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五史中，《魏书》还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就是完成全书后又被迫作过多次修改，后来还有多人重撰魏史。
1. 《魏书》 的三次修改
魏收经过4年努力，撰成 《魏书》后，没想到立即在统治集团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有人说，《魏书》 “遗其家世职位”; 有人说，“其家不见记录”于 《魏书》; 还有人指责 《魏书》记事“妄有非毁”，以至于 “前后投诉，百有余人”。(《北史·魏收传》)于是文宣帝高洋“命收于尚书省与诸家子孙诉讼者百余人评论。收始亦辩答，后不能抗。”(《魏书·旧本魏书目录叙》)但是，由于魏收得到高洋的支持，以及 “势倾朝野”的左仆射杨情、右仆射高德正二人的袒护，那些攻击《魏书》的人都受到了处罚。“范阳卢斐、顿丘李庶、太原王松年，并坐谤史，受鞭配甲坊，有致死者”。(同前)这场风波虽然暂时压下去了，但仍然 “众口沸腾，号为 ‘秽史’”，因而书也未能行之于世。
孝昭帝皇建元年 (560)，孝昭帝高演 “以 《魏史》未行，诏收更加研审，收奉诏，颇有改正。”(《北史·魏收传》)这是第1次修改《魏书》。修改之后，《魏书》总算得到正式认可，成为定本。魏收认为，其书“直置秘阁，外人无由得见，于是命送一本付并省 (即并州，治所在今山西太原)，一本付邺下(北齐都城，在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任人写之。”(同前)这才算首次颁行于世。
武成帝泰宁元年 (561)，武成帝高湛又以“群臣多言《魏史》不实”，“复敕更审。收又回换，遂为卢同立传，崔绰反更附出。” (《北史·魏收传》)这是第2次修改。这次修改还有些其他小的改动，如“杨愔家传本云‘有魏以来，一门而已’，至是改此八字。又先云 ‘弘农华阴人’，乃改 ‘自云弘农’ 以配王慧龙 ‘自云太原人’。” (同前)
后主武平四年 (573)，这时魏收已经死去，后主高纬又命史馆李纬更撰 《魏书》。李纬是就魏收的原着加以补充，这是第3次修改 《魏书》。
2. 《魏书》 风波的原因
魏收在北齐很得高氏父子宠爱，“自武定二年 (544) 以后，国家大事诏命，军国文词，皆收所作”。(《北史·魏收传》)可是在完成《魏书》后，竟会由北齐皇帝一再下诏命令修改，可见当时围绕 《魏书》的斗争是十分剧烈的。如果不是高氏父子支持魏收，《魏书》肯定早已被毁灭。虽然如此，魏收到后来也受到了挫折。甚至在北齐亡国之时，魏收的坟墓也被人掘发，弃其尸骨于外。由此可知，当时反对魏收的人士对他恨之入骨，想彻底推翻其《魏书》，决不以修改本为满足。
从现存资料看，《魏书》一改再改，均与编纂体例、篇目结构、史学思想等史书最根本的内容无关，而都是围绕着是否为某人立传及怎样记述进行的。那些指责《魏书》不实，要求更改的人也都是为了满足私人的要求。试以攻击《魏书》最为激烈的卢斐、李庶、王松年三人的讼词为例，即可说明这一点。卢斐上诉说： “臣父仕魏，位至仪同，功业显着，名闻天下，与收无亲，遂不立传。博陵崔绰，位至本郡功曹，更无事迹，是收外亲，乃为佳传。”(《北史·魏收传》)但考查史实，卢斐之父卢同党附元叉，多所诛戮，并非“功业显着，名闻天下”。而崔绰虽然官小职卑，却是“贤俊之曹，冠冕州郡”，不是“更无事迹”可言。卢裴以官职高低作为当否立传的标准，这是不足取的。李庶指责《魏书》失实在于以 “李平为陈留人，云其家贫贱”。(《北齐书·李构传》) 可是查《魏书·李平传》，却记李平“顿丘人也，彭城王嶷之长子”，既未说他是陈留人，也没有 “云其家贫贱”。可见李庶讼诉《魏书》失实，有无中生有之嫌。另据《北齐书·李构传》所载，王松年责难《魏书》是由于“魏收书王慧龙自云太原人，又言王琼不善事。”其实《魏书》中用“自云”之例很多，原因在于北魏末年谱牒散逸，查无实据，只好写其“自云”，这正表明作者态度郑重，以此作为“秽史”的证据未免荒唐可笑。此外，清代考据大家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北史·尔朱荣传”条及“北史·魏收传”条中，指出讼诉《魏书》因徇其私情，为尔朱荣等作佳传的说法，也都是没有根据的 “已甚之词”。
如上所述，北齐当时把《魏书》斥为“秽史”的理由，今天看来均难成立。那么，为什么会“众口喧然”，群起而攻之呢?这既与当时的政治背景相联系，也与魏收本人的为人处事及性格品质有关。
北魏后期，随着世家士族的发展，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错综复杂，日益激化。北魏终于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之后，掌握实权的高氏和宇文氏，分别取代东魏和西魏，建立了北齐和北周。魏收属于东魏、北齐系统，所以《魏书》强烈地反映了以这个系统为中心的色彩，凡不属于这个系统或关系不够密切的人，自然会认为这部书“抑扬失当，毁誉任情”，从而加以批评指责。这也是统治集团派系之间斗争的一种反映。此为《魏书》风波的原因之一。
《魏书》一再被迫修改，还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门阀贵族居于统治地位的时代，北魏拓跋氏政权及后来的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也都不例外。当时，不仅魏收撰《魏书》时罗列谱系、重视门阀，而且那些《魏书》所记历史人物的后裔也同样十分重视门阀。因为其时死人的历史地位直接关系到活人的现实利益，这比封建社会的任何其他时期都更为突出。由于社会风气如此，所以门阀贵族们对其先人的家世、官品、郡望都十分敏感，格外关心。《魏书》一出，那些认为书中所记先人传记不合自己心意的贵族，自然要大作文章，以求为先人遮掩丑恶，增添光彩。如果达不到目的，就一再推波助澜，围攻魏收，否定《魏书》。《魏书》风波正是门阀时代史学特点的一个极好例证。
此外，魏收本人性情轻薄，恃才傲物，有借修史来酬恩报怨的行为，这也是《魏书》被斥为“秽史”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近人李正奋所说：“魏收之书，世称秽史，致谤之由，端在轻薄; 尊己卑人，矜克性成; 史才有余，史德不足，此固不能为收讳也。”(《魏书源流考》，载1929年12月出版《国学季刊》第2卷第2期)据《北史·魏收传》记载，魏收主持撰写《魏书》时，凡参与修史诸人的 “祖宗姻戚，多被书录，饰以美言”。而对于那些“夙有怨者，多没其善”。甚至还很狂妄地说： “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由于魏收持这样的治史态度，因而书中不乏曲笔，取舍褒贬不当之处也在不少。
《魏书》的曲笔，首先表现在袒护北魏和北齐统治者。如北魏政权本始于道武帝拓跋珪，《魏书·序纪》却上推27代，而内容亦十分空洞。对于东晋、刘宋、南齐、萧梁各朝与五胡十六国的统治者均立传，单单对西魏之事，摒而不书。又如北魏各帝多数是被杀死的，而《魏书》 只记某帝“崩”，与善终者竟无差别。后废帝元朗是被高欢杀死的，《魏书》则写为“后以罪殂于门下外省”，以示高欢杀他是正当的行动。再如，崔浩是北魏前期一个有名的大臣，清河崔氏是北方的世家士族，这些士族投靠了北魏统治者，拓跋氏也通过他们统治北方的人民，在互相利用中同时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太武帝拓跋焘借口崔浩刻石公布国史，过多地暴露了魏统治者内部的真相，不仅杀了崔浩的五族，并波及崔氏的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等大族和参加修史的工作人员，共达数百人。而《魏书·崔浩传》在传文中只说崔浩立石铭刻《国记》“尽述国事，备而不典”是遭祸之由。虽然在“史臣曰”的论赞中，暗示出 “鸟尽弓藏”之意，但叙述极为含糊，使人难以理解。当然，《崔浩传》还点出了崔浩家族遭诛的另一原因是非毁佛教。其传载：“浩非毁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释典，时时读诵。浩怒，取而焚之，捐灰于厕中。及浩幽执，置之槛内，送于城南，使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以为报应之验也。”崔浩被诛，与其主张灭佛确有关系，这在《释老志》的记叙中也有反映。但是，以佛家因果报应的观点来掩盖崔浩被诛的更深层原因，也还是属于曲笔的范围。
魏收曲笔的另一表现，是利用修史的机会徇情营私。魏收参与国史的修撰，得到了阳休之的帮助，他便对阳休之说：“无以谢德，当为卿作佳传。”阳休之的父亲阳固为北平 (郡名，治所在今河北卢龙)太守，是一个有名的贪虐官僚，后被中尉李平所弹劾免职，而魏收却记载：“固为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 (《北史·魏收传》。今《魏书·阳固传》作： “试守北平，甚有惠政，久之，以公事免”。) 甚至还说： “李平深相敬重。”这正是“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的一个明显例证。再如，郦道元是北魏着名的地理学家和文学家，其《水经注》是我国古代一部全面系统的水文地理名着，可是魏收却将他列入《酷吏列传》之中，这里大概包含着文人相轻的缘故。至于把东晋称为“岛夷”，并从传闻中摘取一些可用以攻击东晋君臣的材料，不加考辨就写入 《魏书》，也难免歪曲了事实。
史家修史，本当据事直书，歪曲历史、捏造事实，是任何时候都应反对的。与我国古代那些具有进步史学思想，不避权贵，敢于直笔的史学家相比，魏收是逊色的。但在封建社会里，史家修史大多都是站在当朝最高统治集团的立场上来叙述旧事，对于当朝统治者必然有所回护和忌讳，真正的信史是十分罕见的。尤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王朝更替频繁，曲笔回护几乎成了当时史家修史的通病。魏收既然没有南史、董狐词正理直的品德，势必与当时的曲笔史风同流合污。因而，单单把 《魏书》斥责为 “秽史” 也是不够公平的。
除了上述原因，还应提及一点，就是 《魏书》受到攻击，还有因人废书的因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45 《史部·正史类》 中 《魏书》条指出： “ (魏) 收恃才轻薄，有惊蛱蝶之称，其德望本不足以服众。”这是说魏收本人自恃才高，在行为上很不检点。东魏孝静帝兴和元年 (539)，魏收以兼通直散骑常侍的身份，作为使臣王昕的副职出使梁朝。王昕风流潇洒，有辩才，魏收富于辞藻，谈吐高雅，受到梁朝君臣的敬重。可是魏收在出使梁朝期间，却“买吴婢入馆”，不仅自己在当地购买婢女，而且允许随行的官员也这样做，甚至 “其部下有买婢者，收亦唤取，遍行奸秽”。(《北史·魏收传》)结果致使梁朝管使馆的官吏也因此而“获罪”。所以梁朝人称赞魏收的才华，却鄙视他的行为。魏收使梁归来后，由于拒绝了尚书右仆射高隆之索取南方特产的要求，得罪了权贵，便被借机免了职。魏收使梁的不良行为，虽然与后来修史无直接关系，但弄坏了名声，也为攻击 《魏书》 的门阀贵族后代增加了口实。今天看来，《魏书》 中可视之为“秽”的内容实在微乎其微，或许 “秽史”的概念就是从魏收的 “秽行”引申而来。
3. 《魏书》 的重撰
《魏书》完成即遭到许多人的反对，由于有高氏父子的支持，只是修改，并未推翻。而北齐灭亡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最高统治者不再保护 《魏书》，它也就失去了原有的地位。于是，后世出现了多部重新撰写的魏史着作。
隋文帝开皇年间(581—600)，诏命着作郎魏澹和颜之推、辛德源等人重新编修 《魏书》，以矫正魏收之失。这次所修 《魏书》没有作志，合纪传论例总共92篇100卷。魏澹对魏收之书的义例有所改动，但最主要的是改以西魏为正统，把东魏孝静帝贬为列传，而将西魏文帝、恭帝列入帝纪。这种贬东魏崇西魏的变动，是为隋朝政治服务的。因为隋朝承接北周，北周上连西魏，不承认西魏的正统地位，就等于不承认隋为正统王朝。魏澹的书中虽然打破了以东魏为正统的原则，但也未能满足世家士族的要求。魏澹的改编有可取之处，如据事直书了道武帝、太武帝、献文帝身死的真相，而这些内容在魏收的书中被隐讳了。不过，这次改编并不成功，仍不能替代魏收的书。
隋炀帝继位后，也认为魏澹的书 “犹未能善”(《史通·正史》)，又敕命左仆射杨素另撰《魏书》，并令学士潘徽、褚亮、欧阳洵等人协助其工作。可是，书还未编成杨素却先死去，写作便中止了。
据《魏书·旧本魏书目录序》记载：“唐高祖武德五年 (622)，诏侍中陈叔达等十七人分撰后魏、北齐、周、隋、梁、陈六代史，历年不成。太宗初，从秘书奏，罢修 《魏书》，止撰五代史。”这说明，到了唐朝初年仍然想修改 《魏书》，只是未能拿出像样的稿本，不得已而作罢。
唐高宗时，魏澹的孙子同州刺史魏克己，又续修10志15卷，以补魏澹 《魏书》 无志之缺。另外，据《旧唐书·经籍志》 和 《新唐书·艺文志》记载，还有张大素 《后魏书》 100卷，裴安时 《元魏书》 30卷，卢彦卿 《后魏记》 33卷，元行冲 《后魏国典》 30卷。但是，上述诸书除张大素书有天文志2卷被后人拿来补魏收书的《天象志》，魏澹书的《太宗纪》被用以补魏收书的缺佚而外，其余都已失传。
总之，魏收 《魏书》虽自北齐至唐一直为人所不满，并屡次改撰，但重修之本，毕竟不能胜过魏收原本。至今魏收之书长存，而其他重编本或早全佚，或仅留残简于魏收书之中，就从这一点也可看出，魏收《魏书》确有其不易被取代的长处。到唐代中期以后，旧的门阀世族已经衰落，反对《魏书》 的呼声也平息了，《魏书》才得以与其他史籍并列。唐宋时期的“十史” (指 《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十三史”(“十史”外再加 《史记》、《汉书》、《后汉书》)等说法，都已将魏收之书包括在内，《魏书》历尽周折终于确定了作为 “正史”之一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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