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 85卷，其中本纪5卷，记隋文帝杨坚、隋炀帝杨广、隋恭帝杨侑;列传50卷，人物364个;10志30卷。全书108万余字。
纪传体《隋书》比较全面地记述了隋王朝从建立、统一、发展到衰败、灭亡的过程，对隋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外交、科技各个方面，都有或深或浅、或多或少的介绍，它的内容是丰富充实的。
1. 以政治史为主的断代史
唐高祖修史诏和令孤德棻修史表明确指出了五代史(包括《隋书》修撰目的是“贻鉴今古”。修史政治目的如此明确，是十分突出和前所未见的。以历史作镜子，对唐代统治者来说最主要的是政治上的经验和教训。这样，五代史的主要内容，必然要以政治史为主，这正是唐高祖、唐太宗最感兴趣的。而《隋书》又是经验教训最丰富的一部断代史：隋朝的兴起迅速、繁荣异常、强大无比，它的衰亡又在倏忽之间。强大富庶的隋帝国，为什么迅即灭亡了呢?总结隋亡教训，成为唐初政治家、史学家的当务之急。总结好了，才可能使新建的大唐帝国吸取教训，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使之长远。这是《隋书》以政治史为主的一个重要原因。应当说，任何一部正史都注重政治史的记述，但是，像《隋书》那样着重探讨、总结前朝灭亡原因的正史，却并不多见，这恰恰是它与其余正史有差异的地方，也是《隋书》 的一大特点。
《隋书》同其他正史一样，纲目分明，以本纪作为统领全书的纲。在高祖、炀帝的本纪中，勾勒了隋王朝38年的历史大势。从杨坚代周起，到隋朝的统一全国、隋文帝的政治经济设施、隋炀帝的政治经济改制，以及隋文帝、隋炀帝的武功、军事活动，直至农民起义、隋王朝土崩瓦解，线索十分清晰明了。5卷本纪，其记述的史事，政治史方面以及与政治相关的，几乎占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即使记述“祥瑞”、“仪礼”，亦是为政治作垫铺的。隋代的所有政治事件，在本纪中几乎都有记载。这里不一一列举了。以本纪为纲，再查有关的传、志就可以较全面了解该事件。本纪可以说是《隋书》的大纲，是隋代的简明编年史。
从本纪的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隋朝的衰亡，并非炀帝时一朝一夕所致，而是由来已久的。《高祖纪》 中记载，隋的府库充盈，开皇十四年“关中大旱，人饥”，隋文帝则 “户口就食于洛阳”而不开仓拯民，唐太宗说：“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贞观政要·辩兴亡》)不惜民、不爱民，自然是不能长久的。开皇十三年，诏杨素营建仁寿宫“夷山堙谷，督役严急，作者多死，宫侧时闻鬼哭之声。”(《隋书·杨素传》)隋文帝此举开炀帝奢侈营造之先声。炀帝时，更是修建无虚日，修洛阳、修西苑、开运河、筑长城、开驰道、挖长堑，又幸江都，北巡、西巡，“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致遂灭亡。”(《贞观政要·辩兴亡》)这就是总结隋亡的原因。隋朝统治者奢华不惜民力，置民之生死于不顾，失民心，故失天下。对于唐王朝来说，这是多么重要的教训啊! 由此，唐初统治者认识到 “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对君民关系的这种认识，不能不说更多的是从隋朝兴亡的经验教训中得来的。在 《隋书》本纪的记述中，贯穿了这种思想，使唐初统治者，时时记住 “亡隋”的教训。这也就达到了《隋书》“贻鉴今古” 的政治目的。
列传记述人物，也以政治人物为最多，所记之事，重点在于政治方面。同样，总结隋朝兴衰存亡的经验教训，比比皆是。隋初之所以兴盛，与“得人”极有关系，如杨坚重用的高颎，尽忠尽才智，不仅辅佐杨坚成就“帝业”，而且为隋朝规划和制定了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措置，为隋朝的统一全国、繁荣富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与高颎同时的名臣，还有苏威、李德林等，正是依靠众多的贤才，支撑了隋帝国，使之强盛。炀帝时，杀高颎、罢苏威，致众臣不言，又用佞臣虞世基等，致朝政日坏。炀帝本是颇有才智的君王，自此恣情声色娱乐、骄奢淫逸，终致身死国亡。政治与人才的关系，在《隋书》中占有相当的比重。这同唐初政局极有关系。唐太宗所以能成“贞观之治”，确与房玄龄、魏征等一大批才智忠义之臣的辅佐有关，得人者昌、失人者亡，这是贞观君臣的共识，在《隋书》中得到体现，反过来又提醒唐代统治者，要治理好国家，不亡国，必须亲贤臣，远奸佞!
《隋书》关于隋朝统治阶级的政治腐败，也多有记载，其中包括了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互相倾轧，从而削弱了隋王朝的统治力量。在高祖、炀帝本纪和《文四子传》《炀三子传》《杨素传》中，大量记述了隋文帝、炀帝父子、兄弟之间的种种猜忌斗争，骨肉相残，揭示了封建统治者为了一己之私利，置任何血缘关系于不顾，而且为了夺取最高权位，弑父、杀兄、灭子，一切封建道德都无法束缚这些政治野心家。这样导致统治集团在内耗中衰败。《隋书》作者以此提醒唐初统治者，要防止政治腐败，处理好皇室内部关系。
《隋书》的纪、传以相当篇幅记载了各地农民起义和各类反隋人物，在《杨玄感传》、《刘元进传》、《李密传》、《裴仁基传》集中记载了隋末的反隋斗争。而在高祖、炀帝本纪中，详细列出了农民的反抗斗争(包括部分地方武装)达数十起。农民反抗，并不是“好乱”，而是有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原因的。前面讲到统治者的奢侈、营建、不惜民力，是重要原因。另外，在本纪、列传和志书中，记载了隋朝的严刑酷法，也是激化社会矛盾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如：开皇三年“禁大刀长矟”，开皇十五年“收天下兵器，敢有私造者，坐之。”“敕盗边粮一升已上皆斩，并籍没其家”，十八年“敕舍客无公验者，坐及刺史、令”，二十年诏曰“敢有毁坏偷盗佛及天尊像、岳镇海渎神形者，以不道论”。(以上见《高祖纪》)大业五年“制民间铁叉、搭钩、��刀之类， 皆禁绝之”， 九年“制盗贼籍没其家。” (以上见《炀帝纪》)在《刑法志》中记，隋文帝时“命盗一钱已上皆弃市”，“四人共盗一榱桶，三人同窃一瓜，事发即时行决”。“仁寿中，用法益峻”。炀帝后期“更立严法，敕天下窃盗已上，罪无轻重，不待闻奏，皆斩。”这大大激化了社会矛盾。《隋书》就是这样总结了隋代民变的原因，告诫唐初统治者缓和矛盾、安定社会，防止发生农民起义。
《隋书》还有镇压农民起义、民族关系、外交的记述，使政治史更为充实。当然，《隋书》除了以政治史为主以外，作为一个时代的断代史，它并没有忽视其他方面的记述。
2. 富有创造性的文化学术史
《隋书》10志包括： 《礼仪志》7卷、《音乐志》3卷、《律历志》3卷、《天文志》3卷、《五行志》2卷、《食货志》1卷、《刑法志》1卷、《百官志》3卷、《地理志》3卷、《经籍志》4卷。10志不仅有从梁、陈、齐、周到隋的文化学术、典章制度的资料，而且富有创见。由于10志是由通晓这些文化学术、典章制度的专门人员写的，其可靠准确是无疑的。不仅如此，10志中所表现出来的认识，也高人一筹。下面予以简要说明：
《食货志》集中记载了经济制度和史实。如隋代的闾里制、丁中制、均田制、租调力役制、屯田制、常平监、大索貌阅、输籍定样、输庸停防、广设粮仓、设立义仓、币制、炀帝改制、除妇人奴婢部曲之课、建洛阳、迁富商、修运河等等。但是，《食货志》特别详细记述了隋炀帝滥用民力、破坏生产的情况。修洛阳、修西苑、开河修渠、巡幸、筑长城，以至修永济渠时“丁男不供，始以妇人从役”;又征吐谷浑、征高丽，兵役繁兴，使百姓穷困疲惫不堪，官府征敛急迫，以至“强者聚而为盗，弱者自卖为奴婢”，造成社会大动乱。它说明了统治阶级的政策和行为导致经济破败，经济的败坏，引起社会矛盾的激化。正是隋炀帝的倒行逆施，破坏了经济，使民众生计无着落，农民被迫起而反抗，以改变自己的命运。《隋书》的修撰者，从经济现象中看到了政治问题，认识到了民众的力量。唐太宗“民水君舟”的认识以及重视农业生产、不夺农时发展生产的做法，是同他亲身经历隋末变乱，看到隋朝崩溃密切相关的。《隋书·食货志》集中从经济上揭示隋末社会矛盾，为统治者提供鉴戒。可见《食货志》不仅仅记载了隋代(当然也包括了梁、陈、齐、周)的经济制度、经济状况、经济变化，也相当精确地描述了隋代社会矛盾与经济的关系，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形象生动的治乱兴衰画面。
7卷《礼仪志》，系统记载了梁、陈、齐、周，特别是隋朝的礼仪制度，由祭天、地、宗庙所谓天地人三礼到吉、凶、宾、军、嘉五礼。杨坚代周邵命牛弘等采梁、北齐仪注，编制了“五礼”。书中记载了这五礼的变迁，以及皇家辇舆、官僚车仪以及帝后衮冕、服饰、玺印、品官服饰冠带、警卫之制等。这些仪制，在封建帝王看来，是关系到其威仪、等级名分的大事，对我们来说，可以了解当时上层的仪轨制度，丰富文化史知识。志中还记有隋王朝多次关于音乐的议论。隋统一全国后，开始“制礼作乐”，仁寿年间牛弘、许善心、虞世基等又“创制雅乐歌辞”。志中记有隋初之七部乐： 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又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可知，隋初的乐舞，不光吸收了国内各边地的乐舞，也受到周围各国的影响，有的已列入国家乐舞。炀帝时，又以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等为九部乐，使一时之乐舞齐备。《音乐志》逐一介绍了九部乐之由来、乐器形制、乐工人数等，是十分可贵的隋代以及少数族与周边邻国的乐舞资料。《音乐志》记载的“百戏”，各种杂技 (如绳上走技、类似今之走钢丝;戴竿等)、游戏、魔术，是珍贵的杂技史资料。这些，都不同程度反映了隋代的文化娱乐活动和音乐舞蹈百戏的发展水平。
由李淳风撰的《律历志》3卷、《天文志》3卷、《五行志》2卷，是关于天文、历算和自然现象的专门着作。《律历志》包括律与历。律，讲数：一、十、百、千、万等五数，由数而记物，规定度、量、衡、音律，书中记载了历代的度量衡与音律。历，讲历法与历书，列讲梁、陈所用祖冲之《甲子元历》，北齐用宋景业历、西魏李业兴历、北周的《甲寅元历》、《丙寅元历》、隋代张宾历和张胄玄历。李淳风论述了这些历“损益之要”，并就一些历学家的见解进行了评说。书中保留了一些历法的要点，如张宾历法、刘孝孙历法、刘焯《皇极历》。特别是刘焯的《皇极历》测算天象准确，但由于炀帝的干预，采用了张宾历。但是李淳风以他熟谙专业的眼力，把《皇极历》的要点记载下来，还不仅保存了 《皇极历》这样有价值的历法、天文史资料，而且也为后世研究天文历法史作出了重大贡献。不以政治上的取舍来处理学术问题，是李淳风高人一筹的地方，值得称道。所有这些宝贵的历法资料，对于历法史的研究是极有价值的。
《天文志》记述了关于天体的3种学说，即盖天、宣夜、浑天，记载了浑天仪、浑天象、盖图等天文仪器、记时之漏刻，以及星辰、天象、云气。书中往往以天象来附会人事，这是那个时代所难免的。但是，《天文志》所包含的天文知识、天文观察、天文记录和天文仪器，都是宝贵的天文科学资料。
《五行志》的序，是褚遂良写的。《五行志》记载了大量的自然现象，当时解释不了，均附会人事。凡关于金木水土火的异常现象、鸟虫兽畜的变异反常、自然界各种奇怪难以理解的状态，以及人事中不同常规的言行，都被记载下来，并同当时之政治、人事附会，以示戒于世。这种迷信色彩颇浓的记载，本不应由天文历算学家李淳风笔下写出，不过，李淳风生活在并未排除天命的时代，他本人也有天命影响人事的观点，这样的记载也就不足为奇了。从这些记载也保留了不少自然变异现象的资料。
《刑法志》1卷，记梁、陈、齐、周、隋之刑法，而以隋代为详。隋初所定之刑名5类，唐代基本采用;十恶、八议也更齐备。开皇三年修隋律，为12卷、500条，减死罪81条，流罪154条，徒杖等千余条，使隋代刑法“简要，疏而不失”。《刑法志》还记载了人治社会对法律执行的巨大影响。隋文帝“尚惨急”，定下不少严酷刑法，使“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懔懔焉”。炀帝即位对“禁纲深刻”进行改革，再修律令，除去十恶之条，为18篇500条，即《大业律》，从刑法上看比文帝时轻了，但是，实际上，由于赋役繁重，兵革屡动、官府贿赂公行，百姓求告无门，逼得农民起义，炀帝又立严刑以压制，导致刑法的苛滥，直至隋亡。《刑法志》叙述变迁清楚有条理，是法制史的重要资料。
《百官志》3卷，载梁、陈、齐、周、隋之官制及变化，尤重隋代官制。书中记载了隋文帝改革官制，设三师三公和五省二台十一寺十二卫等中央官府及其职责、官员和所统。并载散官、爵位、勋官之名号。隋代地方机构为州县(炀帝时为郡县)，书中载有隋代地方官府的设置及官员。还介绍了职、散、勋、爵以及视流内、流外、视流外之品级及各类各级官员的俸禄。对隋代官制的变动，《百官志》亦依时间先后予以叙述。《百官志》有助于我们了解隋代的官僚制度。
《地理志》3卷，以隋炀帝大业五年 (609) 的地理状况为准，记载了全国郡县的山川形势、户口、建置沿革、各地区之风俗物产，还提供了当时国内外交通状况的重要资料。至于隋以前的地理状况，只是顺便涉及，略加附注而已。《地理志》保留了隋朝地理状况的珍贵资料。
《经籍志》4卷，初编系李延寿、敬播，经魏征删订。它把书籍明确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类，开创了四部分类法，是目录学上的新贡献。在史部，又分成正史等小类，经、子、集各部亦分小类。卷首有总序，四部之后各有“后序”，各小类有小序40篇。在四部之后为佛道典籍，只叙各类总数，不列书目，佛道各有一序，卷末又有后序一篇。《经籍志》不仅记载了隋代及以前之典籍，而且叙述了典籍的源流，考证了学术流派，是研究古代目录学的重要着作。其内容丰富，包括了四大部类及释道经典等，计6520部，56881卷。
10志30卷，系文化制度专史，由擅长文化制度史的专门人才撰写，故其内容丰富，材料确凿，论述精当，在今天仍极有参考价值。
3. 体例新颖完善的列传
《隋书》继承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宋书》、《南齐书》、《魏书》等正史的优良传统，在唐初史臣的严密安排和组织下，形成新的史书体例，最突出地体现在列传上。
《隋书》列传组织严密、妥当。它把50列传分成16个大类，即：《后妃列传》1卷、《诸王列传》4卷、《诸臣列传》29卷、《诚节列传》1卷、《孝义列传》1卷、《循吏列传》1卷、《酷吏列传》1卷、《儒林列传》1卷、《文学列传》1卷、《隐逸列传》1卷、《艺术列传》1卷、《外戚列传》1卷、《列女列传》1卷、《四夷列传》4卷、《杨玄感等列传》1卷、《宇文化及等列传》1卷。在《隋书》的列传中，这样分类本身就是一个创造。而且，在分类中体现了唐初史臣的卓越见解。如：反隋人物杨玄感、李密等人的传，放到了诸臣传的后面，《诚节传》的前面，而不是放在叛臣宇文化及、王世充等人传的前面，更不放在一起，可知，唐初史臣确有不同寻常的史学见识。他们是非常明确地把杨玄感、李密的反隋，与宇文化及、王世充的叛隋区别开来的。《四夷传》则根据地理方位，把隋王朝周边各族、各国分成4个方面; 东夷、南蛮、西域、北狄，这样读起来，比较清楚。
列传体例新颖完善，除了体现在分类上，还表现在内容上。
唐人写隋事，无所忌讳。以鉴戒为目的的史书，更不愿遗漏可以揭发隋代弊政、隋帝暴虐无道的史事。所以，其内容，可以做到直笔记事，不作隐。这在《后妃传》、诸臣传中尤为突出。如文帝之死，有说被弑，却不见于文帝、炀帝之本纪，而在《后妃传·宣华夫人陈氏传》中可见端倪。因杨广对宣华夫人无礼，文帝决计废广复立杨勇，杨素知后告诉杨广，“太子遣张衡入寝殿，遂令夫人及后宫同侍疾者，并出就别室。俄闻上崩，而未发丧也，夫人与诸后宫相顾曰： ‘事变矣!’ 皆色动股栗。”《杨素传》记载更细：“及上(文帝)不豫，素与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等入阁侍疾。时皇太子 (杨广)入居大宝殿，虑上有不讳，须豫防拟，乃手自为书，封出问素。素录出事状以报太子，宫人误送上所，上览而大恚。所宠陈贵人，又言太子无礼。上遂发怒，欲召庶人勇。太子谋之于素，素矫诏追东宫兵士帖上台宿卫，门禁出入，并取宇文述，郭衍节度，又令张衡侍疾。上以此日崩，由是颇有异论。”《隋书》列传，就写到这种程度。而赵毅《大业略记》则曰：“帝(杨广)事迫，召左仆射杨素、左庶子张衡进毒药。帝简骁健官奴三十人皆服妇人之服，衣下置仗，立于门巷之间，以为之卫。素等既入，而高祖暴崩。”(见《资治通鉴》卷180隋文帝仁寿四年考异)马总《通鉴》则记“杨素……乃屏左右，令张衡入拉帝 (文帝)，血溅屏风，冤痛之声闻于外，崩。”(见《资治通鉴》卷180隋文帝仁寿四年考异)3种记载比较，还是《隋书》记载合于章法，宫闱秘事，隐而不泄，含而不露，《隋书》存疑而不加工，更显得记载有据，史法严谨。
史家之德在于据事直书，唐初史臣对隋代弊政，不遗余力进行发掘揭露，这是直笔的一个方面。另外，对于隋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成就，据实加以赞美和称道，即使是炀帝所为，亦不忽略，这是比揭露更不易的事。并非由于唐初史官不少曾在隋代为官之故，而是史家的传统、史家的道德所要求的。
如对于隋初的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不仅在本纪中详加载录，极力推崇，而且在有关列传中广为记载，《苏威传》称“时高颎与威同心协赞，政刑大小，无不筹之，故革运数年，天下称治。” 在 《韩擒虎传》后，史臣言及“自晋衰弱，中原幅裂，区宇分隔，将三百年。”而隋文帝“爰应千龄，将一函夏”实现了统一大业。对隋的统一及隋初政治、史臣叙述和评论时，都在字里行间露出推崇、赞扬的意向。
有关的诸臣传对于隋初的重要政治设施和军事策略，都有较详记载。如在《杨尚希传》中，通过杨尚希的表，说明了改革地方机构，为州县两级的原由。平陈战争，大量记述在列传之中。《高颎传》有他消耗陈之储备的策略及他荐举良将的事例。《韩擒虎传》生动地记下了他俘获陈后主、张丽华的事迹。《贺若弼传》记载了他沿江调动军队，警动陈兵、麻庳对方的谋略。《杨素传》条理清晰地记下了他永安造船、沿江东下、大败陈朝水军，威武雄伟的场面。综合起来，展现出来的是平陈战争全貌的图画。
隋代经济设施除本纪和《食货志》中记载外，在列传中有具体的叙述，综合起来看，纲目清楚，且更充实。如《长孙平传》中较详记述民间自救的 “义仓”之设，结合 《食货志》可以了解，“义仓”后来成一种税收。《宇文恺传》不仅记述了他的“巧思”，而且可以从他参与的建造中了解到隋代的重要建筑和政治经济措置。隋初为“营宗庙副监”迁都大兴“诏领营新都副监”，“凡所规划，皆出于恺”。开广通渠、修仁寿宫、营独狐后陵，都由他主持。这些建造，不仅在科技史上有重要价值，而且其政治、经济意义尤为突出。至于为炀帝北巡制可坐数千人之“大帐”、“观风行殿”更是科技史上的奇迹。
文化制度方面，志书中有较全面的记述，而列传的补充，也不可忽视。《牛弘传》中关于他“上表请开献书之路”的记载和他的1500字之表，突出了隋朝对“文治”的注重。在《魏澹传》《许善心传》中关于《魏书》梁史的修撰介绍，是补志书不足的重要材料。
体例完善新颖的《隋书》列传，把同类人物放到一起记述，综合起来看，就成为这一专题较为完整的图卷。如杨玄感等反隋人物列传，从中可以看到隋代的各种社会矛盾，看到隋末的形势，大大补充了帝纪的不足。杨玄感在炀帝 “朝纲渐紊”时，曾 “潜谋废帝”，从征吐谷浑败回时，他又“欲袭击 (炀帝)行宫”，到征高丽时，“百姓苦役，天下思乱”时机成熟，杨玄感反隋思想变为行动。刘元进在杨玄感起兵之后 “知天下思乱，于是举兵应之，三吴苦役者莫不响至，旬月众至数万。”这是民众的反隋武装，同统治集团中的一员杨玄感的反隋性质不同。而李密则是背叛统治集团而参加农民起义的重要人物，与杨、刘又有区别。这些不同的记述，说明了唐初史臣有较高明的史学见解。
至于宇文化及等是隋朝的叛逆之臣，他们想在农民起义反对炀帝的大风暴中捞一把，把宇文化及、智及兄弟、司马德戡、王世充等放在一起，是很合适的。他们既不是农民起义领袖，又不像杨玄感那样反隋，而是在隋朝将被摧毁之时，对炀帝、越王侗采取或弑或废的举动，以达到个人的目的。这样把反隋人物分类处理，表现了唐初史臣高超的史法。
《诚节传》赞扬“杀身以成仁”、“捐生而取义”的忠臣义士，对忠于隋王朝以至为暴君炀帝死节的隋室臣僚，唐初史臣不惜笔墨予以表彰，是因为唐代统治者希望臣僚仿效他们，忠于唐朝君王，即使昏君庸主以至暴虐如炀帝者，也要求臣僚忠心事之、死以殉之。《孝义传》倡导封建人伦关系，孝顺父母，为封建社会不易之典，只有在家尽孝，才能在朝忠君，孝义与忠节，是在家在朝的不同，其要求是一致的。至于《列女传》更是大力提倡 “妇人之德，虽在于温柔，立节垂名，咸资于贞烈。温柔，仁之本也;贞烈，一义之资也”。兰陵公主、南阳公主，可说是皇家烈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谯国夫人，即洗夫人，她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其功胜过须眉。唐初史臣着力写她，其用心在于洗夫人除有功社稷外，还每岁时大会，把梁、陈、隋赐给之物，陈之于庭，以示子孙，她说：“汝等宜尽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其余之列女，大多是教子以忠孝，或以节烈垂世。这是与忠孝、仁义相一致的。这三传，合起来就是忠君、孝父和贞节，以维护封建的纲常。
《循吏传》《酷吏传》，是记封建社会中看似对立、矛盾的二类官僚，他们实际上是用不同的方式来维护朝廷，一以 “仁义礼制”、一以 “法令刑罚”，前者对百姓来说总是要宽一点，百姓可以稍为舒展些，后者严刑酷法，使百姓无所措手足。前者可使百姓安心受剥削压迫，后者使百姓起而反抗。两种手法，结果不同。唐初史臣主张和赞同前者，称其“晖映千祀，声芳不绝”，而认为“令之烦苛，吏之严酷，不能致理，百代可知”，对酷吏的贬斥和对循吏的赞扬，实际上是要求唐代臣僚，为唐王朝的千秋大业之稳固而做循吏。这种分类，为后世常常采有，其史学上的魅力可见。
《儒林传》 《文学传》保留了不少经学、文学的资料，可补充《经籍志》的不足。《隐逸传》称道有 “贤贞之操”的隐士，“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怀抱之中”，与世无争，不影响王朝的统治，可与入仕者相为补充，在实际上支持着王朝。他们的 “以恬淡为心，不皦不昧，安时处顺，与物无私”，与统治无害而有益，唐初史臣自然会不吝笔墨予以适度记载和表彰。
《艺术传》保存了阴阳、卜筮、医学、音乐、相算、技巧等专业人员的重要材料，可以对志书作有价值的补充，使文化学术史更为丰富。耿询创水力浑天仪、作马上刻漏，着《写情占》，临孝恭、刘佑等人的天文历法着作，历算家张胄玄所作超越古人的历法，在 《艺术传》中都有记载，这是相当宝贵的天文历法史资料。名医许智藏、许澄事迹不多，但也可见其医术之轨迹。大音乐家万宝常 “应手成曲”造诸乐器，撰 《乐谱》 64卷。《隋书·艺术传》保存了这些极为珍贵的文化学术史材料。
至于《外戚传》，记杨坚外家吕氏、独孤皇后之族、炀帝萧后之族，他们“莫预朝权，昆弟在位，亦无殊宠”，没有外戚擅权之事，所记亦平平。
《四夷传》以东南西北四方之方位，分记各方之民族、政权，并涉及外国。《东夷传》记载了朝鲜半岛三国、倭国、靺鞨、流求(台湾)的状况及与隋的关系。《南蛮传》记东南亚各国的情势及与隋的关系。《西域传》所记相当复杂，既有国内民族、又有邻国，隋朝与这些民族、政权都有深浅不同的交往，西域各国、各族对隋代文化影响颇大。《北狄传》主要记载突厥的族源、风俗、法律以及突厥族的发展强大，其“控弦之士四十万”为当时东亚大陆之强大政权，威胁着隋王朝。隋王朝只有解除威胁，才能无后顾之忧、统一全国，发展中原经济。为此，隋文帝在边地修峻长城、又命高 等人率兵击败沙钵略可汗，后采纳长孙晟的分化政策，取得成功。开皇四年，沙钵略可汗向隋称臣。《北狄传》还用一定篇幅记载了西突厥、铁勒、奚、契丹、室韦等民族、政权的情况，以及他们同隋王朝的关系。总览《四夷传》，可以看到当时亚洲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形势，益见隋王朝处于亚洲文明的最高水平，影响着亚洲各国、各族的前进步伐，对亚洲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四夷传》不仅仅是各国、各族情况的一般记载，而且也是亚洲形势的清晰图卷。它为研究国内各族历史和公元6、7世纪的亚洲各国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原始材料。
以诸臣传为主的各类列传，汇总起来，不仅充实了本纪的纲要线索，也丰富了10志的文化制度学术史，使隋史丰富生动起来了。《隋书》列传，以完善新颖的体例、丰富充实的内容而在正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影响着后世史家。
4. 非同凡响的史论
《旧唐书·魏征传》说： “隋史序、论，皆征所作。”序和论 (卷末的“史臣曰”，称之为后论)，即我们说的史论。据统计，《隋书》85卷，有序、论77篇，其中：本纪后论3篇，志序10篇，列传序14篇、后论50篇。除10篇志序 ( 《经籍志》序，即使不是魏征所作，也是他过目或修改过的)外，其余纪、传的67篇序、论，均为魏征所作，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
首先，总结隋亡教训。唐太宗要 “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册府元龟》卷554)即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以有助于统治。而隋亡教训尤为深刻和切近。对它的论述相当集中，主要在 《高祖纪》、《炀帝纪》 的后论中。
《炀帝纪》后论说他：“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恃才矜己，傲狠明德”，“除谏官以掩其过”，“淫荒无度，法令滋章”，“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征税百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乃急令暴条以扰之，严刑峻法以临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内骚然，无聊生矣。”以至“土崩鱼烂，贯盈恶稔”，“普天之下，莫匪仇雠，左右之人，皆为敌国。”“遂以万乘之尊，死于一夫之手”，“子弟同就诛夷”，“自肇有书契以迄于兹，宇宙崩离，生灵涂炭，丧身灭国，未有若斯之甚也。”隋亡原因揭示得清清楚楚，炀帝穷兵黩武、营造不息、巡幸频繁、徭役苛重，使民力凋弊、生产破坏，民不聊生，不反而何?正是“财尽则怨，力尽则叛”(《隋书·食货志》序) 巨大的农民起义浪潮吞没了隋王朝。这是多么深刻的教训啊!
《隋书》史论，总结并不到此为止，而是进一步指出，隋亡“非一朝一夕”(《高祖纪》后论)所致，“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高祖纪》后论)说得何等清楚!《高祖纪》后论指责他“无学术，不能尽下”，“雅好符瑞，暗于大道”、“溺宠废嫡、托付失所”，“灭父子之道，开昆弟之隙”，终至“坟土未干，子孙继踵屠戮，松檟才列，天下巳非隋有。”追根求源，指出大厦之倾，非一朝一夕，隋亡之因，可追溯到隋文帝。
关于隋亡教训的总结，相当深刻，不仅指出了政治上的种种问题，也涉及到了经济上的因素。可知，唐初史臣见解确实高于前人。魏征实际上是以史为鉴、以史为谏，他告诉唐代最高统治者，一个王朝的灭亡，不止亡国之君有责，而且同前朝君王密切有关，故要求每一代唐朝皇帝都要从隋亡中吸取教训。这正是唐初鉴戒史学的目的。唐代通过修五代史，尤其是 《隋书》，达到了这个目的。
其次，探讨封建统治术。《高祖纪》后论中，唐初史臣肯定了他的方针政策 “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由于治术有方，从大处着眼治国，政绩卓然，“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魏征赞扬道：“考之前王，足以参纵盛烈。”赞叹之余，也指出了他统治术上的不足，如 “无学术”、“无宽仁之度”、“暗于大道”。这些统治术的经验教训，成为唐初君主的一面鉴戒的镜子。在 《炀帝记》后论中，指出了他种种政治失误和统治术上的差错，“恃才矜己”、“除谏官”、“淫荒无度”、“法令滋章”、“刑参五虐”、“屠剿忠良”、“征税百端”，这些不仅是他个人品质问题，也是统治无方的表现。唐朝以隋为鉴，主要是以炀帝为戒。所以，揭露炀帝的暴虐失策，总结其统治术的教训，是比总结文帝的经验教训更为迫切、更为重要，也是更有现实意义的事。在 《杨玄感传》后论中，史臣认为，文帝、炀帝 “所为之迹同，所用之心异也”，异在何处?文帝 “其动也，思以安之，其劳也，思以逸之”。炀帝则否。这些总结颇有说服力，对唐初极有教益。
在列传的史论中，对统治术的其他方面也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如君主如何对待臣下，如何使用、奖励循吏、控制酷吏，等等。
最后，《隋书》史论包含了不少进步的历史观点和新颖的研究方法。第一，用发展变化的观点分析历史现象。在《高祖纪》、《炀帝纪》后论中，指出隋亡“非一朝一夕”之事，认为“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第二，用比较法来分析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在两帝纪后论中十分突出： 隋文帝与隋炀帝比较; 隋平陈与晋灭吴的比较;开皇年间与仁寿年间的比较。在杨玄感等传后论中，把秦隋相比较，李密同陈胜、项羽比较。从而在比较中得出结论。第三，《隋书》史论中的重民的进步史观。史论肯定了隋文帝的安民、逸民，斥责炀帝 “虐用其民”，至“自绝民神之望，故其亡也忽焉”。(《隋书》卷70后论)说明了国之兴亡，全在于民。这就是魏征、唐太宗的 “民水君舟”论。当然，他们把农民起义斥责为 “盗”，是其对民的认识的局限性。第四，群体英雄史观。《隋书》史论肯定了隋文帝和辅佐他的文臣武将在平陈统一、治理国家中的作用，他们认为 “大厦云构，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长短殊用， 大小异宜，㮞棁陈梁，莫可弃也。”(《隋书》卷66后论)这同唐太宗使人如用器的见解完全一致。魏征认为平陈统一 “考之人谋，实二臣之力”。(《隋书》卷52后论)即韩擒虎、贺若弼的功居多。也就是赞扬了群体英雄，比只肯定一帝一王是个进步。虽然仍把王朝的衰败归之于君主一人 “一人失德，四海土崩” ( 《恭帝纪》后论) “一人失道故亿兆罹其毒”(《西域传》后论)，并没有完全跳出英雄史观的窠臼，但是，这毕竟前进了一步。也是启示唐代诸帝，要依靠众多贤俊之士来治理国家。“贞观之治”在很大程度上是唐太宗依靠了房玄龄、魏征等大批贤才共同努力的结果。可见，唐初史臣的认识，就是贞观君臣的共同认识。第五，时势造英雄的认识。在论及李圆通、来护儿、张定和、麦铁杖等 “终能振拔污泥之中，腾跃风云之上、符马革之愿，快生平之心”，完全是 “遇其时”，要不“焉能至于此也!”(《隋书》卷64后论)这里多多少少摆脱了英雄造时势的束缚，而有时势造英雄的认识，尽管还很微弱，在那个时代，也是相当可贵的。第六，人事天命问题上不同凡响的认识。魏征重视人事，但并不像有人认为的那样，“对于国家的盛衰兴亡，认为没有什么‘天命’可恃”，是 “他 (魏征) 对 ‘天命论’ 思想的否定”。(见尹达主编 《中国史学发展史》 143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其实，魏征并没有完全否定天命，只是他比别人更重视人事。持《隋书》史论“否定天命论”者所引材料，也证明魏征没有摆脱“天命”。对隋平陈统一，魏征认为 “稽诸天道，或时有兴废; 考诸人谋，实二臣之力”。( 《隋书》卷52后论) 又如平定尉迟迥、王谦等反抗，史臣评曰“斯乃非止人谋，抑亦天之所赞也”。(《高祖纪》后论)这说明，《隋书》史论重视人事，但还不可能完全摆脱“天命”思想的影响。
《隋书》史论价值很高，读《隋书》不能不读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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