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周书》 的主要内容

《周书》50卷，本纪8卷，列传42卷，无表志。下面分卷分述一下各主要卷目的内容，然后再按内容进行分类，揭示各类内容在书中的分布情况。

《周书》8卷本纪的具体篇目为：《文帝纪》上下2卷，《明帝纪》1卷，《武帝纪》上下2卷，《宣帝纪》 1卷，《静帝纪》 1卷，共记录了宇文氏五传间的历史情况。

文帝宇文泰，在西魏时虽终以臣位，没有禅代建国，但他把握西魏朝政的实权，为后周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 《周书》以文帝纪作首卷开篇，而且基于时间长、政事多、内容量大而分为上下2卷。本纪中主要记录了从魏孝昌二年 (526)到西魏恭帝三年(556)十月宇文泰崩之间的史事。如宇文氏和高氏 (东魏)之间的交战、西魏的改革措施和宇文泰的戎马业绩等都可以在该纪中得到反映。是研究宇文泰和西魏历史的主要的原始资料之一。

孝闵帝纪主要记录的是孝闵帝宇文觉于公元557年废西魏恭帝而禅代后不到一年的历史情况。内容不多，主要反映的是闵帝如何登位及登位后的一些虚文公式，但从中也可了解当时的权臣宇文护渐掌大权和朝廷中的争斗情况。公元557年9月，宇文护废闵帝，立宇文毓为帝，是为明帝。

在本纪四的明帝纪中，反映了他为政二年多 (557年9月至560年4月)的史事。如北周的对外战事、在军事上进一步改革、完善八柱国及法律变更等等，从中亦可窥知宇文护已完全掌握了实权。

公元560年4月，宇文护又废杀明帝，立其弟宇文邕为帝，是为武帝。武帝是北周历史上一位很有作为的君主，在位18年，生活俭仆，勤于政事，不仅推行了大刀阔斧的灭佛运动，且进一步完善了宇文觉时的各种制度，对后周的经济发展和力量壮大起到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亦为后来隋朝的统一打下了基础。武帝本纪亦分上下2卷，记事起560年元月至578年6月武帝崩，保存了有关周武帝在政治、经济上、军事上的重大举措以及各王朝间交兵的资料，尤其是周武帝的灭佛运动和府兵制的初见其形及北周灭齐的军事行动，均可从中爬梳寻得。

宣帝纪1卷，记周宣帝宇文赟宣政元年 (578) 至静帝大象二年(580)近两年的历史大纲。宣帝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继位次年2月即把皇位传给7岁的儿子静帝宇文衍，自称天元皇帝，不理朝政，到处游山玩水，沉醉于酒色之中，又加重徭役，严刑峻法，搞得内外皆惧，人心不安，大权渐落入外戚手中，这些方面在宣纪中都作了历史的记录。宣帝死后，静帝年幼，政令均由外戚杨坚出，静帝本纪记录了大象二年 (580)五月至大定元年 (581)二月，杨坚代周建立隋的一段历史。杨坚废静帝后不久，又弑之，时年9岁。因此，该纪事实上反映的是杨坚及一些朝臣在周末的政治活动，是研究隋初历史尤需参考的文献。

《周书》列传所记人物近300之多，基本上网罗了当时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主要人物。

列传第一为诸皇后传，一方面反映了当时后宫的情况，一方面又可作为本纪的补充，对于研究各帝王及宫廷斗争可提供一些资料。但文中多宣扬妇德之词和册诏诸皇后的虚文公式。

列传第二 (卷4) 至第五 (卷13) 主要记录的是皇族中的人物。其中卷11 《晋荡公护传》还附有宇文护当权时受重任，后因护败而除名的叱罗协、冯迁2人传，是一篇史料价值较高的传记。列传第六(卷14)至第三十六(卷44)为诸大臣传，其中最为重要、最具史料价值的是卷23 《苏绰传》和卷24的《卢辩传》。《绰传》保存了西魏在宇文泰当权时的改革资料，是研究政治变革的极有参考价值的资料，从中可探讨出当时变革的背景和具体情况。大统三年(537)，宇文泰颁布了由苏绰起草的6条改革诏书，改革正式开始。其规定的6条是： “其一，先治心;其二，敦教化;其三，尽地利;其四，擢贤良;其五，恤狱讼;其六，均赋役。”本传不仅记录了这六大纲领，而且对其具体内容和实施办法都不厌笔墨地加以全录，是研究宇文泰时历史所必读之文献。该传中还记录了苏绰提出的设置屯田、裁减官员、计帐户籍法和制定文案程式等重要内容。尤其是文案程式的规定使西魏北周的文体一变为《尚书》体，多少改革了魏晋以来的浮靡文风。“自有晋之季，文章竟为浮华，遂成风俗。太祖 (宇文泰) 欲革其弊，……乃命绰为大诰，奏行之。……自是之后，文笔皆依此体。”(卷33《苏绰传》)但苏绰这篇大诰是仿《尚书》体的，是一种托古改制，所以北周这次改革没有能够彻底改变旧时文风，却给人留下了一味复古崇雅的印象。如果说《苏绰传》保存宇文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大改革内容，而卷24的《卢辩传》却又比较详细地提供了宇文泰在官制上的托古改制资料，即仿周制建置六官，而且详录了当时大部分的官品和命数，和《北史》比较起来就显得详备而有次序，《北史》则因文武官间杂，往往在官品上和命数上造成了错误。总之，该传是研究古代官制的很好的资料，惜其对六官的具体规定因“文多不录”而无法了解得更为详细。此外，卷11《晋荡公护传》也反映了当时政治、军事上的一些情况，卷14《贺拔胜传》及其弟《贺拔岳传》保留了一些农民起义的资料。又卷41《王褒、庾信传》，他们二人原来都是南人，因侯景之乱而来到西魏北周，给北方的文学发展带来了很大影响。《王褒传》载其《寄周弘让书》，《庾信传》中全载了他的名作《哀江南赋》，对研究王庾的文学和当时的文风又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不能不说编修者有独到眼光。

自卷45始是类传：卷45的《儒林传》(卢诞、卢光、沈重、樊深、熊安生、乐逊)、卷46的《孝义传》(李棠、柳桧、杜叔毗、荆可、秦族、皇甫遐、张元)、卷47的《艺术传》(冀儁、蒋升、姚僧垣和姚最父子、黎景熙、赵文深、褚该强谏、卫元嵩)和卷49、50的《异域传》上下。这4个类传加上前面的《皇后传》共5目，是正史中类传传目最少的一史，而且传目亦全沿前史，无独创。《儒林传》、《艺术传》大体反映西魏北周时的经学情况和技艺上的杰出人物。《孝义传》主要是褒扬一些言行合乎儒家大义的人物，以使留名汗青为他人鉴。《异域传》分上下2卷，包括有高丽、百济、蛮、獠、宕昌、邓至、白兰、氐、稽胡、库莫奚、突厥、吐谷浑、高昌、 鄯善、 焉耆、 龟兹、 于阗、 哒、 粟特、 安息、 波斯等， 不仅记录了我国境内北方和西方一些少数民族而且还有远至安息、波斯等地的社会历史情况，对于了解少数民族的发展和中外交通及商业往来提供了参考资料。

卷48《萧詧传》，记录了因侯景之乱而由西魏、北周扶植建立的后梁(555—587) 的历史。后梁历3帝，33年，统治着江陵 (今属湖北) 附近数县，一直是西魏、北周的附庸国，创建者为萧詧，姚思廉的《梁书》却不为他立传，《周书·萧詧传》不仅为他立传，而且为其再传萧岿和三传萧琮以及有关王子大臣26人立了附传，大体上反映了后梁统治的概况，对于后梁一朝可谓留下了价值无比珍贵的资料。

以上分卷概述了主要卷目中所含的内容，至于反映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在全书中大致分布如下。《文帝纪》、《武帝纪》、《晋荡公护传》、《赵贵等传》、《尉迟迥等传》、《苏绰传弟椿附传》、《令狐整传》、《寇儁等传》、《韦瑱传》等较为集中地记录了西魏、北周时府兵制的情况。而政治、经济、文化上的重大举措却主要集中在《文帝纪》、《武帝纪》、《晋荡公护传》、《苏绰传》及《卢辩传》等卷中。《李远传》反映了宇文泰末年废立太子和争夺嗣位情况，《王轨传》保留了王轨在周武帝末年当权及南下伐陈的一些资料，而《于翼传》和《韦孝宽传》分别记录了武帝采纳他们的罢兵治内和如何兵出北齐之策，为研究北周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如何着手灭北齐提供了资料。在《宇文盛传》和《李迁哲传》中又出现了我国史书上关于“庄田”的最早记录，在于寔、杨绍、侯植等传和武帝纪中又可看到当时处于下层的奴婢、部曲和杂户的生活状况。总之，《周书》内容较为丰富，对研究西魏、北周及当时全国总趋势均提供了价值颇高的史料。

2. 《周书》 的特点和不足

在体例上《周书》为纪传体且无表志，类传传目亦一仍前史，无多大特点，但在编纂方法和内容上《周书》有它自身的特点，其中也存在不足之处。

第一，本纪中有“传”，传中有“本纪”的特殊记录方式。在《周书》中有两个重要人物在体例上不好处理，一个是文帝宇文泰，一个是后梁创建者中宗萧詧。宇文泰在西魏时虽然没有废帝自立，但已把持西魏朝政实权，可以说是没穿“龙袍”的“皇帝”，且战业政绩卓着，使西魏和东魏足以相峙始终，为北周立国打下了坚定基础。因而，孝闵帝追尊之为文王、庙号太祖，明帝又追尊为文皇帝，所以宇文泰实为北周的开国皇帝。但未登位，无年号。《周书》的编修者就统以西魏年号来反映和记录宇文泰的活动情况。可谓一体两用，既以编年形式记录了西魏傀儡王朝文帝、废帝、恭帝23年间的军国大事，而又更详细记录了宇文泰的各种活动，可称是宇文泰的“传”，结构上是颇费苦心的。卷48的 《萧詧传》亦然。萧詧创立的后梁是西魏、北周和隋的附属，《周书》能把他在收于诸传中已很有眼力了，而且在编修方法上也作了精心构思。由于萧詧不像宇文泰那样没有真正登位，而是立了年号，置百官，一切仪礼皆同帝王，只是在实力上仰仗西魏、北周罢了。所以就不能像《文帝纪》那样仅以西魏、北周年号为统来反映后梁的历史，而是采用了互见法，即在登位时期其年号，然后直称詧之几年，岿之几年、琮之几年，同时亦举称西魏、北周的年号，而不称大定(萧詧年号)、天保(萧岿年号)、广运(萧琮年号)几年，虽在本传中采用编年体记事，但标年时又不能如一般帝王那样称其年号，采用这种方法可称两全其美。当然这也是封建正统史观的要求和反映。

第二，信息包容量较大。南北朝时天下纷乱，战事和外交频仍，各王朝的存在和发展因而不是孤立的，是和邻交王朝的兴衰有很大关系的。因此要想更深刻地了解、研究一个王朝的历史，必须尽可能地把该王朝的历史放到当时中国社会的整体的状态中加以研究，而《周书》对史料的去取也正是考虑了这点。《周书》不仅记录西魏、北周的历史，而且对于和西魏、北周同时的北方的东魏和北齐、南方的梁陈王朝中的重大事件均一一作了笔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全国的总形势，和同修的其他史书只记录本王朝内的历史比较起来，就显得视野较开阔，信息量较大，也是5史中其他4史所不及的。不仅如此，即使和号称“综合八代”的《南北史》比较起来，后者从宏观把握和气势上亦显得稍逊。这和令狐德棻在当时身为“总知类会”的总编有关的。另外，它的信息量大还表现在保留了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一些极为重要的文献。如《苏绰传》的“六条诏书”和《大诰》、《卢辩传》中的官品命数、《庾信传》的《哀江南赋》等等。他如对周边民族的社会状态和风俗人物的记录也同样反映出了《周书》史料丰富的特点。

第三，注重记录农民起义的情况。在对待农民起义问题上，《周书》虽然亦斥之为流寇盗贼，但基本上能做到有举必书，和他书比较起来就显得详而多。据计在西魏北周时期共发生近50次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其中仅有三次仅为《周书》所遗漏，其它则均录无遗。而且对每次起义的组织者、人数、内部组织及过程都作了较为完备的记录。而且《周书》还记录了其它王朝的一些起义情况。认真搜寻，从中可以发现不少有价值史料，对当时社会尤其是处于基层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状态会有一定的了解。

第四、《周书》的不足。令狐德棻等编修《周书》的动机是“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修史的目的不仅是要阐明唐王朝统治的正统性，而且还要给包括令狐德棻在内的诸多大族功臣的先辈树碑立传，这就不可避免地对一些帝王将相加以粉饰，有时还为已经作古的宇文周氏避讳。如《十七史商榷》卷66《唐人为周讳恶》条中就录取了数事： 宇文泰配弑了魏孝武帝，《周书》书崩; 宇文护毒弑明帝，《周书》未明言;周静帝为杨坚所弑，时仅九岁，《周书》又书崩。至于在为其先人们避讳夸张，各列传中反映得尤为明显。如在令狐德棻祖父《令狐整传》中，列述了他的高祖令狐诏安至其父令狐长熙这些令狐家族先辈们的种种德行功名，俨然是纯儒正士，其中不无溢美之词。不仅如此，令狐德棻还给当时不少权臣的先人立了言过其实的美传。如杜杲是唐初宰相杜如晦的曾伯祖，在北周本没有什么可称的事值得立传，然令狐德棻不仅为他立了传，其中亦不无“当世干略”之词，而且借他人之口道出对杜杲的褒扬。萧詧是后梁的创建者，但一直是西魏、北周的附庸，国力虚弱，但他是另一初唐宰相萧瑀的祖父，所以本传中美称他是“中兴颓运……可不谓贤哉!”从初唐的社会风气来看，由于离南北朝较近，受门阀士族观念的影响仍然较大，这在《周书》 中也当然有所反映，如在卷39末的论赞中，《周书》的编者就极力对士家大族颂扬了一番： “韦 (瑱)、辛 (庆之)、皇甫(璠)之徒，并关右之旧族也。或纡组登朝，获当官之誉;或张旃出境，有专对之才。既茂国猷，克隆家业。美矣夫!”这与令狐德棻本为“敦煌右姓”的家世有关，也是受当时整个社会风俗习惯的影响，初唐所修的几部史中也多有所反映，这些诚然是《周书》的不足，但亦不能苛求前人。从史料学的角度而言，《周书》虽然罗列了不少资料，也保存一些极为重要的文献，但也存在着资料不足的一面，给今人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带来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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