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于4月18日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决定同共产党决裂，彻底背叛了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并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搜捕、大屠杀。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用血与火的语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起义失败后，周恩来等领导人总结教训，决定起义军余部就地与农民结合，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

史砚芬等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在农村努力撒播革命的种子，全县农民运动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至1927年7月，宜兴的后湖乡、西山前、双桥、潜洛、蜀山、鼎山、四条岭、梅园(以上地区成为宜兴农民暴动的中心区域)、徐舍乡、美栖里、陆平乡、横山、和桥、高塍、官村、义庄等地都成立了农民协会。史砚芬等奔走在宜兴各乡村，对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号召他们团结起来，与土豪劣绅斗争。7月底，宜兴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成立。这个组织开始是由非中共党员领导，没几天就被中共党员所掌握。县农民协会由中共党员宗益寿、孟士青、陈伯麒组成，主任委员宗益寿。全县有农协组织的10个区，会员8000多人，其中共产党员领导的农民骨干有2000余人，为日后的农民暴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青运、工运、农运兴起的同时，宜兴的妇女运动也逐步开展。宜兴是封建势力浓厚的地方，几千年来妇女从未有过自己的团体。为给妇女们争取权益，1927年县党部设妇女部，这是宜兴党政机构中设妇女机构的开始，但未能开展什么活动。中共宜兴县特支在开展共青团工作的同时，以宜兴女中、阳羡女校为中心开展妇女运动。特支委员李旸谷到宜兴女中、阳羡女校任教，在女青年中发现进步分子，培养她们入党。吴旆扬、周云轩^①就是在这时加入共产党的。1927年8月下旬，宜兴县妇女协会成立，吴旆扬、周云轩成为领导人，双双担任执行委员。

在各项工作开展的同时，中共宜兴特支还注重城镇工作，进一步发动群众，在群众中宣传。1927年7月，在宜城方公祠(瀛园)举办为期一月的“平民夜校”，由中共党员、共青团员组织。参加夜校的学员是宜城服务业、手工业的工人，40人左右。平民夜校以阶级教育为主要内容，向他们揭示受剥削、受压迫的原因，树立劳苦大众要做世界主人的信心，提高学员的阶级觉悟。学习结束时，还在学员中发展了2名共青团员。在举办平民夜校的同时，在中山中学办了为期约一月的“中小学教师暑期讲习班”。目的是通过学习提高教师觉悟，发动教师参加革命活动，为今后教育界的革命活动创造条件。讲习班聘请潘菽、李石岑和教育局长潘梓年主讲，县党部也派员(中共党员)任课，宣传革命思想。

潘菽

中共宜兴特支卓有成效的工作使青运、工运、农运蓬勃兴起，群众团体组织建立和党组织发展壮大，为中共宜兴县委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宜兴的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下，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发展壮大，这是史砚芬等一批早期优秀共产党员不辞辛劳、不畏艰险、勤奋工作的结果。在他们的领导下，宜兴发动了两次斗争，并取得胜利。

1927年8月的宜兴，盛夏季节。在暑气逼人、热浪滚滚的日子里，革命的热潮也正火热地酝酿着，随时随地都可能喷涌而出。发展革命力量，壮大革命队伍，抓住时机与敌人作斗争，这是宜兴党团组织的目标和任务。

宜兴教育事业发达，当时全县中小学校有200余所，教员600余人。但教师们生活清苦，全靠微薄的薪金度日。每月薪金最多的二三十元，最少的只有五六元。这本来就难以维持生活，县政府还常把教育经费移作别用，教师薪金不能按月发放。到7月份时，已拖欠教师工资20多个月，平素清寒的教师更陷于生活困境。针对这一状况，中共宜兴县特支决定领导全县中小学教师开展索薪斗争。《宜兴评论》发表文章，责令县政府公布财务收支，呼吁发还所欠教师薪金，支持教师的正义斗争。

8月中旬的一天，忍无可忍的几百名教师到县城向县政府索薪。索薪队伍到教育局集中，特支委员、教育局长潘梓年亲自带领索薪队伍出发。索薪队伍先到县党部，常务委员周为群不敢出面，史曜宾代表县党部表示支持，并和索薪队伍一起到县政府。教师们在县政府前坐索欠薪，高呼口号，要县长出来答复。县长施方白不敢出来，他把史曜宾、潘梓年请进县政府，对他们软硬兼施。他先是责怪史、潘两人不应让教师到县政府索薪，又扬言县政府财政困难无款可发，并叫第二科长拿出账册给史、潘两人看，以“你们有什么办法，我就照办”来搪塞。史、潘两人识破其阴谋，向施方白严正指出：“今天是教师对县政府的索薪行动，你是县长，一定要负责发还教师欠薪!”施方白最后竟以辞职来威胁，并独自走出了会客厅。此时，县政府大门口传来阵阵口号声：“我们要活!要养活全家老小!”“归还欠薪!”“县长出来答复!”“冲进去!!”索薪教师越来越愤怒。在愤怒的索薪教师面前，第一科长出来打圆场，并把施方白拉了出来。这时的施方白只得答应在开学前归还教师欠薪。史、潘两人把施方白答复的内容记录下来，叫其签字后，向索薪的教师宣布。县政府前一片欢呼声，教师索薪斗争取得胜利。

教师索薪斗争^①

没多久，又一场斗争接踵而来。8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史砚芬和弟弟史砚芸(中山中学学生，共青团员)应二舅母(余其贞之妻)之邀，从南门进城去吃午饭。走到长桥(今蛟桥)时，遇到了一西乡的农民将他们叫住。那农民对史砚芬说：“砚芬先生，自古以来农民进城挑粪从来不盖粪桶盖，现在革命了，挑粪倒要花钱买粪桶盖了。革命革命，革来革去，还不是革在农民头上。你们先生家还是先生家呀!”尖锐的语言引起了史砚芬的注意。他没有在意农民的态度，而是和蔼地问他：“你也来挑粪吗?”农民说：“挑了两桶粪，被拉去公安局要买粪桶盖。没有钱，就把粪桶押在公安局门口，要买了粪桶盖才给挑走呢。”当日，还有四五条挑粪船在西关桥里。

农民抗粪捐斗争^①

原来，宜兴县公安局以夏令卫生为名，出布告要求凡入城挑粪的农民要在粪桶上加盖，无盖的都要到公安局去买粪盖，否则要扣留粪桶，处以罚款并拘管，借以敲诈农民。当时正值农忙追肥之际，农民哪可能立刻都做上了粪桶盖?于是每天清晨入城挑粪的一批又一批农民，都被公安局扣留了粪桶，处以拘管、罚金。农民怨声载道，纷纷要求农民协会作主，对公安局的敲诈行为表示强烈反对。

史砚芬安抚了那农民后，立即叫弟弟回学校找史熙光(中山中学教师，中共党员)到中共宜兴特支书记史曜宾家商量，正好徐溪英(1928年6月至10月担任团县委委员)等也在史曜宾家。史砚芬汇报了粪桶盖的事以及他自己对这件事的看法。当时特支内部还有一种看法，认为这是公安局的事，他们不要多事。徐溪英等很支持史砚芬的想法，认为公安局的行为是敲诈勒索，应该出面干涉，为农民出头。最后，中共宜兴特支决定组织农民协会统一行动，打击公安局的敲诈行为。《宜兴评论》也配合这次行动，报道各类消息，揭露公安局的丑行，争取舆论支持。

一天早晨，在史曜宾和史砚芬等的组织领导下，许多挑粪的农民三三两两地从东、南、西三门进城。公安局的人看到大批挑粪农民进城，以为敲诈勒索的机会又来了，照例将这些农民一一拘拿到公安局门口，渐渐集中了被拘农民两三百人。突然“冲啊!”一声号令，农民们拿着挑粪的扁担打进公安局去。警察在怒潮般的人流面前不知所措，公安局长慌忙从床上爬起逃走，公安局被几百条扁担打得落花流水。随后，中共宜兴特支在城隍庙戏台召集参加这次怒打公安局的农民开会。史曜宾鼓励农民团结一致向反动势力作斗争，农民协会一定会取得胜利。获得胜利的农民兴高采烈地分头出城回家。事后，在教师索薪斗争中灭了威风的县长施方白不敢公开为公安局撑腰，公安局长只得向省政府申诉。对此，中共宜兴特支以县党部名义写了个书面公文呈省政府，列举公安局假名敲诈、农民被激的事实，指出责任全在于公安局，对此县党部愿负责作证。最后，公安局长被撤职，抗粪捐斗争取得胜利。此次斗争，是史砚芬他们长期在农村发展革命力量的结果，为之后的宜兴农民暴动培养了力量，积累了经验。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shiyanfen/2022113720.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