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书》 100卷，南北朝时期宋、齐、梁人沈约修撰。该书纪、传部分成于南齐永明六年 (488)，主要记述刘宋60年的史事 (420—479)，有时上溯到“义熙肇号”(405)。诸志后成，大约成于齐、梁之际，不仅记述刘宋的典章制度，多上溯到三代秦汉，尤详于三国两晋。就其修撰时间看，在二十四史中居第5位，仅次于《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前四史”。

南北朝时期(420—589)，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动荡不安的乱世。在这100多年中，北方有北魏、北凉、西凉、北燕、西秦、夏、柔然、东魏、西魏、高昌、北齐、北周等同时并存和先后相续的割据政权，南方则是宋、齐、梁、陈的嬗代。总之，这一时期南北对峙战争连绵不断;朝代更替频繁，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愈演愈烈。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各族日趋融合，加速了少数民族的封建化过程，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南方，大量南下的人口，加速了南方的开发。《宋书·孔季恭羊玄保沈昙庆传·论》中说“江南之为国盛矣，……地方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土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郡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牣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由于气候温和湿润每年可稻麦两熟。温州一带一年有八熟之蚕、纺织、陶瓷、冶铸、制盐、造纸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商业繁荣，建康(今江苏南京)成为“贡使商旅，方舟万计”(《宋书·五行志》)，具有100余万人口的大都市，经济重心逐渐转移到南方。

经济的发展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前提条件，南北朝时期数学、化学、医学、地学、农业科学、文学艺术都很发达。最具代表性的是祖冲之把圆周率准确地计算到小数点后的第6位;郦道元的《水经注》、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范缜的《神灭论》、刘勰的《文心雕龙》等。另外，随着造纸术的发展，纸终于代替缣帛和简牒，成为主要的书写工具，对于文化的发展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情况下，史学也很突出。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错综复杂的条件下，统治者都在寻求长治久安之策，力图巩固其统治地位，除了发展生产、强兵足食以外，还要依靠精神的力量，一方面利用史学以掩饰其篡权夺位，把其政权粉饰为天意、民心所向，用来安抚人心。另一方面也亟需总结前代的经验教训，以利于政权的巩固。所以南北朝时期的统治者大多重视前代文化典籍的整理，重视修史工作，因而下诏纂修国史的事情屡见不鲜。

为了保证修史工作的顺利进行，各政权都设置专职史官——着作郎。着作郎，始设于三国时期的魏国。其主要职责是修撰国史和皇帝的起居注。

南北朝时期不仅设置着作郎等史官，使修史工作有专人负责。同时对着作郎等的人选也十分重视，当时把这一职务看得十分清贵，只有世家大族出身的人才能担任，沈约为着作郎就是一例。另外私人修史的风气也风靡一时，据说仅《晋书》就有10余家。在二十四史中，除《宋书》外还有《后汉书》、《魏书、》《南齐书》3部，所占比例不小，足见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发达。《宋书》就产生在这一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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