。
在宜兴时和到上海后，史砚芬对南京的革命形势也略有了解。在赴南京就任之前，团省委的负责人也再次跟史砚芬讲述了南京的严峻形势。
四一〇惨案后，南京党、团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白色恐怖笼罩南京。
为恢复党、团组织，带领人民坚持革命斗争，中共江浙区委(后江苏省委)陆续派人到南京来。1927年4月中旬，中共江浙区委派刘少猷为中共南京地委书记。在险恶的环境下，他努力恢复党的组织，开展反蒋斗争。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地委迅速通知南京地委委员买雨田率数十名地下党员和工人参加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直属铁道队。5月初，因身份暴露，刘少猷化装离开南京。中共江浙区委曾派万益来宁主持地委工作，因无法立足，不久即离开。6月初，江浙区委又派黄国材(又名黄逸峰、黄承境)为中共南京地委书记。黄国材到任后，重建中共南京地委，迅速恢复了浦镇机厂、金陵机器制造局、和记洋行、造币厂、徐州铁道队、各大中学校等单位的党团组织，共有党员200人。地委还制定了武装起义的计划，拟武装工人、破坏铁路、夺取兵工厂、炸毁火药库等，配合武汉东征军东征，后因宁汉合流，武装暴动计划未能实现。就在当年6月，团地委机关遭到破坏，团地委书记刘竹贤等被捕。敌人从团地委机关驻鼓楼兴皋旅社搜查到的文件中发现了地委机关所在地地址。7月5日，地委成员黄国材、姚家让、谢德生以及地委交通车道明等5人，在南京地委机关高家酒馆6号被捕。此后，又有10余名党员被捕，中共南京党组织的领导机关再次遭到破坏。
黄国材
9月26日，团省委在上海市召开外埠(即市、县)代表大会，通过团江苏省委《外埠今后工作方针的决议案》。该决议案对南京共青团工作作出了具体部署：1.十月十日之前，正式恢复市委组织。2.限十月底发展到200人，青工同志至少应占三分之一。3.协同党恢复并发展真的工会(阶级的工会)，尤其是浦镇浦口铁路工会及沪宁车站与下关黄包车工会等，在秘密状态中严密恢复起来。在我们领导之下，同时加紧作反伪工总的宣传，并且要设法在行动中毁坏他的组织及影响。4.到农村中去发展真正的农协，并发展本校农民支部，利用厌恶伪农协的心理，可以设法使农民起来反抗它(如抗交会费等)。5.恢复并发展各校学生支部，开展学生运动。并准备组织学生会及南京真学联，同时加紧反伪学联、伪学总的宣传。6.南京组织毁坏以后，同志长久脱离团体生活，现在应特别注意内部训练教育工作。
邓中夏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时，省委派罗世藩、贺瑞麟来南京恢复党团组织。10月23日，按照团省委的部署，共青团南京市委建立起来了，何瑞林(即贺瑞麟)任书记，团市委下设学生运动委员会、儿童运动委员会，并领导团滁县特别支部。当时共青团南京市委机关位于城北双井巷十六号，设在东南大学南面不远的一条巷子。同月，再派原在铁路从事工运的吴雨铭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到任一个多月来，经过组织清理，市委已开始恢复工作。全市党员主要分布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铁道队、津浦铁路、兵工厂、和记工厂及学校、国民党军政机关，全市有5个支部，党员200多名，共青团组织也逐步恢复，共有7个支部，团员100多名。
史砚芬此去南京，肩负的担子会更重，斗争也会更残酷。但既然选择了这条革命道路，前方哪怕是万丈深渊，也要勇往直前。不久，史砚芬只身提着皮箱，离开上海踏上了去南京的列车。列车慢慢地行驶在铁轨上，沿途的风景也在慢慢向后移。坐在晃晃悠悠的车厢里，史砚芬的思绪也在翻腾。宜兴农民暴动悲壮落幕，这场暴动的影响及经验教训，他一时不可能看得非常清楚。但自己在这半年多里经历了最严峻的考验，经受了一场真正的战斗洗礼。从大革命的轰轰烈烈，到四一二之后的白色恐怖，自己从一名追求进步的青年正式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一次次与敌斗争，直到宜兴农民暴动。革命有挫折有失败，但不会因暂时的挫折而终止。就像这列车，有停靠，但一直在前行。我们的革命斗争不也在不断地前进吗?他深知，灾难深重的中国只有革命才有出路。他自己个人的前途、命运都维系于此。
史砚芬到南京后，首先与共青团南京市委原书记贺瑞麟取得了联系。贺瑞麟，1909年生于江苏铜山。1925年，贺瑞麟到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书，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五卅惨案发生后，贺瑞麟率领东南大学附中学生参加声援和记蛋厂工人大罢工的示威游行，被反动当局逮捕。出狱后，他开始专职从事革命活动，在下关、浦口、九袱洲等地发动群众。史砚芬到南京任团市委书记后，贺瑞麟改任组织委员。
虽然团市委组织建立起来了，但与其他的组织关系还没开展起来。首先，史砚芬和贺瑞麟来到国立第四中山大学
①，与国立第四中山大学的团支部恢复了组织关系。在腥风血雨的日子里，史砚芬等同志不顾个人安危，深入该校，广泛联系学生，他的身影经常活跃在中央大学的校园内外，多次参加中大团支部会议，领导中央大学党、团支部，积极开展革命工作。
贺瑞麟
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坐落在南京市中心，这所学校虽然被国民党控制严密，但是教师、学生思想进步。1922年，学校就有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1924年南京团地委领导6个支部和河海小组，东大、东大宿舍、东大附中是其中3个支部。1925年，东南大学成立了“上海惨案后援会”，在党组织和团组织的领导下，声援上海工人及和记洋行工人罢工。
南京团组织继续加强对滁县团的工作的领导。滁县紧邻南京。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从上海转移出来的滁县籍共青团员出于对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的义愤，一部分回滁县开展活动，一部分积极寻找组织。经过滁城章师培等人的寻找，找到了共青团南京市委学习委员、南京金陵大学的李模中。6月初，章师培和李模中从上海到南京，并接来上海同学、团员曹庭芳、陈璋(陈凋月)及青年曹庸芳等五六人，一起讨论如何与组织联系，通过李模中联系上南京团市委。1927年七八月间，章师培和李模中一起回到滁县。不久，李模中进了金陵大学，并在那里展开了活动。南京团市委派南京安徽公学团支部书记王明渠(王汇伯，1928年叛变)到滁县，帮助指导建立共青团组织。经章师培侄子章书策(南京安徽公学学生、团员)的介绍，章师培和安徽公学团支部书记王明渠在家里见了面。王明渠说他受南京团市委委托，到滁县建立共青团组织。于是章师培找了进步青年葛天民(葛汉楷)、吕学塔、裴学鳌(裴海萍)、周元凯(周恨一)、张盛照商量此事。9月的一个下午，在滁县小西门外丰山顶上，由王明渠以南京团市委的名义召开会议，并宣布正式成立共青团滁县支部，属共青团南京市委领导。会上推选葛天民为书记，章师培为组织委员并负责与南京团组织联系，周元凯为宣传委员，并规定每周召开一到两次组织生活会。会上还制订了工作计划，准备做工人的工作，组织店员工会、码头工会。不久，又发展了张培让(张礼卿)，与葛天民一起搞店员工会。寒假，在苏州读书的共青团员周其沐(周景杭)也回来参加活动，李模中也从南京回来在店员和装卸工人中进行活动。
11月中旬，史砚芬担任南京团市委书记后，继续贯彻执行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深入滁县开展地下斗争。他在章师培家住了五六天，其间召集青年团干部在章家开了两次会，听取他们的工作情况汇报，传达当时的斗争形势，并指出他们工作中的缺点和努力的方向。史砚芬要求滁县的团干部们深入基层发动群众，组织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滁县团组织曾以国民党的名义在基督教堂召开过群众大会，声称要捉拿劣绅张四海、魏一如，但由于没有枪，没有准备，所以也没有行动。史砚芬指导他们尤其是要在县城里组织起店员工会和箩行工会等革命群众组织。在史砚芬的领导下，滁县的同志积极开展工作。不久，拥有100余名会员的店员工会和20余人的箩行工会相继宣告成立了。工会利用合法身份与资方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迫使资方同意了工会提出的缩短工作时间、提高工资待遇的要求。工会在滁县广大手工业工人中树立起很高的威信。
11月底，根据共青团江苏省委关于重新改造团的指示，团市委决定从11月底到12月初，自下而上全面改造团的组织。12月3日，团市委召开南京市团员代表大会，到会代表18人，会上听取团省委代表的报告，选出团市委委员9人，候补委员4人，并确定一切工作以暴动为中心，加强组织和宣传工作。
12月4日，中共南京市委在浦镇鸽子山上秘密召开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出席代表25人。会前推定孙津川为临时主席。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关于《中国现状与共产党任务决议案》。大会听取了党务报告，作出接受中央紧急会议决议的决议，确定把武装暴动作为当前工作的重点。南京团市委书记史砚芬在会上继续宣传贯彻八七会议精神。他慷慨陈词：“我们这次会议是行动的会议，要解决行动的对象、目标和方式。所谓行动，就是武装暴动，要集小暴动为大暴动，集大暴动为各省暴动，从而动摇国民党的统治基础，打倒反动政权。现在无锡一带暴动搞得很好，我们要赶快响应。各校都要组织队伍，中央大学要站在前列。”当时有同志提出异议，认为我们力量太薄弱，立即暴动是做不到的。王崇典激动地说：“国民党像一潭污泥浊水，怎么搞也不行。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们要鼓足勇气搞暴动，夺取政权才有幸福可言。”由于对国民党的仇恨所滋长的“左”的情绪，所以大家在会上还是接受了“左”倾盲动主义的《中央对于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
会议选出13名市委执行委员和4名候补委员，他们是史砚芬、王澄
①、何正泉(原名滕炳炎，金陵兵工厂工人)、杜秀山(浦镇工人)、陈风彩(浦口工人)、路大奎、杨明清、罗世藩、丁发武、苏爱吾(苏幼农)、王崇典、孙津川(孙竞川)、周长福(周福康)、孙长植、李鸿彦(李鸿宴)、宋震寰(宋日晶)、吴雨铭(吴敏)。其中吴雨铭为市委书记，罗世藩为组织委员，孙津川为职工委员，宋震寰为农运委员，苏爱吾为军事委员。
孙津川
会后，新的南京市委领导作出委员分工的调整决定，宣布史砚芬正式接替贺瑞麟任团委书记，贺瑞麟为团市委组织委员。根据市委分工，孙津川找贺瑞麟谈话。贺瑞麟表态，会服从组织的安排，只要是革命工作都会做好，愿为贫苦人民的翻身去拼。史砚芬也对此表示赞赏，他说：“我很喜欢瑞麟兄的直率，有话说在当面，还能服从大局。今后的工作还指望你多支持。”贺瑞麟笑道：“砚芬兄请放心，我会多向你学习，你有农民暴动的经验，我有信心把工作做好，做个真英雄、真好汉。”
自此，两人无话不谈，成为生活中的好兄弟、工作上的好同志。贺瑞麟积极配合史砚芬的工作，利用自己熟悉的关系，在南京工人、学生中发展组织，开展工作，创办进步刊物，宣传革命理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行径。
12月11日，团江苏省委在上海召开共青团江苏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传达团中央11月扩大会议精神，会议通过了《对于江苏省目前任务决议案》。会议要求全省团组织加强对工农运动的领导，努力开展经济斗争，积极发展团组织及少年先锋队，动员广大团员到群众中去发动暴动，并决定抽调江苏省委机关的半数人员赴外埠指导工作。次日，中共江苏省委根据团中央11月扩大会议精神，发出《关于党团关系的通告》，批评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央和团的关系问题上出现的“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两种错误倾向，并指出，党团各级会议互派代表参加，以加强互相的了解，党内重要的指示与政策应提交团内讨论，注意团的意见与建议;各级党部应经常听取团的工作报告;团应当输送优秀的同志到党内工作;团应在党的正确路线与政策上进行反对党内、团内机会主义的斗争;团对党机关的不当政策和行为应站在党的立场上，向上级党部机关陈述意见;党要注意帮助团组织的发展等8条意见。
12月14日，中共江苏省委、团江苏省委发出告全省工、农、兵士、贫民书，提出无锡、宜兴、江阴等地的农民相继暴动，开展土地革命的要求，号召全省党组织和团组织重整旗鼓，准备继续作英勇的斗争。
1928年1月2日，中共江苏省委对团省委的工作作出决议，规定团的总方针应根据党的政策而定，不能单独行动。指出，目前新的革命力量尚未集聚起来，不是即刻武装暴动和夺取政权的形势，主要任务是组织工农，扩大工农武装，发展组织，深入土地革命，同时，从政治、组织、教育等方面，加强对青工、青农、兵士运动的领导，以做好党的助手。
3月19日，团江苏省委发出指示，要求无锡、南通、南京、苏州、徐州、镇江、常州等地建立团的中心支部，巩固健全各级团部，从政治、组织、教育等方面加强对青工、青农、兵士运动的领导，以做好中国共产党的助手。
在共青团南京市委领导下，安徽公学团支部领导学生清查学校的伙食账目，掀起了反对校方克扣伙食的斗争。此时，南京已恢复和建立了津浦路、兵工厂、和记、浦镇、农民、码头、中大、店员等支部和沪宁小组，总计党员100多人。团组织也得到相应的恢复和发展。
3月，团省委调史砚芬任团省委巡视员，中共南京市委改派贺瑞麟担任南京团市委书记，黄一民(黄觉庵)任组织部长，秦了君任宣传部长，不久由李智清接任宣传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