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的夏天，史砚芬从省立五中毕业了。作为省内名列前茅的中等学校，他们的毕业生半数以上继续升学，不能升学的大多就教职。自1922年北洋政府颁布“壬戌学制”后，中学校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全国。随着中等教育规模的急剧扩大，学生的出路问题逐渐凸显并日益恶化。国民政府始终将中学教育定位为升入大学的预备教育，当时教育部的条令规定“中学四年毕业，毕业后得入大学或专门学校，或高等师范学校”。而实际上，中学生升入大学的比例非常低。据教育发达的江苏1927年底的统计，各中学毕业生之升学者，仅占20%而已。很多人迫于经济压力上不起大学，高额的费用使得高等教育对于大多数中学生来说可望而不可即，上大学成为中产或中产以上家庭的子弟才能享有的特权。史砚芬的家境能支撑他中学毕业已经很不错了，要想进一步深造几乎无可能。升学无望，就只有选择就业了。但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经济凋敝、社会动荡，不能为中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工商业不发达，无法为毕业生提供源源不断的就业岗位。大批的中学毕业生求学无门，就业无路。有志于普及乡村教育的史砚芬回到了家乡官林义庄村。

虽然有着较高的学历，但回到家乡的史砚芬并不能如愿。乡村依旧由那些旧的士绅把持。科举废除、新式教育制度建立后，从学校毕业的学生不再受到乡村社会的认可，乡村对知识分子的容纳机制被打破。他的志向无用武之地。史砚芬这时才明白，要打破一些旧的秩序，引入新的东西，并不容易，特别是靠自身的力量很难改变几千年积淀下来的陈规陋习。安静乏味的乡村生活，与书声琅琅、充满革命激情的校园生活相比，落差很大。虽然这样，他还是抱着一颗热爱生活的心，尽着长子长孙的责任，为弟妹做着榜样。为了改善生活、贴补家用，他和弟弟史砚芸一起在宅边地上种植了一些蔬菜。哪知此举引起了叔母的不满，她不由分说把菜苗全给拔光了。史砚芬他们很生气，就和叔母发生了争执，叔父偏袒叔母，不问事由，拿起棍子就打史砚芬。面对叔父的蛮横无理，史砚芬起初还是敬他是长辈的。他说，你是叔父，给你打三下，超过三下，我就要还手。当叔父打到三下时，史砚芬一把夺过木棍，大声说：“你整天赌博，不足以教训我。”叔父责骂他目无长辈。史砚芬据理力争说：“我有祖母在，你当着祖母的面打她孙子，你才目无长辈。”叔父语塞，自知理亏，事才平息。这件事深深触动了史砚芬。仅仅因为家里贫穷，老弱妇孺多，就要受到欺负吗?对于恃强凌弱的旧势力，必须努力抗争，因此他萌发了改革社会的念头。但若要变革社会，首先自己要强大起来。于是，为了谋生，也为了到外面的世界看看，拓宽自己的视野，学到更多的本领，积累更多的人生经验，他选择了离开家乡，去南昌投靠自己的舅舅。史砚芬的二舅余干臣(即余其贞，作者注)时任南昌高等审判厅厅长，1926年7月至1927年8月期间，短暂担任省公立宜兴中学(1924年10月创办)校务，是个正直的知识分子。

不久，20岁的史砚芬，怀着一种复杂难舍的心情，告别亲人，踏上了去南昌开辟人生道路的新征程。他身材中等偏上，皮肤白净，清朗俊秀，一副典型的学生模样。到南昌后，他凭着自己的学识和才干，在舅舅手下谋到一份文书的差事，开始了新生活。在南昌的三年，他积极肯干，培养了练达的作风，对于今后的成长有着重要的作用。

其时的南昌已经有了中共党团组织的活动。1922年冬，革命先驱赵醒侬便受中共党组织派遣，回南昌开展革命活动，筹建江西党团组织。赵醒侬，原名性和，1899年生于江西南丰县一个贫苦家庭，高小毕业后在长沙和常德等地当学徒。五四运动爆发后，他改名为“醒侬”，表示自己觉醒的决心。1921年，他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回到南昌后，经过短时间筹备，他与方志敏等人发表《南昌文化书社宣言》，成立了南昌文化书社和南昌平民图书馆，销售马克思主义和其他革命书报。1923年1月，赵醒侬等7名进步青年在南昌组建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并开始积极开展革命活动。3月，方志敏等人也回到南昌，他们研究决定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民权运动大同盟，作为团进行公开活动的组织形式;在九江、鄱阳、丰城三个工业区内发展团组织，建立团支部，吸收青年工人入团;督促开展工人运动;与此同时，团组织不断扩大，新团员不断增加。赵醒侬等经常在南昌和九江邀集改造社社员、中学学生、青年工人和店员开谈话会，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为发展新团员物色对象。就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的第二天，江西督理蔡成勋即逮捕了多位革命者，接着又下令取缔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民权运动大同盟，查封文化书社。赵醒侬也被通缉，被迫去了上海。然而军阀的残酷镇压，并不能阻挡江西革命运动的发展，相反却促进了江西青年的觉醒。

赵醒侬

1923年6月，中共三大确立了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会议结束后，赵醒侬返回江西，根据中央指示，筹建共产党的组织，同时受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委派，筹组江西国民党党部。8月，创办了《新江西》半月刊，宣传马克思主义，指导江西革命斗争。1924年3月，赵醒侬、邓鹤鸣在上海接受中共中央关于筹建南昌地方组织的指示。同月下旬，赵醒侬和邓鹤鸣返回南昌，在南昌团地委的基础上，着手筹建中共南昌地方组织。他们首先发展方志敏、傅清华等青年团员加入共产党。5月，经过短时间筹备，中共南昌特别支部成立，赵醒侬任书记，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中共南昌特别支部的成立，是南昌人民革命史上一个极为重大的事件。南昌人民从此有了党的坚强领导，预示着新的革命高潮的来临。9月，改组江西省和南昌市的学生联合会，由共产党员担任学联主席，又改组了江西青年学会总会，出版了《江西青年》周刊，还出版团地委机关刊物《红灯》。江西的进步刊物，大部分都是由赵醒侬创办或领导的。

方志敏

史砚芬在南昌高等法院做文书，挣着微薄的薪金。除去必要的生活开支和贴补远在义庄的家用外，身上所剩无几。这很少一部分的钱，他都用在买书买报上了。在繁忙枯燥的工作之余，他的业余生活就是看书和报纸。他的阅读很广泛，也接触到一些进步的书刊，如《中国青年》《江西青年》等，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他也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宣传。当时，曾有同学邀请史砚芬在无锡读书的弟弟史砚芸一起去报考黄埔军校，史砚芸去信征求史砚芬的意见。史砚芬鼓励弟弟去报考黄埔军校，并告诉他自己到了南昌后，认识了一个人，明确了人生的方向。虽然无法考证史砚芬在南昌认识了谁，经历了什么，但他的确在改变，人生观和价值观都得到了升华。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赵醒侬积极领导江西人民开展反帝爱国运动，成立了“反对帝国主义惨杀上海同胞江西后援会”(后改名为“沪案交涉江西后援会”)，组织领导群众示威游行、罢工、罢课、罢市等活动，声援上海人民的斗争，开展捐款和抵制仇货，组织党、团员带领学生下乡宣传，并在九江、吉安等十几个县区成立中共党小组(支部)。史砚芬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这次活动，但他也感受到了斗争的浩大声势，这让他热血沸腾。1925年7月间，由共产党人参加领导的国民党江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南昌黎明中学秘密举行，正式成立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会上选出赵醒侬、张朝燮、方志敏等7人为执行委员，其中有6人是共产党员。左派力量在江西国民党各级组织中处于优势地位。江西的革命形势蓬勃发展，史砚芬深受感染，他不仅从心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观点，也渴望自己能早日参与到斗争中去，为国家和人民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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