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的史料，大致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整部 《旧唐书》，二是唐代流传下来的素材和修撰 《新唐书》时重又搜集到的文献，三是金石铭刻的利用。
《旧唐书》尽管有：“颇涉繁芜”的缺点，但其毕竟是一部“事迹明白，首尾该赡”的系统记述唐代历史的着作。(详见顾炎武 《日知录》卷26《旧唐书》) 修撰 《新唐书》，主要是不满意于它的思想观点。最初，仅仅“令在馆学士，人供 (旧) 《唐书》外故事”，“积累既多”，才进行 “分厘，附于本传”，显然只是对 《旧唐书》进行厘订、补充。修撰 《新唐书》的提出，是以 《旧唐书》为基础。修成的结果又如何呢?清人赵翼的比较，也证明 《旧唐书》是修撰 《新唐书》的基本依据：
“《新书》诸传，较 《旧书》多大同小异，不过删其芜词，而补其
未备，无有大相径庭者。……至唐末诸臣各传，俱比《旧书》详数倍，则 《旧书》本太略耳。” ( 《廿二史札记》卷17 《新书立传独详处》)
《旧唐书》这部系统唐史之外，北宋中期，不仅五代纂修《旧唐书》时的唐代基本史料——实录、国史尚在，就是其它有关唐代记事的文献也“多出于世”。而且，在修撰《新唐书》之前，又出现过一股 “唐史热”。前面曾提到，有若干部关于唐代的编年史出现。在这股 “热潮”中，宋敏求有两个系列的着述，都为修撰 《新唐书》提供了取材的基础。一是搜集唐武宗以下六朝史事，续成 《唐武宗实录》20卷、《唐宣宗实录》 30卷、《唐懿宗实录》30卷(一作25卷)、《唐僖宗实录》30卷、《唐昭宗实录》30卷、《唐哀帝实录》8卷。这样，唐代皇帝自高祖李渊至哀帝李柷，有了一个完整的史料系列。这个系列对于《新唐书》本纪的修撰，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另一个系列是唐代帝王 “训词诰命”的积累，编为 《唐大诏令集》 52卷。
在宋敏求之前，太宗淳化五年 (994)，赵邻几 “欲追补唐武宗以来实录”而未成，仅 “补会昌 (接： 唐武宗年号) 以来日历二十六卷。” (《宋史·赵邻儿传》)
以上，都是直接关涉唐代朝廷上下基本史事的素材。前面曾提到，仁宗至和二年 (1055) 欧阳修奏请派吕夏卿赴西京 “检讨”唐至五代的 “奏牍案簿”，即档案材料，这大约是纂修《旧唐书》时未曾充分利用的一个史料系列。
在这些有较明确记载的史料来源之外，要详细列举 《新唐书》的取材范围，虽然不可能，却有一个参考系数，这就是《资治通鉴》的引书情况。《资治通鉴》晚 《新唐书》 24年完成，应当说修 《资治通鉴》所能见到的唐代文献，修 《新唐书》时都能见到。自宋以来，不乏其人考索 《资治通鉴》的史料来源即引用书目问题，但对征引唐代文献情况未见有专篇涉及，借此略作一点清理。为方便起见，暂以张煦侯 《通鉴学》一书的统计为基础，沿其分类，就征引唐代文献作补充、订正。
正史，1种： 《旧唐书》 200卷。
编年，16种： 柳芳 《唐历》 40卷、焦璐 《唐朝年代纪》 10卷、程匡柔 《大唐补纪》 3卷、陈岳 《唐统记》 100卷、陈彭年 《唐纪》 40卷、贾纬 《唐年补遗录》 65卷、刘羲叟 《长历》 14卷、柳璨 《正闺位历》 2卷、薛珰 《唐圣运图》 1卷、僧一行 《唐大衍历仪》 10卷、李昉《历代年号》 1卷、韦庄美《嘉号录》 1卷、宋庠 《纪年通谱》 12卷、龚颖 《运历图》6卷。张煦侯未统计者，尚有陈鸿 《大统纪》 30卷、孙光宪 《续通历》 10卷。
别史，32种：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3卷、房玄龄《高祖实录》20卷、许敬宗 《太宗实录》 40卷、刘知几 《高宗实录》 30卷、吴兢 《则天实录》 20卷、《中宗实录》 20卷、刘知几 《太上皇实录》 10卷、《睿宗实录》 10卷、 元载 《玄宗实录》 100卷、 《肃宗实录》 30卷、 令狐峘 《代宗实录》 40卷、沈既济 《建中实录》 10卷、裴垍 《德宗实录》 50卷、韩愈《顺宗实录》 5卷、路隋 《宪宗实录》 40卷、《穆宗实录》 20卷、李让夷《敬宗实录》 10卷、魏謩 《文宗实录》 40卷、宋敏求 《武宗实录》 20卷、《宣宗实录》 30卷、《懿宗实录》 25卷、《僖宗实录》 30卷、《昭宗实录》 30卷、《哀帝实录》 8卷、苏冕 《会要》 40卷、崔铉 《续会要》 40卷、王溥《唐会要》100卷、韦昭度《续皇王宝运录》10卷、凌璠《唐录政要》12卷、欧阳炳 《唐录备阙》 15卷、高峻 《小史》 120卷。张煦侯未统计者，尚有《通典》 200卷。
杂史，58种： 杜儒童 《隋季革命记》 5卷、刘仁轨 《河洛行年纪》 10卷、韩昱 《壶关录》 3卷、吴兢 《太宗勋史》 1卷、《贞观政要》 10卷、《开元升平源》 1卷、韩琬 《御史台记》 12卷、马总 《唐年小录》 8卷、张《朝野佥载》20卷、武平一《景龙文馆记》8卷、韦述《集贤注记》3卷、郑审 《天宝故事》、郑肇《开天传信记》1卷、郑处诲《明皇杂录》2卷、姚汝能 《安禄山事迹》 3卷、温畲 《天宝乱离西幸记》 1卷、宋巨周 《玄宗幸蜀记》 1卷、平致美 《蓟门纪乱》、包谞 《河洛春秋》 2卷、凌准 《邠志》 3卷、沈既济 《江淮乱记》(又名 《刘展乱纪》) 1卷、李肇 《国史补》 2卷、谷况 《燕南记》 3卷、崔光庭 《德宗幸奉天录》 1卷、徐岱 《奉天记》 1卷、袁皓 《兴元圣功录》《功臣录》30卷、林恩 《补国史》5卷、薛图存 《河南记》 1卷、郑澥 《凉国公平蔡录》 1卷、李德裕 《次柳氏旧闻》 1卷、《西南备边录》 1卷、《异域归忠传》 2卷、《文武两朝献替记》 2卷、《会昌伐叛记》 1卷、杨时 《开成纪事》 2卷、《太和摧凶记》 1卷、《野史甘露记》2卷、李潜用 《乙卯记》 1卷、高彦休 《唐阙史》 3卷、令狐澄 《贞陵遗事》 3卷、柳玭 《续贞陵遗事》 1卷、裴廷裕 《东观奏记》 3卷、樊绰 《蛮书》 10卷、郑言 《平剡录》 1卷、裴旦 《李太尉南行录》、孙樵 《彭门纪乱》 3卷、张云 《咸通庚寅解围录》 1卷、《玉泉子闻见真录》 5卷、尉迟偓 《中朝故事》 2卷、 张��《续锦里耆旧传》 20卷、 王坤 《惊听录》 1卷、郑廷诲 《广陵妖乱志》 3卷、李巨川 《许国公勤王录》 3卷、韩偓《金銮密记》5卷、阎自若 《唐末汛闻录》 1卷、《唐末三朝闻见录》 8卷、皮光业《皮氏见闻录》 8卷。张煦侯未统计者尚有高若拙 《后史补》 3卷。
霸史，1种： 毛文锡 《前蜀王氏纪事》2卷。
传记 (附碑碣) 25种：贾润甫 《蒲山公传》 3卷、魏征 《李靖行状》 1卷、张大业 《魏文贞公故事》 6卷、王方庆 《文贞公事录》 1卷、李邕 《狄梁公家传》 3卷、陈鸿 《长恨歌传》 1卷、殷亮 《颜氏行状》 1卷、李翰《张中丞外传》 1卷、陈翃《汾阳王家传》 10卷、李繁 《相国邺侯家传》 10卷、马宇 《段公别传》 2卷、柳玭《柳氏叙训》 1卷、蔡京《王贵妃传》 1卷、《昭陵六马铭》、颜真卿《鲜于仲通碑》。张煦侯未统计者尚有林宝《元和姓纂》 10卷、卢藏用 《陈氏别传》、《张九龄事迹》 1卷、殷亮 《颜杲卿传》 1卷、《段公家传》、《段公行状》、郑延昌 《郑畋行状》、赵儋《陈子昂旌德碑》、卢鸿 《中兵真人刘君碑》、柳公权 《何进滔德政碑》。
奏议 (附别集)，30种： 王琳 《魏郑公谏录》 5卷、《开元宰臣奏》□卷、蒋阶 《李司空论事》 7卷、赵元拱 《唐谏争集》 10卷、李德裕 《会昌一品集》 20卷 《外集》 10卷、《云南事状》 1卷、薛廷珪 《凤阁书词》 10卷、《陈子昂集》、《张九龄集》、《韩愈集》、《柳宗元集》、《白居易集》、《权德舆集》、《陆贽集》、《刘禹锡集》、《杜牧集》、《罗隐集》、《孙樵集》、《元稹集》、《独孤及集》、《顾况集》。张煦侯未统计者尚有 《韦皋奏状》、魏征《代元宝藏谢李密启》、《李白集》、《贾至集》、《高珪集》、《李商隐文集》、《大中制集》、“令狐楚所草制书”、《郑畋集》、《冯涓集》。另，《资治通鉴考异》中未见征引 《魏郑公谏录》、《会昌一品外集》。
地理，7种：梁载言《十道四蕃志》15卷、吕述《黠戛斯朝贡图》1卷、贾耽《皇华四达记》 10卷、窦滂 《云南别录》 1卷、李繁 《北荒君长录》 1卷、徐云虔 《南诏录》3卷。张煦侯未统计者尚有李吉甫 《十道图》 10卷。
小说， 16种：刘��《小说》 3卷、胡琚 《谈宾录》 10卷、李浚 《松窗小录》 1卷、张固 《幽闲鼓吹》 1卷、康骈 《剧谈录》 3卷、柳珵 《上清传》 1卷、刘崇远 《金华子杂编》 3卷、孙光宪 《北梦琐言》 30卷、赵璘《因话录》 1卷、刘轲 《牛羊日历》 1卷、皇甫松 《续牛羊日历》 1卷、范摅 《云溪友议》 3卷、皮光业 《皮氏见闻录》 5卷、王仁裕 《玉堂闲话》 10卷、潘远《纪闻谈》 3卷。张煦侯未统计者尚有柳珵《常侍言旨》 1卷、王仁裕 《开元天宝遗事》 4卷。另，皮光业 《皮氏见闻录》前面杂史类已着录，此处又重出，当削去不计。
诸子，无。
总计以上9类关于唐代史事的文献，共为186种。这个统计，并不一定绝对准确，但可以告诉人们，修撰 《新唐书》时所能见到的关于唐代历史的材料，绝不会少于这个数字。因为，这只是见于 《资治通鉴考异》的书名，还有 《考异》中未提到的文献。而且，前面所说唐至五代的 “奏牍案簿”即档案，尚不在其内。大量的唐人文集，显然也不是这个数字所能包罗得了的。
在上述《资治通鉴考异》征引唐代传记类书目中，已附有唐代碑碣，这是司马光对金石史料的重视。欧阳修在金石考据学方面的成就，更值得大书一笔。他集录古代金石遗佚，大约始于庆历五年 (1045)，正是 《新唐书》书局成立之时。至嘉佑七年 (1062)，《新唐书》修成后二年，获金石遗佚千卷之藏，集为 《集古录》一书。其后，又成 《录目》 10卷、《跋尾》 10卷400篇，为我国第一部金石考证专着。金石铭刻，如何引入到所修史书中，欧阳修是有着非常明确的认识和审慎的态度。他这样写道：
“余所集录，与史传不同者多，其功过难以碑碣正者。铭志所称，有褒有讳，疑其不实。至于世系、子孙、官封、名字，无情增损，故每据碑以正之。” ( 《集古录跋尾》卷9)
根据 《颜鲁公题名》、《颜真卿湖州放生池碑》，颜真卿 “未尝至硖，遂贬吉”，但《旧唐书》却 “据初贬书于纪传”：《代宗纪》永泰二年二月“乙未，贬刑部尚书颜真卿为峡州员外别驾”，大历十二年四月癸巳“又召颜真卿于湖州”;《颜真卿传》为“(元)载坐以诽谤，贬硖州别驾、抚州湖州刺史。”《新唐书·颜真卿传》便改为“载以为诽谤，贬峡州别驾，改吉州司马，迁抚、湖州刺史”。再如，以 《唐汾阳王庙碑》补正 《旧唐书·郭子仪传》和关于西突厥部类名称的问题，欧阳修有一段文字：
“右郭子仪庙碑，高参文，其叙子仪功业不甚详，而载破墨姓处木、讨沙陀处蜜事，则 (旧) 《唐书》列传无之。”
《新唐书·敦子仪传》对此事也 “略不书”，他解释说，“盖子仪微时所立(历)，其后遂立大勋，宜乎史略不书也。”但他注意到另一个问题：
“ (旧 《唐书》有处密、处月、朱耶、孤注等，皆是西突厥薛延陀别部名号。余于 《五代史》为李克用求沙陀种类，卒不见其本末。而(高)参谓处蜜为沙陀，不知其何所据也。按陈栩 《子仪家传》亦云讨沙陀处墨十二姓，与 (高)参所书颇同。(旧) 《唐书》转蜜为密，当以碑为正。” (上引均见 《集古录跋尾》卷8)
在《旧唐书·突厥传下》一开篇，追述其源流，指出 “有都陆及弩失毕、歌逻禄、处月、处密、伊吾等诸种”，此传，皆用 “密”字称 “处密”。根据欧阳修的这一考证，《新唐书·突厥传下》在叙西突厥之源时，为 “都陆、弩失毕、歌逻禄、处月、处蜜、伊吾诸种杂”，将 “密”字改为 “蜜”字。欧阳修当时不懂这是译音，用哪个字都可以的道理，但他以金石铭刻 “参验”文献记载的做法，却是对史学发展的一项重要贡献。这也是 《新唐书》取材方面的一个突出特点。
在欧阳修以金石铭刻证史的同时，宋祁、吕夏卿等人，又非常重视野史、笔记的利用。宋祁本人着有《笔记》3卷，分为释俗、考订、杂说，前两卷辨证名物音训、文章史事，后一卷为随感、语录。吕夏卿，更是 “博采”“旁记杂说，几数百家”，以致认为他“亦好尚奇异”(《东都事略·吕夏卿传》)欧阳修的 《归田录》、范镇的 《东斋记事》、宋敏求的 《春明退朝录》等，都是流传至今而又较为着名的历史笔记。常为人们所说的 《新唐书》征引野史、笔记的一个例证，便是《姚崇传》所记姚崇奏 “十事”。宋祁等在这一卷的“赞曰”特别提到：“姚崇以十事要说天子而后辅政，顾不伟哉，而旧史不传。”姚崇 “以十事上献”，出于吴兢的《开元升平源》。这本是一篇野史、笔记之作，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中认为，“似好事者为之，依托 (吴)兢名，难以尽信，今不取”。(《资治通鉴》唐玄宗开元元年十月甲辰 《考异》)《新唐书》比之《旧唐书》，大量征引野史、笔记材料，是在史料来源方面的另一重要区别。
鉴于史料来源的广泛，《新唐书》的记事内容也更为充实。曾公亮在《进 (新)唐书表》中所说，“事则增于前”，即记事，较 《旧唐书》有较大的增加，是符合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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