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的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对当时及后代的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史学成就与他的史学思想是分开的，研究他的史学思想能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他的史学成就。下面从3个方面谈谈欧阳修的史学思想。

1. 道德仁义，所以为治

唐末五代时期，军阀混战，干戈不休，政治上的混乱带来了伦常道德的沦丧，欧阳修对此痛心疾首。他反复说过：“五代之乱，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于兄弟夫妇人伦之际，无不大坏，而天理几乎其灭矣。”(《新五代史》卷34《一行传序》)欧阳修作《新五代史》的目的，就是恢复被五代败坏了的伦常道德。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在《新五代史》卷46《王守恩传论》中说：“道德仁义，所以为治，而法制纲纪，亦所以维持之也。”他把仁义道德看作是维护封建秩序的根本工具，而法制纲纪只起辅助作用。这种思想几乎贯穿在《新五代史》的每一部分，是他史学思想的重要一部分。

欧阳修认为： “君父，人伦之大本; 忠孝，臣子之大节。” (《新五代史》卷15《唐明宗家人传论》)。他在《新五代史》中，特设《唐六臣传》，把唐朝大臣张文蔚、杨涉等人寡廉鲜耻、无臣节、屈膝事梁的丑态，揭露得淋漓尽致，指责他们为一伙“庸懦不肖、倾险狯猾、趋利卖国之徒”。设立此传就是树立反面典型，要求后人要重“大本”，守“大节”。

五代之冯道，自号“长乐老”，以历仕四朝十君及契丹，以所得阶勋官爵为荣。自谓： “孝于家，忠于国，为子、为弟、为人臣，为师长、为夫、为父、有子、有孙 时开一卷，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老而自乐，何乐如之。” (《新五代史》卷54《冯道传》) 欧阳修认为冯道无道德，不知礼义廉耻，而当代人竟然“喜为之称誉”，也是不知礼义廉耻。对这种道德沦丧的情况，欧阳修非常感慨。因此，他提出了“礼义廉耻”的道德准则，他说： “传曰：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之。’善乎管生(管仲)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 (同上)

欧阳修不仅抑恶，也重扬善。他特设《死节传》和《死事传》，以褒扬他们的忠孝和气节。甚至对那些“势力不屈其心，去就不违其义”，及“能以孝弟修于一乡，而风行天下”(《新五代史》卷34《一行传序》)的隐居处士，亦尽力搜求，予以表彰。

欧阳修提倡礼义道德，激励名节，符合北宋统治者的利益，对当时的士大夫影响很大。《宋史·忠义传序》云： 当时“中外荐伸知以名节为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盖一代士风由此而成。

2. 天人相分，反对谶纬

欧阳修反对天人相应，主张天人相分，重人事，不讲天道，反对祥瑞、灾异之学。

欧阳修继承了中国古代“天道远，人道迩”的进步思想，并加以发挥。他只讲“人事”，不讲“天道”，说：“天吾不知”，“鬼神吾不知”，“其可知者人而已”，并在本纪中 “书人不书天” (以引文俱见《新五代史》卷59《司天考序》)，这是非常可贵的。唐庄宗以伶官失天下，欧阳修说：“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新五代史》卷37《伶官传序》)将盛衰原因归在人事上，跳出过去史家一切归之于天命的圈子，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结论，仅此一点，欧阳修就足以凌跨千古了。

欧阳修反对前人灾异之说，他说：“自秦汉以来，学者惑于灾异矣。天文五行之说，不胜其繁也。”(《司天考序》)他作《司天考》，只记天象情况，不附任何具有迷信色彩的“天人相应”的材料。他撰《新唐书·五行志》，也只是“着及灾异而削其事应。”(《新唐书》卷34《五行志序》)欧阳修的这种思想，在很多方面都有反应。

欧阳修对天人关系作了新的解释，他说：“圣人不绝天于人，亦不以人参天。绝天于人则天道废，以天参人则人事惑”。(《司天考序》他从《春秋》 中为自己的 “天人相分”理论寻求依据，提出了 “人事者，天意也”(《司天考序》) 的观点。他对古人所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作了进一步发挥，指出：“未有人心悦于下，而天意怒于上者;未有人理逆于下，而天道顺于上者。”(《司天考序》)欧阳修讨论天人关系是为了什么呢?“王者君天下，子生民，布德行政，以顺人心，是谓之奉天” (《司天考序》)，这句话说的再明白不过了。

对于谶纬之说，欧阳修不遗余力地予以抨击。《欧阳文忠公文集》卷112《论删去九经正义中谶纬札子》中云：“唐太宗时，始诏名儒撰定九经之疏，号为正义，凡数百篇。自尔以来，着为定论。……然其所载既博，所择不精，多引谶纬之书，以相杂乱，怪奇诡僻，所谓非圣人之书，异乎正义之名也。臣欲乞特诏名儒学官，悉取九经之疏，删去谶纬之文，使学者不为怪异之言惑乱，然后精义纯一，无所驳杂，其用功至少，其为益则多。”他认为谶纬之文“怪奇诡僻”，应予删去，不使之惑乱学者。

关于祥瑞，他在《前蜀世家论》中说：“呜呼，自秦汉以来，学者多言祥瑞，虽有善辨之士，不能祛其祸也!予读《蜀书》，至于龟、龙、麟、凤、驺虞之类，世所谓王者之嘉瑞，莫不毕出于其国，异哉!然考王氏之所以兴亡成败者，可以知之矣。或以为一王氏不足以当之，则视时天下治乱，可以知之矣。”(《新五代史》卷63)。又云：“夫破人之惑者，难与争于笃信之时，待其有所疑焉，然后从而攻之可也。麟、凤、龟、龙，王者之瑞，而出于五代之际，又皆萃于蜀，此虽好为祥瑞之说者亦可疑也。因其可疑者而攻之，庶几惑者有以恩焉。”(同上)。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按原来《蜀书》所载，收入了有关祥瑞的内容，但他不是为了宣扬这些东西，而是用类似归谬的方法，揭露出来，读者自能辨别其伪。

3. 不没其实，不惑传注

欧阳修撰史，比较注重“不没其实”，即尊重客观现实，而不以主观好恶割裂史实。如关于朱温篡唐建梁，当时许多学者以梁为伪，而欧阳修则不以为然。他在《新五代史·梁本纪论》中说：“呜呼，天下恶梁久矣。自后唐以来，皆认为伪也。至予论次五代，独不伪梁，而议者或讥之大失《春秋》之旨，以谓： ‘梁负大恶，当加诛绝，而反进之，是奖篡也，非《春秋》之志也’。予应之曰： ‘是《春秋》之志尔’。” 又说： “圣人之于《春秋》，用意深，故能劝戒切，为言信，然后善恶明。夫欲着其罪于后世，在乎不没其实。其实尝为君矣，书其为君。其实篡也，书其篡。各传其实，而使后世信之。”他在《欧阳文忠公文集》卷16《或问》中也说：“彼有梁之土地，臣梁之吏民，立梁之宗庙社稷，而能杀生赏罚，以制命于梁人，则是梁之君矣，安得曰伪哉。”欧阳修对待梁的看法，就是基于史实的客观存在，这是一种 “不没其实” 的精神。

对待具体史事，欧阳修总是很慎重的。他褒贬人物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而不是自出胸臆，任意臧否。在《与王深甫论五代张宪帖》云：“存霸奔太原，人言其马秋断，疑其战败而来，存霸乃以情告，仍自髡首僧衣见符彦超，曰： 愿为山僧，望公庇护。彦超亦欲留之，俟朝命，为军众所杀。若此则宪似知庄宗已崩。据张昭劝宪奉表，则知新君立明矣。但不知其走忻州何故也?此意可喜而死不得其所尔。食后见过，更尽高议可乎?”为不诬古人，不误今人，对类似的史事细节亦仔细考辨，以求 “不没其实”。实际上，师友切磋，反复探讨本身，就是一种“不没其实”的精神。

欧阳修坚持“不没其实”，还体现在他 “不惑传注”，勇于辨伪方面。

秦汉以来，儒学思想逐渐占据统治地位，后世学者不仅崇信《六经》，而且对汉儒给《六经》作的传注亦不敢有丝毫违反。他们“宁道周孔误，不信服贾非”，这种现象使学术研究毫如生气，趋于僵化。到北宋中期，欧阳修等开始指陈传注之失，开辨伪疑古之风。欧阳修在 《春秋或问》 中云：“经不待传而通者十七八，因传而惑者十五六”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18)，对传文提出怀疑。欧阳修的疑古不是随便的，毫无根据的，而是建立在他渊博的学识和对事物深刻认识的基础上的。他在《诗解统序》中，针对《诗经》所说姜嫄踩巨人脚印而生后稷，简狄吞玄鸟蛋而生契，提出质疑，他说：“所谓天生圣贤者，其人必因父母而生，非天自生之也。……无人道而生子，与天自感于人而生之，在于人理皆必无之事，可谓诬天也。”(《欧阳文忠公文集》卷60) 对于那些墨守先人成说之徒，不啻有天壤之别。

欧阳修“不没其实”的思想，在他的许多着述中都有反映，是他史学思想中最光辉的一部分。

此外，欧阳修同韩愈一样排击佛老。他在《新五代史·周世宗纪》中，赞扬周世宗“禁民亲无侍养而为僧尼及私度者”的命令，“废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时，中国乏钱，乃诏悉毁天下铜佛像以铸钱。尝曰： 吾闻佛说以身世为妄，而以利人为急，使其身尚在，苟利于世，犹欲割截，况此铜像，岂有所惜哉!”欧阳修排击佛老的虚妄，目的是为维护正统儒家学说的经世近人。苏轼曾言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此之谓也。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shixue/20230157509.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