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唐书》完成后一个世纪，又提出重修唐史的问题。前后经过17个年头，到北宋仁宗嘉佑五年(1060)，又修成另一部系统记录唐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是为 《新唐书》。

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北宋政权，是为宋太祖。10多年后，下诏修成《梁唐晋汉周书》，即《旧五代史》。开宝七年(974)书成后他立即亲自阅读，第二天便有“昨观新史”的一番议论。(《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当时，统治者的注意力是放在如何从五代割据的教训中寻找历史借鉴方面，对于唐代的历史经验并不那么关切。为什么到仁宗庆历四年(1044)，又要提出重新修撰唐史的问题呢?

仁宗是北宋中期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共计42年(1022—1063)。虽然当时号称“天下平和，民物安乐”，事实上却潜伏着危机。外部，马西夏、契丹的矛盾十分尖锐，经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劣势。内部，农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落，财政危机空前严重。庆历元年(1041)，西夏入侵渭州，好水川一仗，宋军大败，深深地震动了北宋最高统治集团。庆历三、四年，正是着名的“庆历新政”时期。以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为代表的“新派”，力图通过对当时某些政策的修改调整，缓和在内外问题上存在的种种危机。在一次召对中，韩琦、范仲淹等认为，对于西夏“和与不和，俱为大患”。“为今之谋”，“莫若择帅练兵，曰计用武之策，以和好为权宜，以战守为实务。”特别强调：

“陛下当如唐高祖、太宗隆礼敦信，以盟好为权宜;选将练兵，以攻守为实务。彼不背盟，我则抚纳无倦;彼将负德，我则攻守有宜，此和策之得也。” (《续资治通鉴长编》仁宗庆历四年五月)

这是韩琦、范仲淹等在对外问题上建议宋仁宗效法唐高祖、唐太宗。在这之前，庆历元年 (1041)冬，张方平更为明确地向仁宗提出，应当从 《旧唐书》 中寻求鉴戒：

“唐室治乱，于今最近，请节略 《唐书》纪传中事迹，今可施行，有益于时政者，日录一两条上进。善者可以为准的，恶者可以为鉴戒。兹亦贾谊、晁错借秦以喻汉之意也。” ( 《乐全集》附录 《行状》)

此处所说《唐书》，即五代后晋时所修《旧唐书》。对于张方平的这一建议，仁宗很高兴地接纳下来。其后，“遇事有当言，即取其类者以进。三五日不入，仁宗辄问其故”，渐渐成为一种不成文的 “规矩”。时间一长，仁宗便命 “取所录 《唐书》奏御者，编次为一集，留中”翻阅。(同上)最高统治集团从其巩固统治需要，对唐代历史的治乱兴衰产生了浓厚兴趣，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或许更应注意，这便是自中唐以来整个社会风气、学术风气的转变。

中唐以下，中国的学术文化风气，无论在经学、文学、史学诸方面，都出现了变革的迹象，并逐渐形成新的风气。经学上，反对汉儒义疏之学，直探经文，出现啖助、赵匡、陆质等 “异儒”，“有攘异端开正途之功”。文学上，变骈文而复古文，出现古文运动，造就了唐宋八大家。史学上，出现了以 《春秋》编年、褒贬义例治史的新风气，企图扬弃司马迁、班固开创的纪传史，直接承袭《春秋》，脱离唐初八史的编纂形式。唐玄宗时，已经提出“仲尼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法”，而司马迁作纪传体，“叙事依违，失褒贬体，不足为训”。(《新唐书·萧颖士传》)唐德宗时，史官沈既济反对把武则天列入本纪，主张删去武则天本纪，而合入中宗本纪，仿效 《春秋》笔法，称 “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纪称中宗而述太后”，这样既可以 “名不失正”，又可以 “礼不违常”。(《新唐书·沈既济传》)其后，陆长源《唐春秋》、皇甫湜《东晋元魏正闰统》等，接踵而至。五代至宋初，由于当权者的注意力不在这一方面，《旧唐书》《旧五代史》依然因循唐代前期史学风气。到北宋真宗、仁宗时，学术风气为之一大变，新的史风成为主流，重修唐史演为热门话题。真宗时，陈彭年已经修有 《唐纪》 40卷。仁宗时，孙甫的 《唐史记》似乎是这一史学风气转变的标志。“甫以刘昫《唐书》烦冗遗略，多失体法，乃改用编年”，修成《唐史记》75卷 (《宋史·孙甫传》)，大为时人称赞。司马光曾为之作跋，曾巩、欧阳修、苏轼、周敦颐等 “皆推重是书”。(《四库全书总目》卷88 《史评类》)与孙甫同时，赵瞻又有 《唐春秋》 50卷。贬斥纪传体，以 《春秋》编年、褒贬的史学风气，在仁宗时蓬然兴起。

为什么要效法 《春秋》，孙甫说得最为明白：

“《春秋》记乱世之事，以褒贬代王者之赏罚。时之为恶者众，率辨其心迹而贬之，使恶名不朽。为君者、为臣者见为恶之效，安得不惧而防之，此戒之之道也。” ( 《唐史论断》序)

这一认识，大体表达了当时朝廷内外普遍的观点。一是认为当时仍属 “乱世”，需要用 《春秋》褒贬之法替皇帝进行 “赏罚”; 二是认为 “时之为恶者众”，也得靠 《春秋》书法 “辨其心迹”，使 “为恶者”臭名昭着，以便“为君者、为臣者”能够 “惧而防之”。

一方面是 “新政”的政治需要，一方面是适应中国封建社会由盛渐衰的转变而产生的史学新风，两相结合，既重视唐代的治乱兴衰，又要以《春秋》褒贬大义认识唐代历史，便不能满意五代 “乱世”时所修 《旧唐书》。在他们的眼里，《旧唐书》的纂修者 “不幸接手五代。衰世之士，气力卑弱，言浅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贤臣，俊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褐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恶以动人耳目，诚不可以垂劝戒，示久远，甚可叹也。” (曾公亮 《进 (新) 唐书表》) 基于以上原因，仁宗庆历四年(1044)，正式提出重新修撰 《唐书》 的问题。

在曾公亮的 《进 (新)唐书表》中，有这样的两句话：“乃因迩臣之有言，适契上心之所闵”。所谓的 “迩臣”，是指贾昌朝。这两句话的意思是，由于贾昌朝的倡议正投合了仁宗的心意，才有 《新唐书》的问世。

贾昌朝 (998—1065)，字子明，真定获鹿 (今河北获鹿) 人，《旧唐书》的主要纂修人贾纬之曾孙。仁宗庆历年间的执政者之一，先拜参知政事 (副相)，再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兼枢密使，为宰相。不久，又为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庆历四年 (1044)，“建议修 (新)《唐书》”：

(仁宗)“始令在馆学士，人供 (旧)《唐书》外故事二件。积累既多，乃请曾鲁公、掌侍郎唐卿分厘，附于本传。” (《春明退朝录》下)

从庆历元年 (1041)张方平 “请节略 (旧)《唐书》纪传中事迹”，至此时发展为命令史馆人员提供《旧唐书》以外的 “故事”。积累一多，便要分别厘订，附于各相关传纪之后。实际上，重新修撰唐史的工作，已经开始了。上面引文中的 “曾鲁公”，即后来成为 《新唐书》刊修官的曾公亮。“掌侍郎唐卿”，指的是掌禹锡，字唐卿，因以工部侍郎致仕，故称其为 “掌侍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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