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五代史》的作者欧阳修，是北宋着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金石学家。宋代着名学者尹师鲁对欧阳修编撰《新五代史》有过一些帮助。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吉州永丰 (今江西永丰)人。《宋史·欧阳修传》称修为庐陵人，据《欧阳文忠公文集》附录一，吴充《赠太子太师欧阳公行状》云： “本贯吉州永明德乡”，卷71《欧阳氏谱图序》：“修之皇祖始居沙溪，至和二年分吉水置永丰县，而沙溪分属永丰。今谱着庐陵，而实为吉州永丰人。”按庐陵东汉始置郡，唐改称吉州，宋因之，领八县，州治在今江西省吉安市。欧阳修写文章往往称郡望，《宋史》沿用，遂以欧阳修为庐陵人。

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欧阳修诞生在绵州(今四川绵阳县)一个官僚家庭。其父欧阳观，真宗咸平三年(1000)进士及第。欧阳修4岁时，其父死于泰州(今江苏省泰州市)军事判官任上，享年59岁。这一年，其母郑氏仅29岁，贫寒无依，遂携欧阳修投靠他的叔父、任随州推官的欧阳晔。欧阳修虽然家境贫寒，但在母亲的教养下，学习非常刻苦，他经常用荻草作笔，在沙土上练习写字。自幼敏悟过人，读书过目成诵。十几岁时，借书抄诵，于李氏书簏中得韩愈文卷，非常喜爱，自此致力于古文。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欧阳修17岁，于随州应举，因所撰赋失官韵，黜落。21岁时，试于礼部，又不中。27岁时，于汉阳谒知汉阳军胥偃，受到赏识。次年，试国子监，为第一，补广文馆生。秋天，赴国学解试，又为第一。自此以后，春风得意。天圣八年 (1030)正月，赴礼部试，得第一名。三月，殿试，以甲科第14名进士及第。后在西京洛阳留守钱惟演手下做推官，从此步入仕途。时尹洙(师鲁)、梅尧臣均在幕府，相互间诗歌唱和，并提倡古文，这是欧阳修文学生涯的开始。

景佑元年 (1034) 闰六月，授宣德郎，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充镇南军节度掌书记、馆阁校勘。七月，参预编辑三馆秘阁藏书总目 (即《崇文总目》)，开始了目录学、史学的学术活动。景佑三年 (1036)，因为支持范仲淹指陈时弊，并投书斥责高若讷而获罪，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 令，不久又后转为乾德 (今湖北光化)令。先后共4年，至康定元年(1040)，才官复原职，重回汴梁，仍修《崇文总目》。

四年的贬谪生活，并没使欧阳修退缩，回京不久，又投入了新的政治斗争。庆历三年(1043)，上疏建议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受到宋仁宗的重视。同年底，以左正言除知制诰，知谏院事，积极参加了范仲淹领导的、被后世称为“庆历新政”的改革运动。范仲淹的改革是在宋夏战争失利和国内动乱的危急情况下开始的。其中提出了 “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项改革主张，这些主张触犯了大官僚阶层的利益，“新政”不足三年，便归于失败。范仲淹、杜衍、韩琦、富弼等人相继罢官。欧阳修在改革期间提出过“按察官吏法”等建议，招来一些人的忌恨，后又替范仲淹“新政”辩护，遂于庆历五年(1045)，被罗织罪名，二度谪贬。这次谪贬时间较长，前后几近十年。庆历五年(1045)，以知制诰出知滁州 (今安徽滁县)。庆历八年(1048)，徙知扬州。庆历九年 (1049)，移知颍州 (今安徽阜阳)。皇佑二年(1050)，改知应天府，兼南京(今河南商丘) 留守。在此期间，政治上的压抑，慈母的病故，对他打击很大，正可谓 “十年困风波，九死出槛阱”。而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丰硕成果，如《丰乐亭记》、《醉翁亭记》、《田家》、《食糟民》等，皆为传世名篇。在史学上，着名的《新五代史》也基本完成。

至和元年(1054)，宰相刘沆推荐欧阳修预撰《新唐书》，才得重留京师，官拜翰林学士、判三班院、兼史馆修撰，重新受到重用，时年已四十五岁。他在修史期间，对国家大事敢于进谏，直陈利弊，有《论修河第一状》、《论修河第二状》、《论修河第三状》、《论水灾疏》、《再论水灾状》等。同时，他善于举荐良才，荐包拯、张瓌、吕公着、王安石等，云4人并可大用;又上疏言狄青宜外任;又荐梅尧臣充国学直讲，后来这些人都成为北宋朝廷重臣。

嘉佑二年(1057)，权知礼部贡举。他第一次主持科举考试，将苏轼、苏辙、曾巩、程颢、张载等擢选前列，排斥了大批四六名家，为北宋古文运动的蓬勃发展培养了人才，准备了力量。嘉佑五年(1060)七月，与宋祁撰成《新唐书》250卷。转礼部尚书，拜枢密副使，次年升任参知政事，进封开国公。英宗时，又进阶金紫光禄大夫、光禄大夫，加上柱国。这一时期欧阳修地位显赫，在北宋王朝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也达到了他宦途的顶峰。

治平四年(1067)，神宗即位，61岁的欧阳修被诬罢相，离京外任，先后做毫州(今安徽毫县)、青州(今山东益都)、蔡州(今河南汝南)知州。在青州时，适值王安石变法，他对“青苗法”进行抵制，擅自禁止在青州散“青苗钱”。有《言青苗钱第一札子》、《言青苗钱第二札子》等，表达了自己的独立见解。

熙宁四年(1071)，欧阳修多次上表要求退休，获得批准，回颍州安度晚年。他作诗考史，并悉心修订自己的文集。以一万卷藏书、一千卷金石遗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伴一位老翁，而自号“六一居士”。熙宁五年(1072)，这位集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于一身的老翁，长逝于颍州，享年66岁。赠太子太师，谥文忠。

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勇于改革，大胆揭露时弊，敢于与守旧势力斗争。他不计个人恩怨，任贤使能，王安石、苏轼、司马光等都经过他的举荐。他清正廉明，节用爱农，任地方官期间力图减轻人民的负担。他直谏敢言，不谋私利，面对挫折，勇于斗争。正如王安石所言：欧阳修“仕宦四十年，上下往返，感世路之崎岖。虽屯邅困踬，窜斥流离，而终不可掩者，以其有公议之是非。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 《祭欧阳文忠公文》)。在北宋中期，欧阳修是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

作为一个文学家，他的文学创作、文学理论、艺术造诣，皆独步当时，使唐末五代以来死气沉沉的文坛，出现了新气象。王安石称赞欧阳修的文章“豪健俊伟，怪巧瑰琦。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星之光辉。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 其雄辞闳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祭欧阳文忠公文》)王安石的话固然有些玄，但表现了当时文坛名流对欧阳修的景仰。唐代古文运动自韩愈、柳宗元之后，渐趋衰落，而骈文势力又有抬头。欧阳修倡导宋代古文运动，彻底打垮了骈文的势力，确立了古文的领导地位。他不仅以自己的具体创作倡导古文运动，而且大力提拔文坛新秀，为古文运动培养人才。他与尹洙、王安石、苏轼、苏辙、苏洵、曾巩等师友弟子大力鼓吹，并以他们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示范于人，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欧阳修则是宋代古文运动公认的领袖。欧阳修不仅散文、诗词成就卓着，而且文学批评也有一定影响，其《六一诗话》 为文学批评史上的一部重要着作。

作为一个史学家，他的史学成就和他的文学成就是交相辉映的。但由于欧阳修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影响很大，往往掩盖了他在其它方面的成就。他与宋祁合撰《新唐书》，自撰《新五代史》，一部二十四史他占其二，且都具特色，体现了他卓越的史学才能，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苏轼曾说欧阳修为文：“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 ( 《宋史》本传)。评价是相当高的。

在金石学方面，欧阳修也作出了重要贡献。所着《集古录》1000卷，汇辑了从三代至宋初的钟鼎敦甬碑碣法帖款识。他说：“始欲集录前世之遗文而藏之，殆今盖十八年而得千卷，可谓富哉”(《集古录跋尾》卷5《唐孔子庙堂碑》)。可知欧阳修编撰此书前后整整经历了18年。书中所收文物拓片大多是他自己搜辑来的，如 《集古录》卷3《后汉樊常诗碑》，云他“天圣四年举进士，赴尚书礼部，道出湖阳，见此碑立道左，下马读之，徘徊碑下者久之。后三十年始得而入《集录》”。除他自己亲自搜讨外，还常得到朋友的帮助，如当时的着名学者刘敞，也是一位“博学好古，多藏古奇器物，能读古文铭识，考知其人事迹” 的考古家 ( 《集古录》卷1 《古敦铭跋》)，他在长安时，将搜集到的古文物摹拓考证之后，赠给欧阳修。故此，欧阳修说： “敞以余方集录古文，乃摹其铭刻以为遗。故余家 《集古录》，自周武王以来皆有者，多得于原父。” (《集古录》卷1《敦医铭》)。其他人如苏轼、施昌言等，亦多给他提供资料。因此他说：“余所集录，自非众君子共成之，不能若此之多也。” ( 《集古录》卷6《唐卢舍那珉像碑》)。欧阳修不仅广采博搜，而且长于考订，一直到晚年仍终日考索，为之忘倦。总之，《集古录》是欧阳修一生心血的结晶，为金石学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此外，欧阳修在经学、目录学等方面也有重要贡献，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遗产。

除《新唐书》、《新五代史》、《毛诗本义》、《崇文总目》外，欧阳修已编定成集的着作计有《居士集》50卷、《外集》25卷、《易童子问》3卷、《外制集》3卷、《内制集》8卷、《表奏书启四六集》7卷、《奏议集》18卷、《杂着述》19卷、《集古录跋尾》10卷、《书简》10卷，总数有153卷。后人编辑刊刻欧阳修着述的文集有很多种，这里不一一列举了。《宋史》卷318有传。

尹洙 (1001——1047)字师鲁，河南(今河南洛阳) 人，北宋着名文学家。天圣进士，官至起居舍人直龙图阁，曾参与西北边防事。其性外刚内和，博学有识度。与欧阳修在政治上、学术上观点很接近，是好朋友。其文风格简古，与欧阳修一起致力于古文，对北宋古文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有重要影响。他对欧阳修编撰《新五代史》有过一定帮助。其着述主要有《河南集》、《五代春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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