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的修撰，时间长、人员变动大、情况错综。清代钱大昕、王鸣盛等都有很详细的考证，但仍不免疏漏、失误。下面，综合古今研究成果，分别介绍其修撰经过、2位 “刊修”和6位 “编修”的情况。
1、修撰经过
庆历四年(1044)贾昌朝建议重修《唐书》，仁宗便下令史馆人员搜集、积累资料。第二年五月、闰五月，连续下诏组成书局，以王尧臣、宋祁、张方平、 杨察、赵㮣、余靖为刊修官， 曾公亮、 赵师民、 何中立、 范镇、邵必、宋敏求为编修官，贾昌朝为提举官。(参见 《春明退朝录》下)但是，最初的几年内，人员变动较大，修撰进展不大。受命的当月，余靖便调离京师，出知吉州。其后，马修史再无任何关系。不久，赵㮣也请守苏州。两年之后，王尧臣也因丁忧守丧而离任。至皇佑元年 (1049)，杨察、张方平也相继出为外任，离史职。6人的 “刊修”班子，只剩宋祁一人。仁宗即改 “同刊修” (副职) 宋祁为 “刊修”，主持其事。其间，编修官的队伍变动也很大。曾公亮因负责编纂《庆历编敕》，未到书局。赵师民任职崇文院检讨、崇政殿说书、天章阁侍讲，从未到书局，后亦辞去编修。何中立改任开封府幕职，也离史任。至于邵必，则因其认为 “史出众手，非是”，便借故辞职。6人的编修，第二年便只剩范镇、宋敏求2人了。不过，贾昌朝又举荐王畴加入，共有3人。1位 “刊修”、3位“编修”，继续着列传的厘订、修补。皇佑三年 (1051)，宋祁又出为外任。鉴于 “书无统制”，编修官之间往往“议论不一”，宋祁提出请求宰相监修。仁宗即 “命知亳州宋祁就州修 《唐书》”，宋祁 “将史稿自随”，带到任上，进行修撰。此间，编修官中又增加了吕夏卿、刘羲叟。提举官由贾昌朝过渡到丁度。至和元年(1054)，宋祁已调到定州二年。六月，仁宗令 “刊修 《唐书》宋祁、编修官范镇等，速上所修《唐书》”。此时，提举官又过渡为刘沆。经刘沆提议，仁宗同意欧阳修参与修撰《新唐书》。这年八月，刘沆由参知政事拜相，仁宗下诏命欧阳修为 《新唐书》刊修官。这样，从仁宗至和元年 (1054) 八月起，修书局便同时有了两位主编，即 “刊修官”宋祁、欧阳修。不过，他们二人，一个在外，一个在京; 宋祁仍继续主持列传的修撰，欧阳修则负责列传以外的本纪、志、表。不久之后，编修官中又增加了欧阳修举荐的梅尧臣，成为6人。他们是： 范镇、王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梅尧臣。2位刊修、6位编修的情况，至书修成再未调动。
欧阳修进入书局后，全书的修撰进度加快。嘉佑二年至四年 (1057—1059)的3年间，进展最为可观。此时，宋祁又调为知益州。仁宗仍然不断催促，并派使者 “督趋列传残卷”，“就索副草”。经过努力，列传副草，“乃悉送官”。嘉佑四年 (1059)，宋祁移知郑州。吕夏卿专程赴郑州，就列传副草 “商量同异”，“催促了当”。在京城的书局中、纪、志、表的修撰，也大有眉目。嘉佑四年、嘉佑五年上半年，是欧阳修为修撰《新唐书》最为忙碌重要时刻。提举官，由刘沆而王尧臣，由王尧臣过渡到曾公亮。仁宗嘉佑五年 (1060) 七月，全书修成，由提举官曾公亮领衔奏上。
由庆历四年 (1044) 贾昌朝建议修《唐书》，令史馆搜集、积累资料，到五年设立书局，再至嘉佑五年 (1060) 最终成书上奏，恰如宋祁所说：
“历一十七年，书克奏上。” ( 《景文集·谢转左丞表》)
2. 两位 “刊修”
《新唐书》虽然由其提举官曾公亮领衔上奏，但从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刻本看，即南宋初年浙江刻本，本纪前面署的是欧阳修的衔名，列传前面署的是宋祁的衔名。现在，一般都在整个书前署“宋欧阳修、宋祁撰”。这都表明，欧阳修、宋祁是《新唐书》的主要修撰人。用今天的话说，2人同是 《新唐书》的主编。不过，当时称他们为 “刊修”或 “刊修官”。
宋祁 (996—1061)，字子京，与兄宋庠同举进士。曾授直史馆、同修起居注等史职。后为知制诰、翰林学士。仁宗庆历四年，与 《新唐书》发生关系，但并不是他正式修书的开始。因为，最初只是编修官搜集资料、分别厘订。庆历五年，其兄宋庠重新执政，为参知政事。为了避嫌，宋祁由翰林学士改为龙图阁学士。虽然他被任命为“同刊修”，与王尧臣、张方平、杨察、 赵㮣、余靖共同负责修撰，但同时又与张方平、 曾公亮等为《庆历编敕》的详定官，主要精力并未放在修撰《新唐书》这一方面。庆历七年，《编敕》告成，宋祁才真正腾出手来从事 《新唐书》 的修撰。
两年以后，原来的6人 “刊修”只剩宋祁1人，仁宗改 “同刊修”(副职)宋祁为正职“刊修”，负责修撰之事。又过了两年，到皇佑三年，宋祁由其子与张彦方案受到包拯弹劾，出知毫州。其兄宗庠也因此罢相，出知河南府。随后，宋祁徙知成德军。书局虽未解散，但上无提举官，他本人离开书局却不解史任，编修官也只剩下范镇、王畴、宋敏求等3人。这种状况，极大地妨碍了修撰工作的进展。作为唯一的“刊修”，宋祁不得已写了 《乞宰相监修〈唐书〉疏》。疏中提到的修撰情况是，列传初有眉目，“纪志俱未有草卷”。同时强调，作为“垂法千古”的一部“大典”，“须籍当国大臣，商榷订正”，乞请宰相监修。这是仁宗皇佑四年(1052)《新唐书》书局的状况。其时，宋祁本人的情况又怎么样呢? 在 《与观文右丞书》中，他向当时的右丞贾昌朝诉说了自己的苦衷：其一，健康状况不佳，“不能从诸公于笔研间”，请求免去“刊修”之职，“具奏恳免，今又不获”，未曾获准。其二，地处远方，“咨询无所”，担心将来“为诸儒诋其疏谬”。其三，对于修书拖拉，表示忧虑，恐“一代之典，遂泯然也”。其四，仍然恪守“刊修”职责，派人到书局 “悉索副稿”，准备修订，预计“今秋可了列传，若纪、志，犹须来春乃成”。这种 “刊修”即主编在外地任官，“编修”即具体撰稿人在京城书局，互相难得见面磋商，实在太难为宋祁了。不过，就是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宋祁仍然坚持 “繙 (翻)讨残书。”仅皇佑五年夏天，他就修改列传30篇。(《景文集·与范舍人书》)就这样，又过了5年，到嘉佑三年 (1058)，宋祁在益州任上完成列传的全部“副草”，“悉送”京城书局。
此时，欧阳修已到书局5年，在京城主持本纪、志、表的修撰。嘉佑四年，吕夏卿到郑州同宋祁商量列传 “副草”问题，显然是带来了书局方面欧阳修及诸位编修的意见。宋祁又作了一番最后修订，于嘉佑五年同纪、志、表一同奏上。负责列传修撰的“刊修官”，十一年“不与诸儒研确”，难得与具体 “编修官”相见，而且 “成书之日，又不与伏奏殿廷”(《景文集·让转左丞札子》)，的确是古代官修史中的一大轶事! 更为有意思的是，《新唐书》的两位 “刊修官”前后共事七个年头，竟然未曾见过一面。
欧阳修 (1007—1072)，字永叔，有宋代韩愈之称。仁宗庆历年间，参预范仲淹等推行的 “新政”活动，用为谏官，同修起居注，知制诰。范仲淹罢相后，欧阳修也被贬。先后在滁州、扬州、颍州、应天府等处做了九年地方官。至和元年(1054)，当他为母守丧期满复官之后，不许其求外任，命其权判流内铨。由于朝廷内的 “党争”，致使其出知同州。《新唐书》的编修官范镇极力申辨，参知政事、《新唐书》提举官刘沆提出史局缺人，仁宗才同意欧阳修不赴同州，“且修《唐书》”。不久，刘沆拜相，欧阳修正式被任命为 《新唐书》的 “刊修官”。既而，为翰林学士，史馆修撰。其后，兼领多职。嘉佑元年 (1056)，知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二年，权知礼部贡举，后又兼判秘阁秘书省权判史馆、权知审刑院、权判三班院等职。嘉佑三年六月至四年二月，又接替包拯权知开封府。其后，又充御试进士详定官，并同提举在京诸司库务。
欧阳修为刊修官到书局之时，宋祁正在艰难地删改已经写出来的列传。从全书的编纂考虑，欧阳修自然担负的是列传以外的纪、志、表部分。编修官，在范镇、王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之外，又增加了梅尧臣。在此同时，他又从两个方面考虑了全书的编纂问题。一是为丰富充实内容，进一步采取措施搜集原始素材;二是为完善全书体例，增加志类、恢复立表。《续资治通鉴长编》仁宗至和二年十月庚戌下这样记道：
“翰林学士刊修《唐书》欧阳修言： ‘自汉而下，惟唐享国最久。其间典章制度，本朝多所采用。所修《唐书》，新制最宜详备。然自武宗以下，并无实录。以传记别说考证虚实，尚虑阙略。闻西京内中省、寺、留、司、御史台及銮和诸库，有唐朝至五代以来奏牍案簿尚存。欲差编修官吕夏卿诣彼检讨。’ 从之。”
欧阳修提出以档案材料印证制度沿革、辩别传记正讹，这是他作为 “刊修”对 《新唐书》的一项重要贡献。重视档案材料，与他把全石考据引入修史，都受到后世史家的推崇。在体例方面，创立了以前史书所无的 “仪卫”、“兵”二志。一般都把 “选举志”的发明权归功于欧阳修，这是不对的。在 《新唐书》之前即已修成的 《旧五代史》中，早就有 《选举志》了。所以，不能说 《新唐书》创立三志。恢复立表，这应当是欧阳修对纪传体史书发展的一大贡献。宋代以后，各官修纪传体“正史”，辽、金、宋、元、明、清各史，都不再缺表这一体裁。欧阳修恢复纪传体史书立表的功绩，比之创立 “仪卫”、“兵”二志，更应受到肯定。
至于他本人，为弄懂唐代典故，不乏虚心求教。在《欧阳文忠全集》中，我们往往看到他的 “问某人某事帖”，不少都与修撰 《新唐书》有关。《问王深甫五月一日会朝贴》便是向王深甫请教唐代五月一日会朝之礼“起自何帝”，中间尝罢，复于何时等问题的。《问刘原甫侍读入阁仪帖》，就“入阁之礼，起自何年?阁是何殿?开延英亦起何年?”“废正衙不坐，起何年?”等问题，向刘敞 “乞示其本末”。而且，帖中反复表示自己 “于史已不熟，于制度不熟，乞为参议之”。
大约自嘉佑二年 (公1057)起，即欧阳修到书局后4年左右，他便集中主要精力于修撰 《新唐书》上。从他的书信往来中可以看到，嘉佑二年以后，他经常到书局; 嘉佑四年开始，便忙于定稿工作了。这一年中，他在同梅尧臣、王仲仪、赵㮣等的书信里，一再表示“只候夏秋，《唐书》了成”，“《唐书》不久终篇”，“《唐史》将遂终篇，然亦不过秋末时事”。到嘉佑五年， 其书信往还中， 便都是“《唐书》 已了， 只候写了进本”， “修《唐史》，已写进本，然卷帙多，须数月方了”等。在给王道损的信中，他还提在亲自校对的情况：“盖以《唐书》甫了，初谓遂得休息，而却送本局写印本。一字之误，遂传四方，以此须自校对。其劳苦牵迫，甚于书未成时。”《新唐书》的最终告成，应该说是在欧阳修主持下实现的。
鉴于两位“刊修官”共事修书7个年头从未见面，全书列传与纪、志、表分别出自两位 “刊修”之手，风格不一，仁宗曾诏命欧阳修 “改归一体”。欧阳修却认为，“宋公于我为前辈，且人所见不同，岂可悉如己意?”竟 “一无所易。”(《欧阳文忠公集》附录 《事迹》)这种风格固然可佳，却给《新唐书》这部完整的唐史带来记事矛盾、体例不一、风格互异的弊端。
应当辨正一个问题，即 “宋欧修书不同时”的问题。王鸣盛以 《宋史·宋祁传》、《欧阳修传》为唯一根据，认为宋祁修书“在仁宗天圣之晚年，历明道、景佑、宝元、康定，至庆历中告成，以书成进左丞云云。凡阅十余年，自守毫州，出入内外，常以稿自随。”“(欧阳)修之修 《唐书》，乃在嘉佑之前至和元年间事，距祁稿成时，相去已十余年”; “书成，上距祁稿成约又二十余年矣”，证以 “二公修书不同时明矣。”(《十七史商榷》卷69 《新旧唐书一》)王鸣盛的这一说法，长期以来为史学界所沿用，却不知其大错而特错。错误的关键在于，《宋祁传》将 “诏求直言” 的时间误作“景佑中”。而王鸣盛既来察出这一错误，又未考知宋祁出知毫州的时间，以致闹出笑话。据《宋史·仁宗纪二》，景佑中并无诏求直言事，相反，景佑三年五月有 “诏戒百官越职言事”。《仁宗纪三》 则有 “诏台谏非朝廷得失”，然时在 “皇佑元年”。《宋祁传》将 “皇佑”误作“景佑”，一下把时间提前了20多年。《宋祁传》紧接着的 “进温成皇后为贵妃”，与 《仁宗纪三》 的记载也是相符的，是在 “皇佑”，而不是 “景佑”。王鸣盛提到的“守毫州”“以稿自随”，《宋祁传》说得很清楚：“坐其子从张彦方游，出知毫州”。这个时间很容易考得。就在同一卷书其兄《宋庠传》中，清清楚楚地写着：皇佑三年，“祁子与越国夫人曹氏客张彦方游”。宋庠罢相在这一年，宋祁出知毫州也在这一年。就是说，到皇佑三年(1058)，宋祁出知毫州仍“以稿自随”，尚在修撰中，怎么会在“庆历 (1041—1048)中告成”?王鸣盛的这一疏漏实为大谬!显然，他未读过上面所引宋敏求 《春明退朝录》下关于“庆历四年，贾魏公建议修《唐书》”以下一大段记述修书经过的文字。《续资治通鉴长编》、《东都事略》中有关资料，大约也未接触到，更不用说宋祁 《景文集》中几篇关于修书的表、札了。不过，他没注意曾公亮 《进 (新)唐书表》所云欧、宋、范、王、宋、吕、刘 “共加删定，凡十有七年”，实在不应该! 从 《新唐书》的修撰全过程讲，“宋、欧修书不同时”的说法很不准确。科学地说法应该是：修撰《新唐书》，前后经历17个年头; 前10年，宋祁主持修撰; 后7年，宋、欧共同主持修撰。
两位“刊修”不曾见面，未能对全书统一规划，书成之后又分别署名，这在我国古代史学中的确是一件奇闻!
3. 六位 “编修”
《新唐书》的“编修官”，最初变动很大，至仁宗皇佑年间 (1049——1053) 便固定下来。至和元年 (1054) 欧阳修入书局后，仅增加1人。他们是： 范镇、王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梅尧臣。对于编修官的情况，欧阳修曾经有过一段回忆文字：
“宋祁、范镇到局，各及一十七年。王畴一十五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并各十年以上。……范镇、王畴、吕夏卿、刘羲叟，并从初置局，便编纂故事，分成卷草，用功最多。”(《欧阳文忠公全集·辞转礼部侍郎札子》)
具体来说，这些编修官光是协助宋祁完成列传，后再协助欧阳修完成纪、志、表，为 《新唐书》 的修撰做出各自的贡献。
范镇，字景仁，与宋庠、宋祁交往甚深。同司马光交谊更密，两人在政治上的言谈如出一辙。范镇在史局时间最长，欧阳修说他“用功最多”。仁宗褒奖他在 “网罗遗逸，厥协异同”方面付出的努力和所做的贡献。范镇的音律造诣颇深，《新唐书·音乐志》的修撰，他是尽了不少力的。
王畴，字景彝，是补赵师民、何中立、邵必等阙，由贾昌朝举荐入书局的。前后15年。宋敏求回忆说：
“初，编修官作志草，而景彝分《礼仪》与《兵志》，探讨唐事甚详，而卒不用，后求其本不获。” ( 《春明退朝录》下)
这说明，王畴的协助宋祁完成列传的同时，还被分配起草 “礼仪”和“兵”二志，探讨唐代有关史事很详细。宋敏求所说的这个“初”字，是指何时?如果指欧阳修入书局后确定修志之初，王畴在书局已经8个年头了。如果指王畴入书局之初，就要推翻欧阳修创立《兵志》和宋祁只负责列传的说法了。这个 “初”字，是值得仔细推敲的。
宋敏求，字次道，是当时的一位唐史专家。其父宋绶是着名的藏书家，仁宗即位之初，曾经专职讲读《旧唐书》，并录进唐太宗所撰《帝范》等。宋敏求深受家庭熏陶，对于家中藏书“皆略诵习，熟于朝廷典故”，与唐史有关的重要着述有《唐大诏令集》52卷、唐武宗以下六帝实录148卷。因此，当庆历五年 (1045) 第一个修书诏命王尧臣等为 “刊修官”时，王尧臣即以宋敏求谙习唐事，举荐为编修官。其年八月，王尧臣将其所纂唐武宗以下六帝实录进上，宋敏求由校书郎升为馆阁校勘。同范镇一道，宋敏求是最早入书局的编修官之一。只是因其中途两次出为外任，所以在书局的实际时间在 “十年以上”。整个修撰过程中，他在 “网罗遗逸，厥协异同”方面，也是起着重要作用的。
吕夏卿，字缙叔，“博览强记，而于历代史尤该洽”。他对于 《新唐书》的贡献，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如 《宋史·吕夏卿传》所载：
“夏卿学长于史，贯穿唐事，博采传记杂说数百家，折衷整比。又通谱学，创为世系诸表，于 《新唐书》最有功云。”
这与前面提到的，仁宗至和元年欧阳修建议派吕夏卿赴西京 “检讨”唐至五代 “奏牍案簿”，正好互为印证。吕夏卿在 “博采”、“整比”唐代史事方面的贡献，是突出的。《东都事略·吕夏卿传》同样指出这点： “自韦述等着史，又有编年诸录，而旁记杂说，几数百家。夏卿讨论是正，于新书为力居多”。另一个方面，便是协调、组织工作。赴西京 “检讨”唐至五代的“奏牍案簿”，对吕夏卿本人来说，是 “博采”的一个难得机会; 但就整个书局来讲，当然也是一种协调、组织工作。书成前夕，他又专程赴郑州，与宋祁 “商量异同，催促了当”，更是纯粹的协调、组织工作了。吕夏卿在这一方面的作用，也是不应忽视的。
刘羲叟，字仲更。仁宗庆历四年欧阳修出使河东，便发现了刘羲叟。第二年，欧阳修写了 《举刘羲叟札子》，称其 “博涉经史，明于治乱。”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刘羲叟于仁宗庆历五年六月为“试大理评事”，并追述说“羲叟精算术，兼通大衍诸历。尝注司马迁《天官书》，及着《洪范灾异论》。欧阳修荐之，召试学士院，而有是命”。恰好成立书局，便留其修唐史。虽然 “专令修 《律历》、《天文》、《五行志》”，却未立即任命。《宋史·刘羲叟传》接着写道：“寻为编修官。”宋敏求也说“后充编修官”。嘉佑初年，为母守丧，诏令其家居编修。起复后，回到书局。大约是此时正式为 “编修官”的。所以，欧阳修一面说 “从初置局，便编纂故事”，一面又以其在书局 “十年以上”，而不与范镇到局 “及一十七年”相提并论。
梅尧臣，字圣俞，是当时古文运动中的诗坛健将。起初为地方佐贰官，仁宗嘉 元年，经欧阳修举荐，充国子监直讲。后因其奏所撰 《唐载》 26卷，“多补正旧史阙谬”，“乃命编修《唐书》”。其入局时间，在欧阳修到书局之后无疑，或为至和初，或为嘉佑二年，说法不一。宋敏求只说其最后入局，“修方镇、百官表”，书成 “先一月余卒”。所以，曾公亮的 《进(新) 唐书表》 中未提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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