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历来受到学者的好评，清代学者赵翼在《陔余丛考》中说：“《隋书》最为简练，盖当时作史者，皆唐初名臣，且书成进御，故文笔严净如此”。当然，也有人批评《隋书》，说其“史法”法，又说“魏征作杨玄感、李密赞，并论隋文、炀帝之所以亡，略用贾谊《过秦论》语意，全不知史家体统”。(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37)对《隋书》毁誉不一，究竟应当如何评价它呢?好坏由人说去，但是 《隋书》的存在，最清楚不过地证明，它是一部千余年来为人们通过的正史，它有其存在、流传的价值和理由，得到了前人的基本认可和肯定。

《隋书》认真地研究和总结了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是贯穿了鉴戒后世史学思想的一部正史，这是 《隋书》的特点之一，也是它的优点之一。唐初修史目的，就是要深入探讨、认真总结隋朝盛衰兴亡的经验教训，供其借鉴。《隋书》的纪、志、传无不从各个方面探索、揭示隋朝兴盛、衰亡的轨迹，尤其令唐初统治者感兴趣的是隋亡的教训。所以，《隋书》对隋朝衰败始于高祖成于炀帝的种种情况，都尽可能详记不漏，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总结隋亡的内在原因，对唐初统治者的教益是及时而巨大的。详尽的记载和叙述，加上入骨三分的评论，使人们更便于理解，为什么强盛富庶的大隋帝国，竟会迅速土崩瓦解。唐朝以隋为戒，吸取了丰富的政治营养，使其得以在一个较长时期里发展壮大，避免了重蹈隋朝二世即亡的复辙。

鉴戒史学的思想由来已久，而在《隋书》中显得如此突出，是同唐王朝所处的时代有密切关系的。眼见隋帝国的覆亡，夺得天下的李唐王朝，在欢欣庆贺的同时，也难免受到极大的震惊。要使本朝久远，不走隋朝的老路，探讨治国的经验教训，就成为当务之急，以史为鉴，成为时代的要求，在这时修成五代史，尤其是《隋书》，便肩负这一政治使命，以鉴戒为目的，有鉴戒的功能，使它成为一部鉴戒的正史。

其次，体例严整、材料丰富是《隋书》的又一优点。《隋书》体例比较严整，其列传的安排和组织分类有新意、有创造。10志仿《汉书》体例，而又不拘泥于它，并采用 《后汉书》 《百官志》 的名目，增添了一门，使《隋书》志的体例尤显完备。《隋书》体例对后来的正史有不小影响。

《隋书》的史料十分丰富而又珍贵。其列传人物众多，本纪相当充实，纪、传中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史料。《隋书》修撰时引用的史书、资料，许多现在已见不到或者残缺了，它们保存在 《隋书》中。如李德林、牛弘、杜台卿、许善心、裴矩、王劭、王胄等人的传，有隋代官私修史的资料，并可知道当时史学发展的情况。《万宝常传》可以了解到隋代有中国古代史上罕见的音乐天才及其 《乐谱》 64卷，耿询、张胄玄、临孝恭、宇文恺、何稠、杨素等人的传，记述了隋代中国众多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和创造发明。至于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外交的史料就更多了，也相当重要和珍贵。已见前述。可见，《隋书》有多方面的丰富而珍贵的史料，有助于我们对隋代历史的研究。《隋书》在隋史研究中的地位，是任何别的书所无法取代的。其体例严整、材料丰富不止是其优点，也是它能流传下来的重要原因。

《隋书》的又一优点，是在目录学上有创始指导作用。中国书籍，随着时代的发展，日渐增多，保存和整理它们，成为国家重要工作之一。汉代，目录学应时代的要求和书籍的发展而产生了。刘向创解题式书目 《别录》，其子刘歆将国家藏书分类编目，为6类：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略，又将六略的总序、总目辑为集略，或辑略，全书称为 《七略》，是我国第一部官修图书分类目录。后 《别录》、《七略》亡佚，东汉班固据《七略》“删其要以备篇籍”而为 《汉书·艺文志》，基本保存了 《七略》对图书分类的格式和内容，它成为我国第一部史志目录。汉唐间尚有郑默《中经》、李充 《四部》、王俭 《七志》、阮孝绪 《七录》等图书分类目录书籍，均失传。晋代荀勖编 《中经新簿》，以甲、乙、丙、丁四部分类法来记录图书。

《隋书·经籍志》采用四部分类法着录图书，正式以经、史、子、集取代以前的甲乙丙丁，来命名四部，这是我国一部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史志书目。《汉书·艺文志》以学派分类。《隋书·经籍志》以典籍性质分类。《隋书·经籍志》在中国目录学史上有创始的指导作用。它四部分类，部下又有若干子目，共计40类。这种四部40类的分类法，以及详记以前典籍总数，叙述典籍思想性质的方法，对历代官修史书的艺文志(或经籍志)和私家书目有巨大的影响，成为目录学的范例。清代乾隆年间编 《四库全书》，也采用四部分类法，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书。

《隋书·经籍志》的四部，首先是经部，体现了儒家正统思想在封建社会的重要地位。居第二位的是史部，这是史学有了大的发展、史书增多的客观需要，也因为史学着作，特别是正史，内容丰富，记载了历代兴亡盛衰，对统治者有垂鉴资治之功能，而为统治者格外重视。史部又分为正史、古史、旧事、职官、仪注、刑法、霸史、杂传、地理、谱学、簿录、杂史、起居注等13小类，这也影响到后世对史籍的分类。子部、集部，分录古今诸子、兵书、数书、方技、阴阳、五行、佛道、文学、诗文评论等书。

应说明的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史部》一，正史类一，对《隋书·经籍志》评价极低，认为它乱，“惟 《经籍志》，编次无法，述经学源流，每多舛误”，说它 “在十志中为最下”。这个评价是不公正的。舛误难免，但创始指导意义是不能抹煞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次方法，即源于 《隋书·经籍志》，它这样评价《隋书·经籍志》，不仅违反了目录学的发展现实，而且也实在有点 “忘恩负义”。

《隋书》的另一优点，是其史论不同凡响，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史论，比起记载、叙述更加深刻、更有思想、更为难写，由于其使人看得透彻，也就发人深省。它在理论上是一种提高，在认识上得到深化。这正是 《隋书》史论的高明之处。

作为封建社会史家集体创作的正史，《隋书》也有它的不足和缺点。

首先，总体呼应不够。纪、传与志是不同时期、由不同人撰述的，相互间并未沟通，所以，呼应不洽，而且屡屡出错，以至有些评论家认为《隋书》体例不一。如，在《郑泽传》、《牛弘传》、《裴政传》都提到论乐事问题，说“所论乐事，语在《音律志》”。(《郑泽传》)“诏(牛)弘与姚察、许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定新乐，事在《音律志》。”(《牛弘传》)“尝与长孙绍运论乐，语在《音律志》”。(《裴政传》)《隋书》无《音律志》，只有《音乐志》与《律历志》。又如： 《阎毗传》： “毗立议，辇辂车舆，多所增损，语在《舆服志》。”而《隋书》并无《舆服志》，车舆之事，在《礼仪志》。再如《何稠传》，记大业初何稠“营造舆服羽仪”，“事见《威仪志》”。《隋书》亦无《威仪志》，其事在《礼仪志》中。从以上数例可以看出，由于纪传与志修撰人员和时间不同，相互间很难照应，这是体例上一大缺点。

即使在同时修的纪传，也因修撰人员不同，发生记载上的出入。如：贺若弼，在 《高祖纪》中，开皇元年三月以 “贺若弼为楚州总管”，而同一事在 《贺若弼传》则记为 “于是拜 (贺若)弼为吴州总管”。这说明，一部史书，经多人撰写，记载上难免有出入，作为主编者，应统览划一。这是由于 《隋书》纪传与 《五代史志》修撰时间不同，而且，本来修史时就是两书，人为合而为一，加之又无总览修定之人，即在《五代史志》修成时，或合而为一时，并没有对之进行统稿，使两书体例划一，这个缺点，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其次，有累赘无用之处。如，《高祖纪》中，列了封隋国、赐九锡、禅让诏等文，均是歌功颂德的例文，并无实际价值。书中还记一些兆瑞，如，《高祖纪》中有 “高平获赤雀，太原获苍乌，长安获白雀，各一”。还有什么 “槐树连理，众枝内附”，“连理树”、“毛龟”，在《王劭传》《袁充传》记录他们的诡辞妄说，以成一篇，在 《高祖纪》中还说他 “头上角出，遍体鳞起”，已近怪诞。这些也都是无用之文。这是当时社会风气对史学的影响，虽非 《隋书》 主要问题，亦不可忽视。

第三，有简漏之处。鉴戒史学对政治的作用巨大，但在这同时，往往会造成某些与鉴戒关系不大的史事被疏忽、或简漏。《隋书》在这方面亦难免其失，加之文字简练，以至史事遗漏。杜宝后来着 《大业杂记》 10卷，记隋炀帝一代之事，在序言中，他说：“贞观修史未尽实录，故为此书，以弥缝阙漏。”(《直斋书录题解》卷5)刘仁轨也撰《行在河洛记》10卷，目的也在于弥补《隋书》所记隋末事迹的遗缺。《隋书》简漏不少，唐人当时就有看法，以至 《隋书》出后，仍有修隋代史者。此外，《隋书》对一些重要的政治经济史事，记得太简约，如输籍法，这关及隋代迅速富强的重大经济事件和制度，杜佑认为“隋代之盛，实由于斯”。(《通典》卷7)《隋书·食货志》寥寥数语便作交代，以致后人研究此法，颇费周折。类此遗漏，简约尚有，可说是《隋书》之缺陷。

第四，曲笔回护。《隋书》基本能直书，但仍有曲笔回护之处。且于一些史事有重复矛盾之处。前面讲贺若弼为吴州总管即为一例。《隋书》对统治者的一些罪恶，不予公开揭露，有的实在回避不了，便采取本传不载，于别处简单带一笔的办法为之庇护。所以，《隋书》同其他正史一样，是有曲笔、回护的。其直笔是有折扣的。相反，对劳动人民，特别是起来反抗的人民，则诬蔑歪曲之辞叠加。对于封建史臣的史书，这大约是无法克服的通病。

可以说，《隋书》是优点突出，也有缺点的一部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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