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之缺失，从大的方面看，首先是编纂者受立场、观点和时代的局限，记事以帝王将相为中心，论事以道学为标准，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地主阶级的意向。农民阶级的生产、生活和斗争情况很少反映，或是被歪曲了。例如宋代频繁的农民起义和涌现出的农民领袖，在书中缺乏正确、集中地反映，仅列一个 《方腊传》，还是作为宦官 《童贯传》 (卷468) 的附传出现，并在传中污蔑说：“腊之起，破六州五十二县，戕平民二百万，所掠妇女自贼峒逃出，倮而缢于林中者，由汤岩、椔岭八十五里间，九村山谷相望。”官军的血腥镇压成了正义之举。宋代劳动人民有不少重要的创造发明，如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布衣毕升，创造黄河决口 “合龙”新方法的水工高超，在书中毫无反映。从这个角度说，《宋史》是一部地主阶级的统治史，劳动人民的创造史，则要靠我们以新的立场、观点去发掘、整理。
二是沿袭旧史而失于考证。宋代官修的实录、国史等，一般是在前一个皇帝死后，由继位之君下诏编修，或将前几个皇帝的史事编到一起。皇帝干预史事，史官有所避讳。官书依据的史料，有史官的记录，有私家的着述，并非完全可信。宋时就有人提出：“近世修史，本之实录、时政记等，参之诸家传记、野史及铭志、行状之类。野史各有所私，好恶固难尽信，若志状则全是本家子孙、门人掩恶溢美之辞，又可尽信乎!”(《齐东野语》卷2引《涧上闲谈》)易代之后，无须为前朝避讳，也不必为私家溢美，应考实辨证，以成信史，元史臣在这方面下的功夫不够，出现不少讹误。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3《宋史各传回护处》列举数十条事，说明元史臣沿袭旧史，“不暇参互考证”，以至 “是非失当”。
三是记事北宋详而南宋略，宁宗以后尤为疏略。这方面的缺失前已涉及，元史臣对北、南宋记事比例严重失调、南宋史籍残缺零散问题做了不少补救工作，而实际效果并不大。如诸臣列传部分，北宋有1211人，南宋有466人，相差两倍半;诸志部分所记各项制度详于北宋，或至南宋宁宗朝，其后略略一提。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7 《南渡诸臣传不备》指责：“《宋史》述南渡七朝事，丛冗无法，不如前九朝之完善。宁宗以后四朝，又不如高、孝、光三朝之详。盖由史臣迫于期限，草草收局，未及讨论润色之故。如 《钱端礼传》末云 ‘孙象祖自有传’，《王安节传》云 ‘节度使坚之子’，《吕文信传》云 ‘文德之弟’。是钱象祖、王坚、吕文德三人，本拟立传，而今皆无之，可证其潦草塞责，不全不备矣。”
四是史料剪裁、编次、修饰、检校诸问题。清代学者钱大昕、赵翼等举过大量事例。如指出列传中 “一人重复立传”、“编次前后失当”、“数人共事传各专功”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46引沈世伯《宋史就正编》，列举数条纪传、志传、传文前后抵牾问题，足以说明《宋史》之粗糙，兹不赘举。
《宋史》缺失的重要原因是“时日迫促，不暇致详”。苏天爵在《三史质疑》中指出： “司马温公撰《资治通鉴》，凡十九年始成; 欧阳公修《新唐书》十有七年;李焘编《续通鉴》垂四十年。今修三史，限以年岁可乎?”尽管纂修《宋史》的史官人数多，且有较高文化修养，但修史速度过快，质量无法保证。这也可能是当时政治局势使然。还有一点，在三史正统问题上，汉族史官一直是耿耿于怀的。从三国史实各不偏废的角度出发，他们可以接受 《三史凡例》，而内心仍主张以宋为正统，等待以后修正。《宋史》大量辑录宋旧史而缺乏修饰，恐与此心状有关。三史修成后，汉族学者杨维桢上 《正统辨》，认为“史有成书而正统未有所归”，并提出区别正闰的新原则： “道统者，治统之所在也”，而道统在宋不在辽、金，由宋传于元。文末尖锐指责说：“不以天数之正，华统之大，属之我元，承乎有宋，如宋之承唐，唐之承隋、承晋、承汉也。而妄分闰代之承，欲以荒夷非统之统属之我元，吾又不知今之君子待今日为何时，待今圣人为何君也哉!……今日堂堂大国，林林钜儒，议事为律，吐辞为经，而正统大笔不自竖立，又阙之以遗将来，不以贻千载纲目君子之笑为厚耻，吾又不知负儒名于我元者，何施眉目以诵孔子之遗经乎?”陶宗仪赞此文说： “可谓一洗天下纷纭之论，公万世而为心者也。惜三史已成，其言终不见用，后之秉史笔而续《通鉴纲目》者，必以是为本矣!” (《辍耕录》卷3) 欧阳玄读杨文后叹道： “百年后，公论定于此矣。” (《明史》卷285《杨维桢传》) 实际寄希望于易代了，在当时，杨维桢此论便以 “流言”遭禁，本人官职也受贬，“署之管库，以劳其身，忍其性”(《东维子文集》卷27《上宝相公书》)。易代之后，改订《宋史》之作立即兴起。
改订《宋史》之作，有侧重正统问题，改以宋为正统，辽、金为载记;有侧重订讹补阙、删繁存简;也有两者兼顾之作。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七章《唐宋以来之私修诸史》中扼要考述了 “所有改修与订补《宋史》之书”，今以此为本，并参稽有关论文，择要述之如下：
1. 《宋史质》100卷，作者王洙，《明史》无传，据《康熙临海志》卷5《选举》“正德十六年辛巳杨维聪榜”下云：“王洙字崇教，号一江，镐之子，任行人，升广东参议，有文名。着有《宋史质》一百卷。”此书编写时间为嘉靖十一年至二十五年，“凡十六年乃就”。书法本之《春秋》，改《宋史》义例，以宋为正统。书后附录《宋史质》与《宋史》的差异： “本纪，旧史始太祖终二王，今自赵宋附元迄于我太祖高皇帝即位之元年，曰《天王正纪闰纪》。志凡一百六十二卷，自 《天文》迄《艺文》，中多唐、晋旧事，散漫可厌，兹皆削之，取其有关于宋治理乱者书之，曰十五志。表三十二卷，曰《宰辅》、曰《宗室世系》。其宰辅具年月而无实传，世系演昭穆而无行事，皆无补也，兹变之。宰执具年月并书拜罢封爵行事，曰《宰执年表附传略》; 宗室亦并采宗室之在列传者附之，其封爵死节亦前后具见，曰《宗室世系传》。其《后妃》改名《后德》，《公主》、《外戚》皆系之……《道学》兹改《道统》，附卷末。……《外国》旧史自夏人至吐蕃，皆曰 《外国》，惟《蛮夷》不讳，盖欲以进元也。今退之，统曰《外夷》，而辽、金、元皆以夷服名之。呜呼! 《春秋》圣笔也。”
清代同元代一样为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当然不能接受王洙的观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50《别史类存目·宋史质》云：
是编因《宋史》而重修之，自以臆见创义例，大旨欲以明继宋，非惟辽、金两朝皆列于外国，即元一代年号亦尽削之，而于宋益王之末，即以明太祖之高祖追称德祖元皇帝者承宋统。太德三年，以太祖之曾祖追称懿祖恒皇帝者继之。……且于瀛国公降元以后岁岁书帝在某所，仿《春秋》公在乾侯、《纲目》帝在房陵之例。荒唐悖谬，缕指难穷。自有史籍以来，未有病狂丧心如此人者。其书可焚，其版可斧，其目本不宜存，然自明以来印来已多，恐其或存于世，荧无识者之听，为世道人心之害，故辞而辟之，俾人人知此书为狂吠，庶邪说不至于诬民焉。
这种偏激、谩骂式的批评反衬出《宋史质》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而这种精神尽管今天看来有其狭隘性，而在代元而起的明代却是可以理解的。四库馆臣尽管不谅解王洙，而他们的批评都与王洙同样体现一种民族精神。
2. 《宋史新编》200卷，作者柯维骐(1497——1574)，字奇纯，明莆田人。嘉靖二年进士。登第50年，终身不任官，专心读书讲学。花费20年时间编成《宋史新编》 ( 《明史》卷287本传)。黄佐为此书作序指出，《宋史》“纂修者大半虏人，以故是非不公，冠履莫辨”。维骐“覃思发愤，远绍博稽，厘复订讹，举偏补漏，凡二十余年寒暑”，写成约180万字的《新编》。沈德符《敝帚轩剩语》称其作此书时，“至于发愤自宫，以专思虑，可谓精勤之至!”朱彝尊《书柯氏宋史新编后》中指出：“柯氏撰《新编》，会宋、辽、金三史为一，以宋为正统，辽、金附焉; 升瀛国公、益卫二王于帝纪，以存统; 正亡国诸叛臣之名，以明伦; 列道学于循吏之前，以尊儒。历二十载而成书，可谓有志之士矣!先是揭阳王昂撰《宋史补》、台州王洙撰《宋元史质》 (即 《宋史质》)，皆略而不详，至柯氏而体稍备。”( 《曝书亭集》卷45) 以上皆赞许柯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50则指出：
凡成本纪十四卷、志四十卷、表四卷、列传一百四十二卷。纠谬补遗，亦颇有所考订。然托克托(即脱脱)等作《宋史》，其最无理者莫过于《道学》、《儒林》之分传;其最有理者莫过于本纪终瀛国公，而不录二王;及辽、金两朝各自为史，而不用岛夷、索虏互相附录之例。盖古之圣贤，亦不过儒者而已，无所谓道学者也。……此必宜改者也，而维骐仍之。……元人三史并修，诚定论也，而维骐强援蜀汉，增以景炎、祥兴; 又以辽、金二朝置之外国，与西夏、高丽同列，又岂公论乎! 大纲之谬如是，则区区补苴之功，其亦不足道也已。
柯氏此书改正《宋史》义例，今天看来有民族偏见，而当时主观意图是为鼓民族之气。其纠谬补遗有一定成果，但细检起来成果不大。如《宋史》中程师孟重复立传，钱端礼传未称其孙象祖自有传，实无传，柯书仍因循未改。再者，柯书删节简化《宋史》过甚，反而降低了自身的史料价值。钱大昕《潜研堂集》卷28指出柯书“用功已深，义例亦有深于旧史者。惜其见闻未广，有史才无史学耳。后之有志于史者，既无龙门 (司马迁)、扶风 (班固)之家学，又无李淑、宋敏求之藏书，又不得刘恕、范祖禹助其讨论，而欲以一人之精力成一代之良史，岂不难哉!”此说是公允的。
3. 《宋史记》250卷，作者王惟俭，字损仲，明祥符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授潍县知县。官场几度沉浮，天启五年落职闲居，致力于经史百家。因病《宋史》繁芜，手自删定，自为一书(《明史》卷288本传)。此书以纪、表、传、志为序。纪15卷、表5卷、传200卷、志30卷，总250卷，比《宋史》卷数约减一半。其中志的部分比《宋史》少《天文》、《五行》、《仪卫》、《艺文》诸志，表增宋初诸国年表及辽、金二年表，纪与传则颇多删节。自定《凡例》云： “远取子长，近法永叔”。即取法司马迁《史记》与欧阳修《新唐书》。书成后未刊而沉于汴水。王禛《居易录》云：“钱牧翁云：王侍郎损仲留心宋后三史，苦《宋史》烦芜，删定成书。吴兴潘昭度钞得副本。损仲家图籍沉于汴京之水，未知吴兴钞本云何。庚午岁，石门吕葆中无党游太学至京师，予见其行笈有此书，盖即潘本，涂乙宛然”。朱彝尊《曝书亭集》卷45《书柯氏宋史新编后》中云：“损仲《宋史记》沉于汴水，予从吴兴潘氏钞得仅存”。这个钞本流传经过，全祖望《鲒琦亭集外编》卷43《答临川先生问汤氏宋史帖子》有具体说明。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旧抄本(可参看柴德赓《史籍举要》、《文献》第12辑载吴丰培 《旧抄本明王惟俭 〈宋史记〉 二百五十卷》)。
4. 《南宋书》68卷，作者钱士升(? ——1651)，字抑之，明嘉善人。万历四十四年殿试第一，授翰林修撰。崇祯六年升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明史》卷251本传)。钱氏以《宋史》冗长，取南宋事刊削成书。关于此书的内容体例及优劣。选两段评论供参考。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18说此书 “凡帝纪六卷，后妃纪一卷，列传六十一卷。其于官阶之复沓，奏疏之汗漫，刊落甚多，而列传之分合，亦多所移置。有者或增之，无者或补之，虽取之稗官野史，而事无关系，言不雅驯者，概不叙入。每卷皆有论，断制尚属平允。其赞为吴县许重熙撰，亦详略得中。”最后提到此书内容体例远不及王称《东都事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50云： “是编以《宋史》繁冗，故为删剃。然所刊削者不过奏疏及所历官阶而已，别无事增文省之处，亦不见剪裁熔铸之功。又去奸臣、叛臣之例，仍列于众人之中。案《隋书》以前，奸臣、叛臣本不别传，《新唐书》始另列之，后来作者多仍其例，亦足见彰痹之公。今并而一之，殊失示戒之意，未足以言复古。至所增郑思肖数人列传，亦疏略不详。惟遵循古例，不以道学、儒林分传，能扫除门户之见，为短中之一长耳。”
5. 《宋史稿》219卷，作者陈黄中 (1704——1762)，字和叔，清江苏吴江人。长于史学。积20年搜集史料、历8年编写《宋史稿》。其编写情况，据自序云：“有明一代改修者不一家，其最着者，如莆田柯维骐之《新编》，祥符王惟俭之《宋史记》，亦仅取旧史稍加删节，至其中一人两传及是非失实者，俱并仍之，较长絜短，莫能相尚。他如揭阳王昂之《史补》，天台王洙之《史质》，尤简略不详。自郐以下，无足论己。本朝通人朱彝尊，曾讥诸人 《长编》尚未属目，辄奋笔着书行世，犹夏虫之不可语冰，因欲汇宋代诸书，随时采获，积二十年，至乾隆十三年，因尽发向日所笔记者，讨论审订，改窜旧书，历八寒暑，乃克就稿。汰繁补逸，显微阐幽，期得是非之公，用存劝惩之义。然建隆以迄绍兴，载籍极博，涉猎取材，差为完备; 自时厥后，文献无征，旁搜广罗，不遗余力。旧史凡四百九十六卷，今兹取其大半，与《新唐书》之卷适相等。第较量史才，则无能为役。……名以史稿，志未成也。”
《宋史稿》当时没有镂板，今已不可得见，钱大昕曾在黄中卒后见此稿，并为之跋云：“吴门陈征士和叔《宋史稿》本纪十二、志三十四、表三、列传一百七十，共二百十九卷。其纠旧史之失，谓韩琦与陈升之、王珪同传，薰莸无别; 陈东、欧阳澈与宋季一僧一道士合传，拟于不伦、康保裔战败降契丹，官节度使，事见《辽史》，而以冠忠义;杜审琦卒于天成二年，而以冠外戚;凌唐佐本纪既书降金，而又入之忠义;李谷、窦贞固皆五代遗臣，入宋未仕，不应立传，皆确不可易。于奸臣传进史弥远、嵩之，而出曾布，颇与鄙意合。若王安石之立新法，引金人，虽兆宋祸，而本无奸邪之心;郑清之虽党于弥远，其在相位，亦无大恶。和叔俱以奸臣目之，未免太甚矣! 此稿增删涂乙，皆出和叔手迹，然前后义例，不能尽一，纪传无论赞，志无总序，盖犹未定之稿，较之柯氏《新编》，当在伯仲之间耳。”( 《潜研堂文集》卷28)
金毓黻先生认为：“据陈氏自序，知其用力甚深，补苴实多，且获见李焘《长编》等书，据以补柯、王二氏之缺略，则其胜于前作，自不待言。而钱氏谓与柯氏 《新编》在伯仲之间，是于陈作尚有微辞，何耶?盖柯氏于宋史用力已深，大体略备，义例之精，尤非后来诸作所能及。朱彝尊 ‘夏虫’ 之讥，殊失之过。钱氏生当多忌之世，亦不敢诵言其佳，故仅以二书相伯仲为言。陈书之未能付刊，亦以惧触时忌之故耳。”(《中国史学史》第七章)
陈书得失之论，大致具此。
6. 《宋史翼》40卷，作者陆心源 (1834—1894)，字刚父、号存斋，晚称潜园老人，清浙江归安人。咸丰九年举人，官至广东高廉兵备道。平生喜好藏书、着述，与当时常熟铁琴铜剑楼瞿氏、杭州八千卷楼丁氏、山东聊城海源阁杨氏，并称海内四大藏书家。尝有意改编 《宋史》，“后虑卷帙重大而精力渐衰”，乃着力辑补列传。书成，生前未及刻印，后于光绪三十三年 (1907) 由其子树藩刊布。
缪荃孙所作《宋史翼》序称，此书“积录应补之传至七百八十一人，附传六十四人，成四十卷”。据实际统计，正传、附传有945人，大部分是宋地方官。类例分诸臣 (17卷)、循吏 (5卷)、儒林 (3卷)、文苑 (4卷)、忠义 (3卷)、孝义 (1卷)、遗献 (2卷)、隐逸 (1卷)、方技 (2卷)、宦者 (1卷)、奸臣 (1卷)。所依据的史料，有宋人文集、笔记、《历代名臣奏议》、《续资治通鉴长编》、《长编纪事本末》、《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东都事略》，以及众多的地方志和金石碑刻。引书在400种以上，可谓繁富，如 《宋史》之 《循吏传》计12人，而此书达128人。而且每传皆侧注史料来源。如卷1 《张沔传》末注 “刘 《公是集》，参 《八闽通志》”。有的传记参稽史料10余种，信而有据。缪荃孙称此书“事增文省，亦何让 《新唐书》乎! 此书与先生 《宋诗纪事补遗》一百卷、《元佑党人传》十卷，皆天水氏一朝掌政之渊薮也”。因此书所列传记史料大都为《宋史》所未备，确可称 《宋史》之羽翼了。
明清时期改修订补 《宋史》之作主要有以上六种。明代尚有王昂 《宋史补》、沈世伯 《宋史就正编》，皆已失传，卷帙不详。有志改订而未成书者，明有周叙、汤显祖、刘同升、顾炎武等，清有朱彝尊、全祖望、杭世骏、邵晋涵、章学诚等。金毓黻认为： “大抵明人所改修之《宋史》，义例精而条理极密，故易于毕功;清贤所拟改修之《宋史》，义例不必精，而条理极密，故除陈黄中一人外(未包括清末陆心源)，余则徒托空谈，而不能成书。盖非十数年之岁月一手一足之烈所能为役也。”(《中国史学史》第七章)
明清时期改修《宋史》之风也影响到邻国。李氏朝鲜在明代宗景泰年间获得《宋史》(《朝鲜王朝实录·端宗实录》卷12端宗二年(1454)九月己未条)，当时君臣研读，既景仰宋朝之学术与文物，又慨叹《宋史》之潦草疏漏，因而“究心厘纂，仍即原史再四绎览，手自勾乙，略具编帙，命曰《宋史筌》。筌所以漉水取鱼也。踵加笔削，凡易十稿，而其不刊者才二三。诚如鱼不得漏，而水不得留也。” (《宋史筌》卷首载“上谕”)
此书于朝鲜正祖李算即位之初(即清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已纂修完成，缮校历4年之久，于正祖四年告竣进呈。稿本总计100卷。此后又经修补，于正祖十五年(1791)始刊行，即现存之《宋史筌》，凡本纪8卷、志47卷、世家2卷、列传91卷，共计148卷，外加目录、义例各1卷。
《宋史筌》义例凡52条，说明对《宋史》删改的原则。其中对纪、志、传的类别划分及标目多所改动，表删而不录，又以赵普、曹彬、李沆、韩琦、司马光、张浚、李纲、韩世忠、岳飞、文天详等10位功德之臣，升为宰辅世家。义例中没有批评《宋史》之《高丽传》，将两书之《高丽传》比较可知，《宋史筌》主要参照郑麟祉《高丽史》改修 《宋史》之 《高丽传》，有关高丽王朝之世系，宋与高丽间经济文化交流等史实有所订误增改，这是此书有价值之处。
上述诸种着作都尖锐批评 《宋史》繁杂，并下了大气力加以改修或订补，在某些观点或史料方面也确有可取之处。但从整体上说，改作皆不如原作价值高。这主要因为 《宋史》保存了大量今已逸失的宋国史资料，同时它也是迄今为止最系统、全面记录宋代320年历史的史籍。它在史学史中的地位已不可动摇。今后我们对《宋史》的努力目标不应是别为改作，而应详加订补，使之逐渐完善。借用金毓黻先生的话说：“改作则创始难为功，订补则因成易为力”。后者是实际可行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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