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是我国封建社会“正史”中第一部记述少数民族政权史事的着作，仅此也可看出其独特的史学地位。但是，在整个二十五史中，《魏书》又是遭受批评责难最多的一部史着。其刚编辑成书，就“众口喧然，号为‘秽史’”(《北史·魏收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下同。)，而且这种影响一直沿续到今天。那么，《魏书》到底是怎样一部史书?究竟应对其作出怎样的评价?下面我们将有关《魏书》的各方面情况作一简明的介绍，相信读者自会得出较为公允的结论。

《魏书》的作者是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家魏收。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巨鹿下曲阳 (今河北省晋县西)人。生于北魏宣武帝正始四年 (507)，卒于北齐后主武平三年 (572)，享年66岁。

魏收出身于世代官宦之家。其家自称是西汉初年高良侯魏无知的后裔。魏收的祖父魏悦在北魏曾任济阴太守，父亲魏子建则在魏孝明帝正光三年 (522) 出任东益州刺史。

魏收自幼机警，不拘小节。15岁时，已经能写些文章了。16岁时，跟随父亲赴任，来到了东益州(州治所在今陕西省略阳县)。由于边远地区重视武功，而魏收又喜好骑马射箭，便想通过习武这条路去显身扬名。这时荥阳人郑伯用嘲笑的口吻问魏收：“魏郎弄戟多少?”讥讽他武艺无大长进，他亦自感惭愧，于是便“折节读书”(《北史·魏收传》)。魏收读书十分刻苦，即使在盛夏季节，他也把板床安放在树荫下整日读书。随着年月的增加，板床也被他坐得磨损了许多。大量的阅读使魏收学问日增，也为以后的史书编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魏收21岁时，父亲被召回京城洛阳在朝廷做官，他也随父亲到了洛阳，并因父亲的功劳而成为太学博士。魏收的才华受到吏部尚书李神俊的重视，因而被推荐为司徒杨椿的记室参军。孝庄帝永安三年(530)，魏收被授予北主客郎中的职位，负责各藩国朝聘的事务。这一年，魏节闵帝要挑选近侍，诏试魏收撰写《封禅书》。魏收不打草稿，下笔成章，洋洋洒洒，将近千言却很少改动。黄门郎贾思同看到这种情景大为赞叹，向皇帝报告说：即使是三国曹植七步成诗之才，也没有魏收这样才思敏捷呵!因此，魏收被封为散骑侍郎，不久又掌管起居注，兼修国史，还兼中书侍郎。这样，魏收便和撰史发生了联系。

当时，魏收因文笔出色，已经颇有名气，与北魏文学家济阴温子升、河间邢子才，并称为北方“三才”。魏收才华横溢，很有抱负。但是，在北魏末年，社会混乱，政治腐败，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错综复杂。魏收浮沉于宦海，经历了多次挫折。北魏分裂后，高欢把持东魏朝政，魏收被召赴晋阳(今山西太原)，任中外府主簿，后转高欢丞相府属。此时尽管有位司马子如向高欢推荐魏收，说他是“一国大才”，然而由于魏收曾为北魏孝武帝所信任，又得罪过高欢的亲信，因此不受重用。甚至还“受旨乖忤，频被嫌责，加以棰楚”。(《北史·魏收传》)魏收感到单凭文才“颖脱见知”，已难通达，便转而请求修史。经过崔暹的推荐，高欢的长子高澄“乃启收兼散骑常侍，修国史”。(同前)

武定八年(550)四月，高欢次子高洋以齐代魏，建元天保。由于魏收直接参于了这次事变，凡“禅代诏册诸文”，都出自魏收之手，因此在事变的当年，他就被高洋授予中书令兼着作郎的职务。北齐天保二年(551)，文宣帝高洋诏命魏收撰写魏史，这次才把编撰魏史的工作真正提到了日程之上。 高洋曾经命令群臣各言己志。魏收说：“臣愿得直笔东观， 早出 《魏书》”。( 《北史·魏收传》) 后来高洋满足了魏收的要求，于天宝四年(553)诏命魏收专在史阁撰史，不再参与行政事务。高洋还鼓励魏收大胆直书，说： “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 (同前) 天宝五年(554)三月，魏收奏上了《魏书》的纪传部分，十一月又奏上10志，完成了全书的编撰。

当时修《魏书》，负责监修工作的是平原王高隆之，但其只不过挂名而已。参加撰修的还有通直常侍房延佑，司空司马辛元植，国子博士刁柔、裴昂之，尚书郎高孝干以及綦母怀文等人。但是，房延佑、辛元植等“并非史才”，刁柔、裴昂之“不堪编辑”，高孝干“以左道求进”，修史并不得力;而 “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论，前后二表一启，皆独出于收”(《北史·魏收传》);加之以后的几次修改也由魏收负责，因此历来史家不把 《魏书》作为官修书，而是当成魏收的个人着作。

《魏书》编成后，魏收更加受到重用。天保八年(557)，魏收官至太子少傅，监国史，并参与制订律令。到北齐后主时，“掌诏诰，除尚书右仆射，总议监五礼事，位特进”，宦途达到了顶点。武平三年(572)，这位经过北魏、东魏、北齐3个皇朝，历事从魏孝明帝到北齐后主9个君主的史学家，还没有离职退休就死去了。

除了 《魏书》，魏收还有文集70卷，可惜早已失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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