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修撰《新唐书》的指导思想，在书成之后的《进唐书表》中说得非常清楚。其中，有两段文字，与修撰思想最直接，故不嫌其繁，引录于下：
“唐有天下，几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终，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与其典章制度之英，宜其粲然着在简册。而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盖又百有五十年，然后得以发挥幽沫。补缉阙亡，黜正伪谬，克备一家之史，以为万世之传，……”
“商、周以来，为国长久，唯汉与唐，而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气力卑弱，言浅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贤臣、俊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祸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恶以动人耳目，诚不可以垂劝戒、示久远，甚可叹也! 乃因迩臣之有言，适契上心之所闵，于是刊修……”
这中间，表现出北宋最高统治集团的三点基本认识。其一，非常向往唐代“为国长久”，因而注意“其君臣行事之始终”、“治乱兴衰之迹”，特别希望效法“其典章制度之英”。其二，不满于《旧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尤其令北宋最高统治集团“可叹”的是，继唐而后是个“衰世”，所修《旧唐书》既不能发扬“明君贤臣、俊功伟烈”之善，不又能暴露“昏虐贼乱、祸根罪首”之恶，达不到“垂劝戒、示久远”的目的。其三，君臣们都希望另修一部唐史，“补缉阙亡，黜正伪缪”，“克备一家之史，以为万世之传”。曾公亮作为 “提举官”即监修，让欧阳修代为起草的这一篇进书表，的确完整地表达了北宋最高统治集团对于唐代历史的基本看法，成为重修《唐书》的指导原则。前面曾经介绍过曾公亮其人，他是在仁宗庆历五年 (1045)正式下诏成立书局时，被任命为首席编修官的。尽管因为编纂《庆历编敕》而未到书局，但对当时宰相贾昌朝的建议、仁宗皇帝的诏旨他是十分了解的，因而进书表中才有“乃因迩臣(近臣)之有言，适契上心之所闵”两句。宋祁作为 《新唐书》的 “刊修官”最初也参预了 《庆历编敕》工作，与曾公亮共事，一位“刊修”、一位“编修”，在一起是不可能不切磋关于修撰 《新唐书》的指导思想的。第二年曾公亮便脱离修史工作，直至 《新唐书》完成的前二年，嘉佑三年 (1058)，才接替王尧臣为“提举官”，到嘉佑五年书成上奏。最后两年的监修，显然使他有机会将仁宗君臣的初衷贯彻到整部书中。因此，《进唐书表》便成为一篇关于 《新唐书》指导思想的权威性文献。更何况是欧阳修起草，其编纂思想必然充分地反映在之中了。
通过对曾公亮 《进 (新)唐书表》的考察，我们可以说，《新唐书》的编纂思想反映的完全是北宋中期最高统治集团的认识，与 《旧唐书》主要表现的是唐代各个时期及五代前期统治者的观点，有着很明显的差别。北宋君臣对于 《旧唐书》的不满之处，实际也是因为这一问题。他们怎么能容忍用五代前期割据者的认识，来总结唐代的历史呢!围绕这样一个宗旨，《新唐书》 的编纂思想，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暴恶以动人耳目”
北宋统治者对 《旧唐书》最不满意之处，就是使 “昏虐贼乱、祸根罪首”“不得暴其恶以动人耳目”。而这类现象，自北宋建立起，就从未间断过。赵匡胤 “陈桥兵变”取代后周政权，本身就是一种 “篡国”行为。宋太宗即位，又有 “灯烛斧影”之说，更是在 “黜绝”之列。至于民众的反抗斗争，不绝于史，太宗晚年，有王小波、李顺起义，提出 “均贫富、等贵贱”的口号。真宗以后，对辽、西夏的侵扰一再妥协，用大量钱币买得一时的和解。仁宗时，民众的反抗斗争更加频繁，遍布淮南、京西、湖南、河北等地。欧阳修对当时的形势，有过一悉概括：
“从来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患者盗贼，今盗贼起矣;所忧者水旱，今水旱作矣; 所赖者民力，今民力困矣; 所须者财用，今财用乏矣。” ( 《欧阳文忠公全集·准诏言事书上》)
与此同时，为挽求这种兵败、民反、财困而推行的 “庆历新政”，不到一年就又烟消云散。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重修唐史，首要的任务就是充分暴露那些动摇唐代统治地位的种种“祸根罪目”，还要达到“动人耳目”的目的，使北宋中期的臣民们认为这是 “罪恶”而不敢犯上作乱。这一思想，在全书贯彻得最彻底。
对于武则天，自唐德宗时起，便有反对其入本纪的议论，而终唐之世未改。五代纂修 《旧唐书》，仍立武则天入本纪。《新唐书》则本纪、后妃列传都有专篇记武则天，而以列传记武则天事迹，以本纪 “着其大恶”。《则天皇后本纪》的 “赞曰”以 《春秋》为理论根据说，“昔者孔子作 《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其于弑君篡国之主，皆不黜绝之，岂以其盗而有之者，莫大之罪也，不没其实，所以着其大恶而不隐欤?”甚至更一步，恨不得武则天遭“大戮”，认为 “武后之恶，不及于大戮，所谓幸免者也”。欧阳修等对于“盗执其国政”者的切齿之恨，在这一段文字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再看本纪八的 “赞曰”，“《春秋》之法，君弑而贼不讨，则深责其国，以为无臣子也。”根据这一“《春秋》之法”，弑杀宪宗的 “贼”历三朝而犹在，文宗仅能杀其人，而不能明其 “罪恶”，欧阳修等对此深为 “可叹”，因而指责文宗 “仁而少断，承父兄之弊，宦官桡权，制之不得其术，故其终困以此”，亦为宦官所图。
列传贯彻“暴恶以动人耳目”，最明显地就是新增立了藩镇、奸臣、叛臣、逆臣等4个类传，并移外戚、宦者两个类传接于藩镇之前。外戚、宦者、藩镇3个类列排在一起，奸臣、叛臣、逆臣3个类传依次置于全书最后，都是为了醒目，或者说便于 “动人耳目”。
外戚，在欧阳修、宋祁看来，也曾出现过武、韦诸族“产乱朝廷”，委政杨氏 “阶召反虏”的情况，因而总结出外戚 “用福甚者得祸酷，取名少者蒙责轻”的 “理”，提醒宋代君王： “主贤则其共荣，主否则先受其祸”。宦官专权，是唐代 “产乱取亡”的 “祸根”之一。《新唐书》对于这一点，认识得很清楚。在《宦者列传》的小序中，直接指出：“祸始开元，极于天佑，凶愎参会，党类歼灭，王室从而溃丧，譬犹灼火攻蠹，蠹尽木焚，讵不哀哉!”把宦官专权的危害，比作寄生在树木上的蠹虫，用火去烧蠹虫，虫子烧尽树木也因此而被焚，确实非常形象。大概北宋统治者很注意唐代外戚、宦官之祸，《新唐书》的总结又恰如其分，所以宋代历史中外戚、宦官干政之事也没有发生。当然，这更有其他重要原因，绝不仅仅于此。不过，这一点也不应忘却。
至于藩镇问题，书中说得也很明白：
“安、史乱天下，至肃宗大难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护养孽萌，以成祸根。” ( 《新唐书·藩镇魏博列传》序)
然后，以五卷篇幅集中记述了“一寇死，一贼生，讫唐亡百余年”的割据状况。涉及的割据地域为魏博、镇冀、卢龙、淄青、横海、宣武、彰义、泽潞等，立为正、附传的割据首领有68人。《旧唐书》虽然基本上都有记述，却是以时期先后以分散于诸臣列传之中，既不便于看清藩镇在唐代发展的脉络，又达不到“暴其恶以动人耳目”的明白，《新唐书》将他们集中在一起，并冠以 “藩镇”类传的名目，确实是一举两得之事。
划为奸臣的，书中立传(包括附传)者有：许敬宗、李义府、傅游艺、李林甫、陈希烈、卢杞、崔胤、崔昭纬、柳璨、蒋玄晖、张延范、氏叔琮、朱友恭等13人，提醒 “有国家者，可不戒哉” 的是，“国将亡，妖实产之”，将奸臣比之 “妖”，并认为奸臣的出现是 “国将亡”的信号。
《叛臣列传》与《奸臣列传》一样，用了1卷2篇，立传者有仆固怀恩、周智光、梁崇义、李怀光、陈少游、李锜、李忠臣、乔琳、高骈、朱玫、王行瑜、陈敬瑄、李巨川等中、晚唐举兵叛唐者13人。这些人大都是“功高威重”之臣，由于“不能防患，凶德根于心”，当个人利欲得不到满足时，“弗得其所辄发，果于犯上”。(《新唐书·仆固怀恩、陈少游传》“赞曰”)
最不能为当权者所容忍的，是自立为王、力图用武装推翻现行统治的“逆臣”。《新唐书》将他们置于全书最后，分为上、中、下三篇，记其“暴兴而亟灭”的行事。安禄山、史思明作为一种类型，“假天子恩幸，遂乱天下”。突出 “彼能以臣反君，而其子亦能贼杀其父”，强调 “二贼暴兴而亟灭”，“天之报施，其明验乎!”李希烈、朱泚虽另为一篇，大致情况与安禄山、史思明相似。黄巢、秦宗权、董昌，被划为一种类型，表面看来似乎不伦不类，但 《新唐书》的修撰者却认为 “(黄)巢死，秦宗权始张，株乱遍天下，朱温卒攘神器有之，大抵皆巢党也”，这是 “天托诸人告亡于下”的表现。其实，多数人 (包括今天的绝大多数学者)都是肯定黄巢起义后唐政权名存实亡这一事实的，即认为黄巢起义从根本上动摇了唐皇朝的统治。以封建统治者的立场而言，黄巢当然是亡唐的“祸根罪首”了。朱温若不是称帝建立了后梁政权，也一定会与黄巢“陪绑”列入“逆臣”的。
2. “扬善以垂劝戒”
“暴恶”、“扬善”是相辅而行的，自古如此。《新唐书》为达到 “扬善以垂劝戒”的目的，同样采用了 “动人耳目”的手法。这就是，将 《忠义列传》提到类传之首 (除开诸臣列传之前的后妃、宗室列传)，创立《卓行列传》，并继以 《孝友列传》。忠义、卓行、孝友3个类传接续排列，在类列最前，要宣扬什么、突出什么，不用任何解释，人们也会清楚的。
《旧唐书》也立 《忠义列传》，仅仅记述其 “杀身成仁，临难不苟”的事迹，相反，在其它一些人的传记中，却强调“遇明主，一心可事百君，宁限于两国尔!”(《旧唐书》卷59 “史臣曰”)《新唐书》在 《忠义列传》的序文中，简直就像是在批驳 《旧唐书》： “虽一世成败，亦未必济也，要为重所与，终始一操”;伯夷、叔齐 “排周存商”，虽 “商不害亡，而周以兴，两人至饿死不肯屈”，以致周武王都 “蒙渐德，而夷、齐为得仁”。《新唐书》强调 “忠义”的内函，必须是 “终始一操”，即必须一心一意、专心专意地效忠北宋政权。对于在安史之乱中力拒安禄山而全家遇害的广平太守毕炕，《旧唐书》未为其立传，也不附其父毕构传。《新唐书》亦似故意针对《旧唐书》，特地在其父毕构传后附毕炕一笔。其实，毕炕之事，史料缺乏，《旧唐书》不立传或不附其父传，都不能过多指责。新书补毕炕之事，也仅仅 “构子炕，天宝末为广平太守，拒安禄山，城陷，覆其家，赠户部尚书” 25字。接着，便是毕炕之子毕炯之事，所记也是 “垧笃行”，“以谨廉闻”。(《新唐书》卷128)整个 《忠义列传》虽为1卷，却分上、中、下3篇，共记58人事迹。
《卓行列传》 1卷，仅记7人事迹。欧、宋等人要宣扬 “节谊为天下之大闲，士不可不勉”，认为卷中所记之人，“不污贼，据忠自完，而乱臣为沮计”。用意也是很明白的。
新 《孝友列传》与旧 《孝友列传》也有很大的不同之点： 旧传仅仅认为 “善父母”、“善兄弟”的孝友“可以移于君，施于有政，承上而顺下，令终而善始”，着眼于为君者的自身修养上。新传则强调 “父父也，子子也，兄兄也，弟弟也，推而之国，国而之天下，建一善而百行从，其失则以法绳之”，着眼于“以其教孝而求忠”。鉴于立《孝友列传》的着眼点不同，凡是欧、宋本着 “教孝而求忠”的原则，对旧传中的人物，作了较大的调整。
集中忠义、卓行、孝友3卷5篇传记，通过各色人物，所要宣扬的，用一句话归宗，便是：
“忠义者，真天下之大闲欤!” ( 《新唐书·忠义列传》序)
“闲”者，道德、法度之谓也。这句话是说，忠义是作人的最高道德准则。讲 “卓行”实际是讲 “节谊”，围绕的是 “据忠自完”;讲 “孝友”，强调的是 “教孝而求忠”，突出的都是一个 “忠”。正是这样的关系，才使得 “王者常推而褒之”，用以 “砥砺生民而窒不轨也”。翻译过来就是说，执政的君王把 “忠义”(包括 “节气”、“孝友”) 的旗子举得高高的，时时奖励那些有 “气节”的 “忠义”之士，为的是要磨练百姓的道德，使得 “犯上作乱”的 “不轨”行为因此而熄灭。一副封建专制统治的卫道士的面目，通过这几篇类传所要宣扬的东西——忠、孝、节、义，暴露得已经够充分了。在这一点上，《旧唐书》确实不能与之相比!
3. 尊奉 《春秋》，推崇韩愈
欧阳修、宋祁等 “刊修”《新唐书》，并没有仅仅停留在 “暴其”“明君贤臣、俊功伟烈”之 “善”与 “昏虐贼乱、祸根罪首”之 “恶”，“以动人耳目”上，而是更进一步从历史上、特别是从唐代寻找卫道的理论，以真正达到 “垂劝戒、示久远”的目的。《新唐书》在这一方面的内容，不论后世的评价如何分歧，却都是承认这一事实本身的，即尊奉《春秋》、推崇韩愈。
中唐新起的学风影响至宋，由 《春秋》学发展为唐史热。新起 《春秋》学打破以往 “三传”的束缚，直探 《春秋》经文，发挥己见，指陈旧说，欧阳修在这一学术潮流中，也做出较为明显的成就。理学 (道学)大师朱熹称赞说： “旧来儒者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 (按： 欧阳修的字)、原父 (按：刘敞的字)、孙明复 (按：孙复)诸公，始自出议论。”(《朱子语类》卷80)欧阳修认为 《春秋》三传 “不能无失”，采取了 “经之所书，予所信也; 经所不书，予不知也” (《春秋论上》) 的态度，即 《春秋》中记载的，便相信;《春秋》中没有写的，尽管《左传》等书中有记载，也不信。对于这一态度，理应作一分为二的分析。它有 “不惑传注、勇于疑古的一面，又有不愿承认 《左传》等史籍中所记春秋时期诸侯称霸、以下挟上的事实。肯定其前者是对的，忽略或回避后者未免是偏见了。欧阳修反复论证孔子作 《春秋》是 “患旧是非错乱而善恶不明”(《春秋论下》)，是 “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责实，别是非，明善恶” ( 《春秋论中》)，显然是要以“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一点来指导他 “刊修”《新唐书》。前面讲编纂特点时，已经指出，其 “本纪法严而词约，多取 《春秋》遗意”，是《新唐书》尊奉 《春秋》的表现。列传的情况又如何呢?
不少学者都引《新唐书·啖助传》“赞曰”，认为宋祁 “遵守古训”，而欧阳修等继啖助之后“不惑传注”、“不敢妄作聪明”，表明欧、宋二人“异趣”。(参见钱大昕 《十驾斋养新录》卷18 《宋儒经学》) 在 “为惑传注”、勇于疑古与 “遵守古训，不敢妄作聪明”的具体治学思想、方法上，可以说欧、宋存在 “异趣”的问题。但是，在尊奉 《春秋》以 “使王政明而礼义充”方面，欧、宋并没有什么 “异趣”之处。列传中，有一个不为人们注意，但又很能说明问题实例，证明宋祁与欧阳修同样尊奉《春秋》。对照两部 《唐书》，单独立正传为一卷的，《旧唐书》只有李密、魏征、郭子仪(有附传)、李晟 (有附传)、陆贽、裴度、李德裕7人。《新唐书》中，这7人仍然是1人1卷 (只是增加一些附传)，另增2人，即李光弼 (有附传)、刘， 各为1卷。李光弼因“与郭子仪齐名”， 世称“李郭”， “战功推为中兴第一”，独立为1卷似所应当。而刘主要是文宗大和二年的一篇贤良对策，《旧唐书》将其列入“文苑”。《新唐书》则以其独立为1卷，且无附传， 这是什么缘故? 只能用尊奉《春秋》来解释了。 《旧传》称刘“尤精《左氏春秋》”，《新传》删为“明《春秋》”，不提《左传》了。最主要的是，传中所载刘的贤良对策，占去整个传记的百分之八十的篇幅，约5600字，共用了11个“臣谨按《春秋》”，事事、处处以《春秋》为依据。查遍两《唐书》， 只有刘这一篇贤良对策如此忠实地尊奉《春秋》。这样的“典型”，怎么能够放到不起眼的 《文苑列传》中呢!必须单独立传，而且要1人1卷，方可见其 “典型性”，也才能显示 “刊修官”们提倡什么!
刘这样的 “典型” 固然要树立， 让人们时时、 处处都坚持以 《春秋》为指导自己言行的理论依据， 不犯上、 不作乱。 然而， 刘其人的影响实在太小，又不能发挥 《春秋》的精神，只能 “疏直” (教条) 地尊奉《春秋》。这对于北宋统治者来说，是不够的。他们需要在坚持“《春秋》遗意”的基础上，有更能维护其统治的新理论，即需要发展 《春秋》之 “遗意”。恰恰在唐代，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重要人物一韩愈。韩愈提出了一个神秘的 “道统说”，杜撰出所谓从尧、舜、禹、文、武、周公至孔、孟的道统传授谱系，并将他本人打扮成承接于孔、孟心传的 “道统”继承人。通过韩愈的这个道统传授的谱系，可以看出他正在试图创立一种先王式的儒家新宗教。韩愈所反复申说的“道”，正是“封建专制主义国家、法权、教化、道德的绝对原则，完全是为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权而服务的”，完全是“从封建主义的卫道者的立场出发”。(侯外庐主编 《中国思想史纲》上册)韩愈的 “道统说”，到了北宋中期便渐渐发展为“道学”。欧阳修、宋祁等，正是处于这一转变的关键时刻。前面所引朱熹称赞“不惑传注”的孙复，也是欧阳修所赞称的，朱熹还有话呢。他认为 “本朝孙 (复)、石 (介)辈忽然出来，发明一个平政底道理， 自好。前代亦无此等人。如韩退之已自五分来，只是说文章。若非后来关洛诸公出来，孙(复)、石(介)便是第一等人。” (《朱子语类》卷129) 孙复、石介，略早于欧阳修，被朱熹认为是从韩愈至周敦颐、张载、“二程”这一“道学”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人物。在“道学”发展的氛围中，出于“卫道”的需要，推崇韩愈这个“之文、之道，万世所共尊”的人物，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一部唐史，如果不推崇这样的人物，还推崇谁呢! 欧阳修在明确表示膺服韩愈，称赞“韩氏之文之道，万世所共尊”(《记旧本韩文后》)的同时，对于“以文章知名一时，而后世称为韩柳”的状况表示出歧义，认为这是“流俗之相传”。在他看来，韩、柳 “为道不同”，柳 “真韩门之罪人也”。( 《唐柳宗元般舟和尚碑》、《唐南岳弥陀和尚碑》)这里的所谓 “道不同”的 “道”，尽管有各种解释，恐怕是不能回避掉韩愈 “道统说”的 “道”吧! 或者说，柳的卫道色彩不像韩那样鲜明、浓厚。欧阳修推崇韩愈、贬抑柳氏，宋祁同样尊韩抑柳。《旧唐书·韩愈传》“史臣曰”评价韩愈，说其“于陵迟之末，遑遑仁义，有志于持世范，欲以人文成化，而道未果也”。以唐代的历史实际而言，这是一段大实话。到 《新唐书·韩愈传》 “赞曰”，宋祁等绝不希望“其道未果”，便大加渲染说：
“其道盖自比孟轲，以荀况、扬雄为未淳，宁不信然?至进谏陈谋，排难恤孤，矫拂媮末，皇皇于仁义，可谓笃道君子矣。
“昔孟轲拒杨、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余岁。拨衰反正，功与齐而力倍之，所以过况、雄为不少矣。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称赞其为“笃道君子”，肯定其“拨衰反正”之功与孟子“齐而力倍之”，而且还要“仰之如泰山、北斗”，真是推崇得无以复加了，甚至让人感到有点肉麻。由于这一原因，加之以喜好古文，整部 《新唐书》列传共计载录韩愈文章16篇，甚至不顾是否符合 “史体”，于 《藩镇吴元济传》中全文载录了韩愈的 《平淮西碑》。全文载录一人的文章，这在《新唐书》列传中又可谓之最了。
一个孔子，一个韩愈，一个是奠定封建专制统治理论基础的老祖宗，一个是扞卫并发展这一统治理论的道学先驱。这两个人，在 《新唐书》中被推到如此高仰的地位，这部书的编纂思想就应当是不言而喻的了。
4. 力排佛、老，以明王道
苏轼曾经评价欧阳修说，“论大道似韩愈”。韩愈杜撰“道统”，正是为了反对“佛统”而“弘扬”孔孟之道。欧阳修同样主张以礼义道德去佛，特撰《本论》一篇。他认为 “佛为中国患千余岁”，“扑之未灭而愈炽，遂至无可奈何”，这并不是 “不可去”之，而是 “未知其方”。欧阳修开的是什么 “药方”呢? 既不是 “操戈而逐之”，也不是 “有说的排之”，更不是“火其书而庐其居”，而是 “修其本以胜之”。“本”是什么?本，就是 “礼义”。他说： “礼义者，胜佛之本也。”这一思想，充分地贯彻到 《新唐书》之中。《太宗皇帝本纪》的 “赞曰”一面肯定唐太宗的功绩，一面又批评其“牵于多爱，变立浮图”，是“中材庸主之所常为”，并解释这种“常责备于贤者，是以后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 的做法，完全符合 “ 《春秋》 之法”。在这里，同样可以看出欧阳修是怎样尊奉《春秋》以批评唐太宗信佛的了。后来，他又在 《等慈寺碑》的跋尾中特地说明 “予于 《本纪》讥其牵于多爱者”的详细情况。在穆、敬、文、武、宣五宗合纪的 “赞曰”中，他也是一面赞许唐武宗“奋然除去浮图之法甚锐”，一面又批评其“恭受道家之箓，服药以求长年”，是 “非明智之不惑者”，只不过 “好恶不同”罢了。在另一篇批评唐武宗的文字中，概括出他对佛、老的基本认识：
“余尝谓佛言无生，老言不死，二者同出于贪，信矣。会昌 (按：唐武宗年号)之政，临事明果，有足过人者; 至其心有所贪，则其所为与庸夫何异?” ( 《集古录·唐会昌投龙文跋尾》)
唐太宗信佛，被认为是“中材庸主”; 唐武宗毁佛信道，也被指责为“庸夫”。一个讲 “无生”，一个言 “不死”，二者 “同出于贪”。欧阳修对于佛、老的批判，不能说不是过于偏激了。
至于宋祁，对于佛、老的态度，丝毫不逊于欧阳修。他有一篇 《庭戒诸儿》，认为 “教之持世者”，儒、道、佛 “三家而已”。其中，儒者 “入以侍亲，出以事君”;道者所尚，“清静柔弱”，“清静可以治人，柔弱可以治身”，“若等服而行之，不害为儒也”; 佛者 “自远方流入中国”，其言 “荒茫夸大”，“合群迷为真，指生死为妄，以太虚为体”。以此，他告诫诸子，在他死后，“毋作道佛斋醮”。在施政方面，他主张裁汰僧道、寺观和道场斋醮。在《新唐书·李蔚传》的 “赞曰”中，宋祁用了450字的篇幅来抨击“佛者”，对于佛教的流传、唐代宗以后诸帝的佞佛，都作出剖析和揭露，成为书中的一篇声讨佛教的檄文。如此深厚的排佛意识，给 《新唐书》带来一大缺陷，即回避佛教在唐代盛行的史实，不反映唐代思想文化领域的这一重要变化，甚至不为僧人立传。就连《旧唐书·方伎列传》已经有传的玄奘、神秀、慧能、一行，也被删个干净。
一面推崇提倡“道统”的韩愈，一面极力排斥外来的佛教，在这鲜明的对照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新唐书》的一个主导思想就是，为了维护其封建专制统治，必须极力抵制外来文化，弘扬中国固有的 “君臣之道”、“礼义之本”。为了这一基本原则，甚至可以不顾历史事实，把一个有魄力敢于吸收当时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的唐代社会篡改成无视外来文化的封闭社会，把对东西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贡献的玄奘等高僧从史书中抹掉! 有些研究，往往把欧、宋排佛同反对迷信联系在一起而加以肯定，却忽略其排佛是为了 “明道”这一根本思想，恐怕也是出于对欧、宋的偏见吧! 其实，欧阳修本人后来也改变了排佛的立场，承认这一外来文化在中华礼义之邦涤入人心的事实了。当他与庐山东林寺祖印禅师一席话后，便 “肃然心服”。“致仕居颖上，日与沙门游，因号六一居士，名其文曰 《居士集》”。(《佛祖统记》卷45)
阅读 《新唐书》，了解其编纂思想后，才能在卷帙浩繁的纪、志、表、传中理出头绪，比较准确、完整地把握这部史书; 也才能比较与 《旧唐书》 的优劣，全面认识唐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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