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撰修背景与过程
《周书》50卷，纪传体，本纪8卷，列传42卷，无表志，唐令狐德棻等撰。又仿司马迁、班固作《史记》、《汉书》之体，于卷末附“史臣曰”的论赞，以表述撰作者对本卷史事人物所作出的评价和看法。其书虽以“(后)周”提名，实际上记录了北魏大统元年 (535)，东西魏分裂至隋开皇元年 (581)隋代北周间的48年史事，其中西魏23年，北周25年。《周书》虽无志，但关于此间的文物制度的记录部分保留在长孙无忌主修的《五代史志》 ——后附在 《隋书》 中。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的一大盛世，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表现在史学领域中就是在所谓二十四部正史中，就有八部是在唐朝完成的，是其他各王朝所无法比拟的。这主要是因为唐王朝统治者在其开国之初就注重加强史学建设，目的在于“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鉴”，总结历史教训，进行社会改革和建设。因而要求史官广采旧闻，编写出反映过去和当代历史演变中的真实情况，“义在不刊，书法无隐”。唐朝尤其是初唐的史学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繁荣起来，而《周书》就是整个初唐史学成就中的一部分。
早在武德四年 (621)，唐王朝刚建立不久，担任起居舍人的令狐德棻就向唐高祖建议撰修两晋北魏以来的历史。他指出“窃见近代以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于周隋，因遭隋末大业的农民起义，典籍多有遗阙，但离现今不远，“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无可记录。”在这次进言中，德棻首先揭示出修近代历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中国古代自 《尚书》、《春秋》之后，各王朝都比较重视史书的编纂工作，而自两晋以后，由于社会动乱，王朝迭更，虽修部分史书，但颇不完整，造成王朝相代，史却不传的情况。而且在资料收集方面，许多过去的创造者或目击者亦或在世，亦或口耳相传于社会，这样搜集起来的资料就既方便又可靠，不然等几十年后，事迹渐湮没，人亦渐故去，要想修史就很困难了，况 “文史不存，何以贻今古?”(以上引文均见 《册府元龟》卷556 《采撰》二和 《旧唐书》卷73 《令狐德棻传》)不仅如此，令狐德棻还在这个建议中提出了此次修史对唐王朝的重大政治作用。唐上承隋，隋承周，令狐德棻认为这种正统的继承性只有通过修史才能体现出来，否则，势必会影响唐王朝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对国家统治不利。“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 《旧唐书》卷73本传) “今不论次，各为一王史，则先烈世庸不光明，后无传焉。” ( 《新唐书》卷102本传)所以唐高祖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于次年下了《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诏中言道：“司典序言，史官记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 “ (倘若) 简牍未编，纪事咸阙，炎凉已积，谣俗迁讹，余烈遗风，倏焉将坠。”(《唐大诏令集》卷81)该诏从正反两方面进一步指出了修史的必要性及其社会功能，同时还表现了唐高祖对两晋以来典籍不修表示叹惜的心情： “顾彼湮落，因深轸悼。”(同上)诏书中还对魏、齐、周、隋、梁、陈六史的具体分工作了明确规定。其中北周史由侍中陈叔达、秘书丞令狐德棻和太史令庾俭负责编修。这就是 《周书》的第一次编修。
但是，由于这时国家刚建立不久，各种文物制度都有待于创制和完善，如定百官、颁律令、行均田、建学校等都是迫在眉捷之事，可谓百废待举。而且这时战事亦较频繁，实质上只到武德七年(633)才基本上完成国家的统一，所以此次编修 “历数年，竟不能就而罢”也在情理之中。(《旧唐书》卷73 《令狐德棻本传》)
贞观三年 (629)，唐太宗在玄武门之变而稳定了皇位之后，在武德年间政治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又把修史提到了工作日程。“贞观三年 (629)，太宗复敕修撰，乃令令狐德棻与秘书郎岑文本修周史，……德棻又奏引殿中侍御史崔仁师佐修周史。”(同上)为了加强这一修史工作，唐于中书省中置 “秘书内省”以修五代史。这是周史的第二次开修。
此次开修因加强了各方面的力量，协调整个工作进程，由宰相房玄龄和魏征总监诸代史，由令狐德棻“总知类会”，由李百药、姚思廉这两位具有家学渊源的史家参修，又因众议魏史已有魏收、魏澹二家而不复再修，所以历经七年，至贞观十年 (636)，《周书》和梁、陈、齐、隋等五史一起修成上呈，收藏于秘阁。
《周书》和梁、陈等史虽已修成，但它们均无反映一朝典章文物的“志”。于是贞观十五年 (641)，唐太宗又令于志宁、李淳风、韦安在、李延寿、令狐德棻等共同编修《五代史志》，到高宗显庆元年 (656)书成，由长孙无忌奏上。后来 《五代史志》被附在 《隋书》里，但它实际上反映了梁、陈、齐、周、隋五朝的典制情况，所以这也可算是 《周书》的第三次编修。《周书》在唐的修撰工作到此可谓全部完成。
2. 《周书》 的撰修者
关于 《周书》的编者，中华书局点校本题为今狐德棻等撰，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从上面的撰修背景和过程中我们亦可以看到，当时参加编修的除令狐德棻外，前期有陈叔达和庾俭，后期有崔仁师和岑文本，唯令狐德棻不仅前后始终其事，且由其首倡，由其定体例，所以题为令狐德棻等撰是较合理的。
令狐德棻，宜州华原人——今陕西耀县人，生于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卒于唐高宗乾封元年 (666)，享年八十四。《旧唐书》卷73，《新唐书》卷102有本传。其远祖令狐迈在西汉王莽时为建威将军，但不屈于王莽的专制，其子令狐称则 “避地河右”，从此代为河右大族，到令狐德棻祖父令狐整时已成为名声显赫的士族之家。其父令狐熙，字长熙，有四子，德棻最少。《隋书》卷54本传称其父性格刚强，豁达开朗有雅量，并能博览群书，尤其对于《三礼》、音律造诣颇深。令狐德棻就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受家庭的熏陶，自幼即勤奋自勉，“博览经史，早知名。”(《旧唐书》本传)
大业末年他曾受命为地方长官，但他 “以世乱不就职”，(同上)说明他有自己的政治目的，只是静等时机而已。在淮安王李神通起兵之后，他认为时机到来了，加入义军，为记室参军。此后，他追随唐王朝，成为武德贞观时期一位很重要的历史人物。武德元年 (618) 官起居舍人，五年(622)升为秘书丞。此间他办了两件有益于文化的事。其一是奏请搜集古代典籍加以整理，“购募遗书，重加钱帛，增置楷书，令缮写，数年间，群书略备。”(同上)其二是于武德四年 (621)十一月第一次向唐高祖提出编修梁、陈等史的建议，唐高祖采纳了他的建议。贞观三年 (629)再举修史时，他不仅仍主修周史，而且 “总知类会梁陈齐隋诸史”，(同上)对此次编修的顺利完成起了一定的作用。因而，《旧唐书》本传评价道： “武德以来创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新唐书》本传亦发议道：“(初唐)修撰之源，自德棻发之。”充分肯定了令狐德棻在初唐史学发展上的筚路蓝缕之功。贞观六年 (632)令狐德棻官迁礼部侍郎，兼修国史，受爵彭阳男。十五年 (641)，出任太子右庶子，为太子承乾宫属。十七年 (643)，承乾谋反事败，令狐德棻亦随例除名。次年，诏拜为雅州刺史，但旋又坐事免。这是德棻一生政治生涯中所受的两次挫折，但这时恰逢唐太宗下诏改修晋史，德棻在房玄龄的谏荐下参加了这一修史工作，使他的史学才能又一次得到发挥，《晋书》的体例多出于他的手笔。”当时同修18人，并推德棻为首，其体例多取决焉。” ( 《旧唐书》本传) 《新唐书》本传中亦持此说：“预柬凡十有八人，德棻为先进，故类例多所诹定。”但有的却认为 《晋书》的体例仅出敬播一人之手，与事实不尽相符。宋高似孙认为《晋书》体例是由他们二人共同制定的，这种看法较为客观，“令狐德棻……等考证类例，作纪十志二十列传七十载记三十，合百三十卷。史之凡例多出于令狐德棻敬播。”(《史略》卷2 《唐御撰晋书》条) 贞观二十二年 (648)，《晋书》修成，由房玄龄领奏，德棻亦因而官拜秘书少监。高宗永徽元年(650)又复官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学士。永徽四年(655)授命为国子祭酒，进爵为男。龙朔二年 (662)，八十高龄的令狐德棻表请致仕而获准，并加封金紫光禄大夫之衔。高宗乾封元年 (666)，德棻与世长辞，受谥为“宪”。
令狐德棻一生是孜孜耕耘着作等身的一生。他从武德五年(622)参修周史到贞观二十二年 (648)《晋书》修成，从事 “正史”和历史研究工作几十年，对初唐以及整个有唐一代的史学建设和发展都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为后人留下了极珍贵的文化遗产。在当时，他除了参修官史，还积极提携私人着述，如李延寿修 《南北史》就得到他的帮助，并且修成后由他通审之后方才表请上进。不仅如此，凡在当时国家的重大文史编撰工作，他都积极参加，“德棻暮年尤勤于着述，国家凡有修撰，无不参预。”(《旧唐书》本传)这是对令狐一生着述活动作出的总评价。下面兹将他除参修《周书》、《晋书》之外的重大着述活动条举列出。
第一，参修《艺文类聚》。武德五年 (622)，他官迁秘书丞，与侍中陈叔达等受诏撰 《艺文类聚》。七年 (624) 九月书成，由欧阳询奏上。
第二，参修 《大唐仪礼》。据 《新唐书·艺文志》： “《大唐仪礼》一百卷。长孙无忌、房玄龄……令狐德棻……等撰。贞观十一年 (637)上之。”《旧唐书》本传亦载： “(贞观)十一年 (637)，修 《新礼》成，进爵为子。”《新礼》 即 《大唐仪礼》。
第三，参修 《氏族志》。《旧唐书》本传： “ (德棻) 又以撰 《氏族志》成，赐帛二百匹。”
第四，参与撰定律令。《旧唐书》本传：“永徽元年 (650)，又受诏撰定律令。” 《新唐书·艺文志》有令狐德棻奉诏参与撰定 《留本司行格》 18卷的着录，并载是书于永徽三年 (652) 奏上。
第五，参与修撰 《五代史志》。梁、陈、齐、周、隋五史撰成后，太宗又命于志宁、李淳风等撰写 《五代史志》。永徽元年 (650)以令狐德棻复为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学士，监修国史及《五代史志》。高宗显庆元年(656) 书成，由长孙无忌奏上。宋高似孙 《史略》卷2 《隋书》条亦载：“唐贞观中诏诸臣分修五代史，颜师古、孔颖达撰次隋事……惟十志未奏。又诏于志宁、李淳风、韦安在、李延寿、令狐德棻共加裒缀，高宗时上之。”
第六，参与修撰 《贞观实录》。《旧唐书》本传： “永徽四年(653)，德棻迁国子祭酒，以修贞观十三年以后实录功，赐物四百段，兼受崇贤馆学士。”
第七，参修国史。《旧唐书》本传： 永徽元年 (650) “监修国史”。显庆元年 (656)七月三日，令狐德棻等 “修国史成，起义宁，尽贞观末，凡八十一卷，藏其书于内府。” ( 《唐会要》卷63 《史馆上·修国史》)《新唐书·艺文志》： “《武德贞观两朝国史》八十卷，长孙无忌、令狐德棻、顾胤等撰。”此不论 《国史》 81卷和80卷孰是，令狐德棻参修国史必无疑。《史略》卷2 《唐书》条亦云： “韦述 《唐书》。注云： 初令狐德棻、吴兢撰武德以来国史皆不能成述，(韦述)因二家参以后事遂分纪传。”
第八，参修 《高宗实录》。《旧唐书》本传： “德棻撰 《高宗实录》三十卷，进爵为公。”《新唐书·艺文志》：“《高宗后修实录》三十卷。初，令狐德棻撰，止乾封; 刘知几、吴兢续成。”
最后，根据 《新唐书·艺文志》着录，令狐德棻还着有 《凌烟阁功臣故事》 4卷，《皇帝封禅仪》 6卷，《令狐家传》 1卷以及 《令狐德棻集》 30卷，但这些着作几乎全部失传，仅存五言诗1首，收在《全唐诗》卷33中。
令狐德棻的勤笔和积极参与对唐王朝的文化事业可谓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因而《旧唐书》在本传论赞中评述道：“令狐德棻贞度应时，待问平直。征旧史，修新礼，以畅国风;辨治乱，谈王霸，以资帝业。‘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其斯之谓欤!”《新唐书》亦在本传论赞中甚推之： “方天下初定，德棻首发其议;而后唐之文物灿然，诚知治之本欤!”德棻的这种首倡和实践精神是与他以史为鉴的史观分不开的。
令狐一生之所以孜孜于历史研究，是由他“贻鉴今古”的史观决定的。这在武德时向高祖提出修前史的建议中已昭然若揭。他认为“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治史的目的在于以古为镜，从中寻找出合乎社会和时代的最佳政治措施以为社会改造和建设服务。但在他的史观中又包含着明确的正统观念和时代色彩，表现在对待王朝上就是强调唐受禅于隋，隋承周，这三者是一脉相承，是历史的主干，其他则是偏霸一方，这必须在修史中明确出来，否则“先烈世庸不光明”;表现在门阀观念上，就是强调士家大族在社会中起着巨大作用，注意对各大家族的变化和相因加以描述，这在《周书》的许多列传中都有所反映，属于德棻史观上的不足之处。但这亦是南北朝以来以及封建社会旧观念的真实反映，作为后人，我们不应对他有太多苛责。
以史为鉴的史观是德棻史观中的主流，但以史为鉴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改造现实社会，是面对实际提出有效的政治主张。在政治上，令狐德棻总结了历史上各朝的政治类型，把它们划归为4大类：即三代王道，秦之霸道，汉之王、霸相杂和魏晋以后的王、霸具失。并认为最得人心，最能使社会繁荣稳定的就是三代的“王道”。因此，当唐高宗向他询问有关致治之策时，他向他推荐了“王道”，并进一步指出它的具体内容即是轻徭薄赋，政清事简，而且当政者还要时加反思，“禹汤罪己，其兴也勃”，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兴旺发达。在如何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上他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他曾利用冠饰为喻向唐高祖表述了他的这一主张。“在人之身，冠为上饰”，所以在正常的情况下“丈夫冠、妇人髻竞为高大。”只是在国力衰弱、社会混乱的情况下才出现反常现象，如东晋之末，由于“君弱臣强，江左仕女，皆衣小而裳大。”(以上引文皆见《旧唐书》本传)也就是说中央集权程度的高低是和社会兴衰有密切联系的，这也是他总结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历史而从中得出的结论，但如此设论缺乏说服力，对历史的总结亦未免失之于表面化。但他的结论是适应封建王朝的统治的。
陈叔达，字子聪，陈宣王第16子，在陈受封为义阳王。《陈书》卷2，《南史》卷65，《旧唐书》卷61，《新唐书》卷100均有其本传。他举止端庄，博览群书，极有才学。武德元年 (618)官黄门侍郎，次年为纳言。四年 (621)官拜侍中。贞观初加授光禄大夫，九年 (635)卒，追赠户部尚书。其着作《新唐书·艺文志》载有 《陈叔达集》 10卷，今多佚。《全唐诗》卷30存其诗9首，《全唐文》卷133收其 《答王绩书》和 《大唐宗圣观铭》 文2篇。
庾俭，祖籍河南新野，隋太史令庾质之子。《隋书》卷78、《北史》卷89有本传。《隋传》 中言其 “有学识，仕历襄武令，元德太子学士，齐王属。义宁初，为太史令。”在当世并以知星历而闻名。
岑文本，字景仁，南阳棘阳 (今河南新野) 人。《旧唐书》卷70，《新唐书》卷102有本传。贞观年间，历官秘书郎、侍郎和中书令，深为太宗所器重。他性格沈敏，有姿仪，博览经史，纵横谈论，引经据典，下笔成文，是令狐德棻编修《周书》的一位好帮手，《周书》中的史论大多出于他的手笔。其着作 《新唐书·艺文志》载有 《岑文本集》 60卷，今亦多失。《全唐诗》卷33有其诗3首，《全唐文》卷250载其文有《三元颂》、《藉田颂》、《劝封禅表》等20篇。
崔仁师，定州安喜 (今河北定县)人。《旧唐书》卷74，《新唐书》卷99有本传。武德初，应制举，授官地方上录事参军。武德五年 (622)，在侍中陈叔达的推荐下预修梁、魏等史。贞观十六年 (642)由度支郎迁为给事中，二十二年(648)官拜中书侍郎，参知机务。他思维敏捷反应能力强，推理严谨。如在任度支郎时，校书郎王玄度注 《尚书》、《毛诗》多有穿凿附会，而当时的经学博士多不能辨驳，有的甚至主张将其注与孔郑二家并行，惟仁师条其抵牾矛盾之处，表请罢之，“诏竟依仁师义，玄度遂废”。(同上) 在政治上他主张存仁厚，行义道。贞观十六年 (642)，刑部讨论《贼盗律》，有的主张从重，有的议请依旧(夷三族)，仁师均一一加以反驳，得到太宗的赞许。永徽初仁师卒，年六十余。本传于 《论赞》 中评述道：“崔仁师以史材获进，其刊正褒贬，雅得详明。”可见其助德棻修《周书》之功。崔仁师着述不多，亦所存无几，《全唐文》仅有其 《驳反逆兄弟从死议》文1篇，载在卷135中。
3. 《周书》 的史料来源
关于 《周代》的史料来源，一般认为主要是西魏柳虬的有关着述和隋牛弘的 《周纪》 18篇。
考《周书·柳虬传》：“柳虬为秘书丞。时秘书丞虽领着作，不参史事;自虬为丞，始监掌焉。”“柳虬为西魏秘书，监修起居注。”在 《册府元龟》卷554《国史部·选任》条和 《公正》条中也均有类似记载。柳虬对当时的历史作了记录是无可怀疑的。而且在编史方法上，他针对当时“史官密书善恶未足惩劝”的情况，主张修史者应当公开他的观点，征求人们意见，展开广泛讨论，然后再将结果写进史书以避免为史之不公平，从而达到真正以史为诫的目的。“诸史官记事者请皆当朝显言其状，然后付之史阁，庶令是非明着，得失无隐，使闻事善者修，有过者知惧。”(引文均见《册府元龟》卷559《国史部·论议二》)正因为他有这种治史眼光，所以他所作的史书才得到刘知几的肯定：“宇文周史，大统年有秘书柳虬兼领着作，直辞正色，事有可称。” (《史通》卷12《古今正史》) 但柳虬卒于西魏恭帝元年 (554)，距宇文氏之禅代尚有3年，所以他的记录只能是关于西魏一段时期的历史记录，而真正对后周历史作了整修工作的算是隋朝的牛弘。
牛弘在北周时曾官起居注，入隋官至吏部尚书。《隋书·经籍志》载：“《周史》十八卷，未成。吏部尚书牛弘撰。”牛弘的着作不是定作，书中亦多互相矛盾的地方，但它毕竟是一部以纪传为体 (《隋志》把它收在史部正史类)，对西魏、北周历史作了初步的系统总结的史书，对史料的搜集、加工和整理也都下了一定功夫。由于牛氏之书为纪传体，贞观中令狐德棻在修周史时，就在柳、牛二书的基础上进一步搜罗资料，裁定筛选，整齐划一而完成他的编修工作。
另外，据《隋书·经籍志》载，在当时还存在一些其他有关西魏、北周的一些着作。如薛寘于西魏废帝元年修起注，并撰《西京杂记》3卷(见《周书》卷38《薛寘传》)，隋裴矩的 《西域图记》、《后周太祖号令》 3卷、《周律》 25卷、《周大统式》 3卷、《周齐王家传》 1卷、后周齐王宇文宪 《兵书要略》 5卷、后周 《明帝集》 9卷、后周 《滕简王集》 8卷、后周仪同 《宗懔集》 12卷、后周沙门 《释亡名集》 10卷、后周小司空 《王褒集》 21卷、 后周少傅《萧㧑集》、 后周开府义同 《庾信集》 21卷、 《后周杂诏》8卷、《杂赦书》 6卷、《后周与齐军国书》 2卷等以及其他王朝的一些相关记录等等，当都是令狐德棻编修 《周书》 的史料来源。李宝洤在《周书评议》卷2 《萧梁子孙元盛》条中认为 《周书·萧詧传》主要是搜集南朝人的记述而编成。从《周书》的实际内容来看，它不仅反映了西魏、北周时的历史情况，而且也的确涉及了东魏、北齐及梁、陈诸王朝的一些军国大事。如 《周文帝本纪》、《萧詧传》等卷中许多涉及邻国的大事，他史不书，独《周书》载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全国历史发展的总脉络，也体现《周书》作者采集史料的广泛性。《周书》因而也就是研究西魏、北周历史的最基本史料，也是研究同时梁、陈、东魏、北齐历史的极有参考价值的史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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