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五代史》的编撰时间，史籍没有明确记载。柴德赓先生说：欧阳修“在修《唐书》的同时(1054——1060)，搜集了五代的史料”(《论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载 《人民日报》 1965年7月2日)，并由此认为“《五代史记》盖其晚年之作”(《史籍举要》第118页)。但从欧阳修给尹师鲁、李淑、梅圣俞等人的信来看，在景佑三年 (1036) 之前，已着手编写，到皇佑五年 (1053) 基本上完稿。这是史学界公认的说法。

宋仁宗景佑三年(1036)，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开始爆发。范仲淹以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的身份，献《四论》于仁宗，痛陈时弊，抨击当朝宰相施政谬妄，被贬之饶州。欧阳修以监察御史的身份移书切责谏官高若讷，替范仲淹辩护，被诬为范仲淹同党，贬为峡州夷陵县令。第二年正月有《与尹师鲁书》，说： “开正以来，始似无事，治旧史。前岁所做《十国志》，盖是进本，务要卷多。今若便为正史，尽宜删削，存其大要;至如细小之事，虽有可纪，非干大体，自可存之小说，不足以累正史。数日检旧本，还尽删去矣，十亦去其三、四。师鲁所撰，在京师时不曾细看; 路中昨来细读，乃大好。师鲁素以史笔自负，果然。河东一传大妙，修本所取法，此传为最。此外亦有繁简未中，愿师鲁亦删之，则尽妙也。正史更不分五史，而通为纪传。今欲将梁纪并汉、周，修且试撰次; 唐、晋师鲁为之; 如前岁之议。其他列传约略，且将逐代功臣，随纪各自撰传。待续次尽，将五代列传姓名写出，分而为二，分手作传。不知如此于师鲁意如何?吾等弃于时，聊欲因此粗伸其心，少希后世之名。如修者，幸与师鲁相依，若成此书，亦是荣事。”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67)。据信中所述，至晚在景佑三年 (1036)，他和尹师鲁已经完成了 《十国志》。《十国志》仅是《五代史记》材料的一部分。由此可知他们都有过合作编撰《五代史记》的计划。欧阳修与尹师鲁是兴趣相投的好朋友。欧阳修初做官时，在西京洛阳留守钱惟演手下做推官，时尹师鲁亦在幕府，他们诗文唱和，甚是相得。盖那时他们可能就有了编撰《五代史记》的设想。

景佑元年(1034)，欧阳修与尹师鲁由前西京留守王曙推荐，留任京师，同为馆阁校勘，欧阳修还参预编撰《崇文总目》。这时他们已经开始合作撰写《十国志》，并利用三馆秘阁丰富的藏书，着手搜集五代史的材料。他们有明确的分工，欧阳修负责梁、汉、周三代，尹师鲁负责唐、晋二代。欧阳修将编撰的一些原则、体例也作了说明，如 “不分五史，通为纪传”，“将逐代功臣，随纪各自为传”，将《十国志》的材料“尽宜删削，存其大要”等。从后来成书的《新五代史》来看，基本上贯彻了这些原则，没有太多的变化，可知那时编撰《新五代史》的计划、编撰的基本方法，已经很成熟，其体例、方法不同于薛居正的《旧五代史》也是很早就决定了的。

景佑三年 (1036)五月，尹师鲁和欧阳修都诬为范仲淹的同党，相继被贬离京。但此前他们已经制订较成熟的写作计划，明确了着述体例，以及大致的分工。在京时，他们利用职务之便，搜集了相当数量的史料。欧阳修说： “吾等弃于时，聊欲因此粗伸其心”。虽然被贬谪，但他们的政治热情并未消失，想通过修史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政治理想，这在欧阳修身上反映得更强烈。再有，到地方上做个小官，没有在京时那么多政事和应酬，时间、精力都是有保障的。他对修成此书也充满了信心，对用尹师鲁合作感到愉快。“如修者，幸与师鲁相依，若成此书，亦是荣事”，这是他当时心情的写照。

在编撰过程中，欧阳修与尹师鲁不断交换意见，完善体例，了解对方的进度。庆历五年(1045)，欧阳修在给尹师鲁的一封信中说：“列传人名，便请师鲁录一本，分定寄来。不必以人死年月断于一代，但着功一代多者，随代分之，所贵作传与纪相应。千万递中却告一信，要知尊意。”(《欧阳文忠公文集》卷67《与尹师鲁第三书》)。同时也可看出，他们进行的并不很顺利，从景佑三年到庆历五年，整整10年，欧阳修尚未得到尹师鲁负责的唐、晋列传人名，对以人物的卒年断代，还是以人物的主要事迹断代，亦未达成共识。在这10年间，西北边防战事不断。国内矛盾重重，他们个人在政治上也不稳定，任职常有变动，可能影响了他们的编撰工作。可以肯定的说，欧阳修负责的部分进行得比较顺利，从整个体例到具体细节都有全面的考虑和安排，他很可能已经完成了梁、汉、周三代纪传的编写工作，对列传人物的划分也确定了标准。相比之下，尹师鲁负责的部分未能取得太多的进展，可能只完成了唐纪、晋纪的初稿。一年后，尹师鲁逝世，欧阳修就独立地承担起《新五代史》的编撰工作，他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加快了编撰速度。

尹师鲁对编撰《新五代史》有哪些贡献呢?归纳起来有两点：第一，他是编撰《新五代史》的始做俑者，是《新五代史》编撰计划、着述体例的制订人之一，他对欧阳修从事古文运动，从事史学研究有一定影响;第二，他参加了《新五代史》部分初稿的写作，如前面提到的《十国志》，记南方十国史事，后被欧阳修列入世家，其部分初稿即为尹师鲁所作，被欧阳修称为“大好”。尹师鲁的编撰方法给欧阳修以很大启发。尹师鲁还基本完成了唐纪、晋纪的初稿，欧阳修想亦能够得到并参考。今能见到尹师鲁有关五代史的着述，只有《五代春秋》2卷，今存《河南先生文集》卷26、卷27中，郑樵《通志·艺文略》有着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48云：是书“笔削颇为不苟，多得谨严之遗意”，评价甚高。此书为编年体，始自梁太祖开平元年 (907)，迄于周显德七年 (960)，共54年，但全书仅4000字左右，它很可能写于与欧阳修共撰《新五代史》之前。尽管尹师鲁对编撰《新五代史》作出过一定的贡献，但《新五代史》为欧阳修一手撰成是毫无疑问的。《新五代史》通篇体现了欧阳修一贯的史观和文风，浑然一体。同时代学者的认同与推崇也说明了这一点。

欧阳修在第一次谪贬后，利用业余时间编撰《新五代史》，用功至勤。他在《答李淑内翰书》中说：“修违去门馆，今三年矣。……问及五代纪传，修曩在京师，不能自闲，辄欲妄作。幸因余论发于教诱，假以文字，力欲奖成。不幸中间自罹咎责。尔来三年，陆走八千，水行万里，勤职补过，营私养新，偷其暇时，不敢自废。收拾缀辑，粗若有成。然其铨次去取，须有义例。论议褒贬，此岂易当。故虽编摭甫就而首尾颠倒，未有卷第。当更资指授，终而成之，庶几可就也。”(《欧阳文忠公文集》卷68)这封书信除说明欧阳修勤奋撰着外，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欧阳修任京官时，已经开始了《新五代史》的编撰，这与他景佑四年给尹师鲁的信是一致的;二是“编摭甫就”，“粗若有成”，是指整个书的轮廓已经出来，但义例、议论、次序仍未最后确定。由此可知欧阳修写这封信时，《新五代史》刚刚完成史料 “收拾缀辑”阶段，并未写出初稿。

皇佑五年 (1053)，欧阳修居丧颍州，给梅尧臣 (圣俞)写了一封信，说：“闲中不曾作文字，只整顿了《五代史》，成七十四卷。不敢多令人知，深思吾兄一看，如何可得?极有义类，须要好人商量。此书不可使俗人见，不可令好人不见，奈何，奈何。”又云“此简立焚，勿漏史成之语。惟道意于君谟，同此也。”(《欧阳文忠公文集》卷149《与梅圣俞》)这封信明确说明了《新五代史》已经修成。这是欧阳修在居丧期间，集中精力完成的，是年他47岁。史学家多将这一年视为《新五代史》修成之年。从景佑三年(1036)至皇佑九年(1053)，欧阳修历时18年才完成了《新五代史》一书。

欧阳修的朋友、同事都很关心《新五代史》的写作，时常询问进展情况，并提出一些意见。欧阳修对这些意见非常重视，以致书稿写成后一改再改。在《与渑池徐宰 (徐无党)》中说： “昨见曾子固 (曾巩)议，今却重头改换，未有了期。” (《欧阳永叔书简》卷7) 曾巩的意见，使他重头改换史文。欧阳修对所撰《新五代史》非常珍视，不惜多次修改，可知他对这部书的寄托之重。

至和元年(1054)，在欧阳修撰成《新五代史》初稿的次年，由宰相刘沆推荐预修《唐书》。嘉佑五年(1060)，欧阳修与宋祁完成了《新唐书》250卷。范镇及欧阳修在唐书局的几位同事，上奏朝廷，请朝廷取欧阳修《新五代史》书稿，交付唐书局缮写上进。欧阳修为此作《免进五代史状》，其文曰：“右臣准中书札子，为知制范镇等奏乞取臣《五代史》草付唐书局缮写上进事。伏念臣本以孤拙，初无他能;少急养亲，遂学干禄;勉作举业，以应所司。自忝窃于科名，不忍忘其素习; 时有妄作，皆应用文字。至于笔削旧史，褒贬前世，着为成传，臣岂敢当?往者曾任夷陵县令，及知滁州，以负罪谪官，闲僻无事，因将《五代史》试加补辑，而外方难得文字检阅，所以铨次未成。昨自还朝，便蒙差在唐书局，因之无暇更及私书，是致全然未成次第。欲候得外任差遣，庶因公事之暇，渐次整辑; 乃复精加考定，方敢投进。冀于文治之朝，不为多士所诮。”欧阳修不进《新五代史》的理由，就是认为此书仍需要修改。但是所谓“全然未成次第”，则纯属托辞。至于“外方难得文字检阅”，“蒙差在唐书局”，“无暇更及私书”，则是有一定道理的。欧阳修自被贬以后，长期在外地，且调动频繁，未能充分利用京师藏书。他在颍州撰成《新五代史》初稿，有很多史料仍需查阅、校核，而颍州是没有这个条件的。曾巩等人给《新五代史》提意见，可能多与史料的搜辑、校核不够有关。欧阳修完成初稿的次年，即调到唐书局，工作繁重，无暇顾及《新五代史》 的修改。凌扬藻 《蠡勺编》卷13《五代史记》云： 欧阳修“修《唐书》时，凡唐未涉五代之事，皆罗之为考订”。在工作中遇到有关材料，顺便与己书核对是很正常的，但可以肯定这只是极少的一部分。

《新唐书》修成后，欧阳修加官进爵，留在汴梁，这是他政治生活较稳定的时期，他可以充分地利用三馆秘阁藏书，用得以征求同僚的意见。欧阳修补充、校订《新五代史》的史料，对体例、议论、文字加工斟酌，一直到死方休。他的这种治学精神是非常令人佩服的。王应麟《玉海》卷46引 《中兴书目》云： 《五代史记》“七十四卷，欧阳修撰，徐无党注，纪十二、传四十五、考三、世家及年谱十一、四夷附录三，总七十四卷。修殁后，熙宁五年 (1072) 八月十一日，诏其家上之。十年五月庚申，诏藏秘阁。” 欧阳修死后1个多月，朝廷将 《新五代史》征去，盖于熙宁十年(1077) 五月缮写刊刻完成，藏于秘阁。

从景佑年间《新五代史》始修，到欧阳修晚年，历时30余年。其间写定初稿近20年，精加考订又10余年，欧阳修几乎付出一生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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