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有自己完整系统的历史着作，也有比较完整系统的历史观点。
对历史着作的作用和意义，司马迁有明确的认识。他认为，“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是为了 “自镜”(《高祖功臣年表·序》); “述往事”，是为了“思来者”(《太史公自序》，又《报任安书》)。回顾既往，不只是作为今日的借鉴，而且还在于寄希望于未来。如何通过历史着作去实现这一目标呢?他在 《报任安书》 中说：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这几句话，既是他写作之初所抱定的宗旨，又是他基本完成《史记》后的理论概括和总结。在他看来，“志古自镜”，“述往思来”，绝不能对历史只有表象的了解，必须要弄清历史上的“成败兴坏之理”。把韩非“理”的概念引入历史学中，包含着自觉地从实际的历史过程中去抽象它的一般运动法则的思想。从这样的高度来“志古自镜”、“述往思来”，比以往仅仅停留在个别人事上的 “以古训今”，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为着“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司马迁鲜明地提出从“天人之际”、“古今之变”这两个方面去探讨问题，实现了他 “成一家之言”的宏愿。
“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是汉武帝时代两个重大的政治理论问题。董仲舒“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得到了武帝的赞同和支持，遂使它成为代表官方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样，无论是在对待孤立或片断的历史问题上，还是在对当时所知的人类社会的整个进程方面，历史都被迷离于“天人感应”的气氛中。他们把自己 “天人感应”的理论，作为阐述“古今之变”的立足点，又反过来把自己对“古今之变”的看法，作为“天人感应”理论的佐证; 而对“古今之变”的一系列阐述，又是更高层次上的唯心主义的天人观。这两个问题，着眼的重点不同，内容上又相互包容。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历史学说来，就有三个具体问题需要认真对待。第一，如何清理已经被神化了的上古史?第二，如何处理已经渗透到社会史各方面的神人交通思想?第三，如何描述已经被“五德终始说”和“三统说”既定了的人类史进程?前两个问题，侧重于“天人之际”; 后一问题，则侧重于 “古今之变”。
1. “究天人之际”
司马迁清理上古史，自觉地抛弃了传说中的神话成分。战国后期至秦汉，三皇五帝说大盛。司马迁经过认真鉴别，慎重申明《史记》上限“自黄帝始”，以《五帝本纪》为全书之首。从庄子、屈原的着作，迄于差不多与司马迁同时的《山海经》、《淮南子》等书，都有关于开天辟地及人类早期生活的猜想。但司马迁认为那些说法无可稽考，不足为据，于是抛弃了“古未有天地之时”一类异说：“举凡庖牺蛇身人首之说，女娲补天炼石之谈，删削靡遗”(宋慈抱《续史通内篇·惜马》)。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抛割神话但又并不舍去那些可能是人事的材料。《五帝本纪》根据的主要材料是《五帝德》和《帝系姓》。《五帝德》中孔子所描述的黄帝很有些神的味道。《五帝本纪》却肯定黄帝是人。它以孔子的话为基础，也记黄帝“顺天地之纪、幽明之故、死生之说、存亡之难”，但断然删除了“乘龙依云”的话头。他补入了不少材料，把原先不满200字的记载，扩展为近500字，增加了黄帝代神农、灭蚩尤、疆域范围、政治措施、后裔，直到身死葬地，形成了大致条理化的帝纪，然而并没有采入神仙家们的胡诌。例如，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山海经》、《述异记》等说明，在秦汉间的文献和传说中，都是一场双方都能呼风唤雨的神怪之战。而《五帝本纪》仅写道：“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又例如，方士们制造了黄帝铸鼎升天的故事，弄得汉武帝也向往不已。《五帝本纪》却直书：“黄帝崩，葬桥山。”这些都说明，在司马迁的观念中，人类社会的历史不应该是神或者神人杂糅的历史，而是人的活动。这是他高明的地方。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他在洗涤上古史中荒诞杂说的同时，也抛弃了自先秦以来对远古的追述中包含的一些合理成分。
司马迁还注意把附会在历史中的神意从人类史中清理出去。从天人关系的角度说，他对公羊学的态度，突出地反映了他思想的这一基本倾向。春秋公羊学的哲学依据是阴阳五行说，其搓捏的历史材料来自《春秋》。司马迁对阴阳家祖师爷邹衍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他批评其理论“使人拘而多畏”(《自序》)，《封禅书》更干脆把他们称为“怪迂阿谀苟合之徒”，嘲笑“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孟子荀卿列传》详述了邹衍的学说和他的活动，说他“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指出“其语闳大不经”。对公羊学所尊崇的《春秋》，司马迁也有比较正确的看法。在董仲舒那里，《春秋》是一部天人感应的神学经典，人类史都是神的昭示和安排。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征引董仲舒有关孔子作《春秋》的话，则完全没有“天人相与”的意味。他自己明确地以人事论《春秋》，说孔子只是“论史记旧闻”，“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在《天官书》中，更断然指出： “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 至天道命，不传。”这就等于谴责公羊派并非孔子的嫡派子孙，以天道论六经，只不过是牵强附会而已。
《史记》还通过对具体历史人物命运的考察表明作者的态度。司马迁基本否定个人的命运受制于某种因果报应律则。在《伯夷列传》中他诘问道：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 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早夭。天之报施善人，其如何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着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这答案当然是“非”。白起引剑自刎，自认为是“诈而尽坑”赵降卒的因果;蒙恬吞药而死，自认为是筑长城“绝地脉”的报应; 项羽身死东城，更有“天亡我”的怨叹。司马迁都一一加以实际分析，表示不苟同他们的看法。他据实论白起之死：“白起料敌合变，出奇无穷，声震天下，然不能救患于应侯。”(《白起王翦列传》)他诘难蒙恬说： “何乃罪地脉哉?”(《蒙恬列传》)他嘲笑项羽说： “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乃引 ‘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项羽本纪》)
对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司马迁也基本上反对那种由上天决定的谬说。公元前542年，宋、卫、陈、郑4国同日遭大火。据《左传》说，这是天降下的灾难，申须和梓慎从天人感应的角度进行了论证并指出了大火确切发生的时间，结果所有的预言都实现了。司马迁却完全不相信这些材料。在《陈杞世家》、《卫康叔世家》、《宋微子世家》、《郑世家》、《十二诸侯年表》相应的年代下，单单记了个“火”字。据《左传》载，晋文公“将殡于曲沃，出绛，柩有声如牛”，卜偃于是预言了“将有西师过轶我，击之，必大捷”，果然秦师西来，晋取得了淆之战的巨大胜利。《秦本纪》、《晋世家》记晋文公卒和淆之战的过程，几乎全本《左传》，却删去了“柩有声如牛”和卜偃的预言! 再如秦晋韩原之战、晋伐虢、吴入郢、晋楚城濮之战等原始材料中，都或多或少地混杂着天人相应的素材，《史记》都只字未取。
对一些历史事件的“天人相与”的谬说及和它纠缠在一起的事件本身，司马迁往往还能揭露其内幕。《赵世家》、《扁鹊仓公列传》都载有秦缪(穆)公见上帝事，但《秦本纪》中却没有。而《封禅书》明白地说，这只不过是秦穆公的一场梦，“史书而记藏之府，而后世皆曰秦缪公上天”。《陈涉世家》描写了 “篝火狐鸣”的实际情况，亦不过是陈胜、吴广听了善揣人意的卜者的话而装神弄鬼。《淮南衡山列传》直刺一些辩士以“彗星见”预言“天下兵当大起”是“妄作妖言，谄谀王”。《封禅书》更是集中揭露“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特别是汉武帝事鬼神的专篇。它详记了方士们的骗术和武帝的受骗. 一方面是作伪不绝，一方面是信以为真，真正是“具见其表里”。
对神秘学说的起源，司马迁还根据具体情况分别指出其原因。第一是势力弱小，假威鬼神。如“苌弘以方事周灵王，诸侯莫朝周，周力少，苌弘乃明鬼神事”。(《封禅书》)第二种是当权者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而寄希望于神的昭示。如《天官书》所指出的：“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饿疾疫焦苦，臣主共忧患，其察��祥、候星气尤急。近世十二诸侯七国相王、言纵横者继踵，而皋、唐、甘、石因时务论其书传，故其占验凌乱米盐”。第三种是志得意满的统治者企图借助神的灵光以巩固其统治。如始皇采用邹衍的五德之运说。第四是统治者求长生不老之术加以提倡，方士们为了猎取禄位的有意捏造。当然，司马迁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神秘思想产生和存在的原因。但是，他没有离开社会本身去滥加解释，而且在他所指出的这些原因中，并非都是一般的表象的东西。在我国思想史上(更不要说在史学着作中)，能够如此多方面探寻有神论思想根源的，在司马迁之前，几乎是没有的。
在汉武帝时代，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已被排列在先验制造的既定程序之中，这就是由邹衍发轫后来又得到秦始皇采用的“五德终始说”，和由它蜕变而来的董仲舒的“三统说”。它既是一个“天人之际”的问题，又是一个“古今之变” 的问题。从天人关系的角度看，这两种学说把过去“天”对某些具体历史事件的规定性，提高到对整个人类社会运动过程的规定性;从“天人”之间横向的联系或片断的纵向联系，推广到包括古代到当代以至未来社会全部纵向的联系，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神学史观。这两种理论，笼罩着秦汉的政治与学术。
司马迁对“五德终始说”是不赞成的。这不仅表现在他对它的创始人邹衍所持的批判态度方面，还反映在《史记》的整体安排上。显示“王迹所兴”，旨在“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本纪，“上纪轩辕，下至于兹”，着为12。况且，按 “五德”说，秦仅占一 “德”，项羽根本没资格列入“终始”的次第，而《史记》中秦却分列二纪，项羽也有本纪。就表而言，五帝、夏、商、周的前期，仅纳入《三代世表》;周的中期和“十二诸侯”同列一表;周的后期及秦，也和其余六国列为一表。显见都没有按照“终始五德说”所规定的五行递嬗的次第来加以组织。在具体的叙述中，从五帝至汉，作者记载了不少关于“五德终始说”的材料，但并未附会其说。如“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为火德，秦伐周，从所不胜”(《秦始皇本纪》)，“秦灭六国……而亦颇推五胜，而自以为获水德之瑞”，“汉兴，高祖……亦自以为获水德之瑞”(《历书》)，都是当事者的“自以为”，都是对历史的客观记录。如果说《孟子荀卿列传》述邹衍及其学说是对这种理论的批判，那么，《秦始皇本纪》则有对这种理论实践的斥责。《史记》记述了秦自认水德之后，又夹叙夹议说：“(秦)刚毅戾深，事皆绝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导致灭亡，文后又引用贾谊“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作结，就是他这一立场的鲜明表现。
对于“三统说”，司马迁是接受了它的影响的。《史记》中确有三统说的某些论点，这在《高祖本纪》“太史公曰”、《天官书》中反映较为明显。但从司马迁的整个思想看，他仅仅采取了 “三统说”的个别论点，并不是全盘吸取。甚至在“三统说”中占重要位置的主张，他也未曾理睬。例如，组成 “三统说”的“三王、五帝、九皇”之说，“商夏质文”各相次法天、法地的“四法”说，“三统”与“四法”交错至12世完成一次历史大循环的说法，在 《史记》 中都没有反映或完整的反映。再如，汉代经师认为“《春秋》上黜夏，下存周，以《春秋》当新王”、“作新王之事，变周之制，当正黑统”(《春秋繁露》卷7《三代改制质文》)，都是“三统说”至要的理论，司马迁在很方便就可引用的地方，都未袭取。又如，“三统说”把秦置于统序之外，司马迁在抽象议论时，在极少的地方有这种意思，但在多数情况之下，在具体的叙述中，却是尊重历史的客观进程的，甚至在议论中也发表过不同看法：“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耳食无异，悲夫!”(《六国年表》)可见，司马迁虽然采用了三统说的少数说法，但并不肯定它的全部内容。
整个说来，司马迁在“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神学气氛中，难免受其影响。但是，他在历史着作的实践上，有意识地把神从上古史中清理出去，基本否认 “天”对个人命运到国家兴亡等人事的决定作用; 不相信“五德终始说”也并不以“三统说”为指导来编排人类历史的进程。那么，人们的思想、行动、遭遇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国家的成败兴坏、社会的变化，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他把自己的目光投注于人类社会本身，力图从现实生活去发现社会生活的基础，并从这点出发，去摸索社会历史现象所产生的根据，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论点和推测。
《史记》以《货殖列传》殿后是有深意的。它探讨和回答了人类生活的基础、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的关系、人们的思想行动和物质利益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它是作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原则性的概括。
司马迁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化的;但不管它怎样发展变化，人们对于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追求，都是任何力量改变不了的。他说：
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执能之荣，使俗之
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
这是因为，人们生活的基础，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流通。他在重点列举了各地的物产之后说：“(这些物产)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他进一步认为，生产活动的存在和发展，并不是什么“政教”创造出来的，而是受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某种规则所支配的客观过程：
此 (农、虞、工、商)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周书》曰： “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这就是说，社会的生产活动，是由于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的物质生活的需要而决定的; 这种天生的需要必然推动社会生产的分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司马迁充分肯定了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认为“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人类史是由人们的活动构成的，人们活动的轴心是各自的经济利益。由此出发，司马迁总结了人类社会史，严肃地指出社会上的“贤人”、“隐居岩穴之士”、“廉吏”、“壮士”、“闾巷少年”、“赵女郑姬”、“游闲公子”、“弋射渔猎”、“斗鸡走狗”、“医方诸食技术之人”、“农工商贾畜长”等各式各样人物，他们的活动形式虽然不同，但其目的都是为了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终不余力而让财矣”。这是十分明确的经济利益支配人类社会活动的卓越观点。
司马迁还试图从经济条件出发，来说明人们的社会地位、思想意识和政治制度。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役使关系是由人们对财富占有的多寡所决定的。他说：“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物之理”和“自然之验”是一个意思，说明他把人对财富的占有情况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道理，是看成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一样的法则的。他从春秋时的子贡写到汉代的杜氏等等，具体记述了他们“与时俯仰，获其赢利”的“章章尤异者”，用事实说明这个法则。他议论乌氏倮和寡妇清说：“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他把“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的富有者和“封君”进行了经济上的对比，认为“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司马迁认为经济地位还决定了人们的道德观念;统治者宣扬的“仁义”，只不过是掠夺者的道德，是十分虚伪的。他说：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司马迁的道德论，显然是和董仲舒的“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人性是“天施之在人者也”(《春秋繁露》卷1《玉杯》;卷2《竹林》)为出发点的“性三品”说绝然不同的。对其它一些社会意识形态，司马迁也企图给予符合事实的说明。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的他对有神论思想根源的探讨，就是突出的事例之一。再如，他认为“礼仪”的产生，不是什么“上天”的意旨，也不是哪个人随心所欲的产物，而是“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礼书》)，肯定了 “礼”是由社会本身的需要而产生的，而这种需要的根源，又是人对物质生活资料的追求。
司马迁基本上站在唯物主义方面，对“天人之际”的问题作了正面回答。其中已经涉及到了“古今之变”的问题。而从总体上看，他的这些唯物主义观点的阐述，则又是他历史变化观的坚实基础。
2. “通古今之变”
在司马迁看来，人们基于物质利益的需要而进行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为着自身利益而进行的其它活动，是社会变化、国家富强的基本原因。他在具体探讨“古今之变”时，表现出他的历史观，是朴素的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观。
《史记》贯注着“通古今之变”的思想，十表和八书就是集中表达古今之变的篇章。十表不仅提纲挈领地排列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物和大事，以反映古今之变，而且有些表的序文，还概括地讲到了一些古今之变的大事。八书论述典章制度，重点也是概述有关典制的变化。作者在阐述作书的目的时说：“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 (《自序》) 又说： “略协古今之变”，“切近世，极人变”，“以观事变”。这说明他要写入八书的是社会经济、学术文化、军事、天文、水利、迷信活动等等方面的古今之变。
“综其终始”，“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承敝通变”，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基本方法。“综其终始”(《十二诸侯年表》)和“原始察终”(《自序》)，是把历史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等都摆出来，进行全过程的综合考察。“见盛观衰”和“承敝通变”，是力求透过事情的表象，看出它的发展趋势。总结起来，就是通过对历史全过程的分析，努力通过现象看本质，找出它变化的真正原因和去向。
司马迁看到了历史变化有一个由发生、发展最后造成剧变的过程。关于秦统一六国这个重大事变，他在《六国年表·序》中指出，秦经过了襄公作西畴“僭端见”、文公“与齐桓、晋文中国侯伯侔”、献公之后“常雄诸侯”“稍以蚕食六国”等阶段，“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对秦汉之际天翻地复的变化，作者也把它作为一个全过程来考察，紧紧抓住陈涉、项羽、刘邦3个反秦集团在亡秦战争中的作用，在《秦楚之际月表·序》中客观地描述了这个过程：“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从这一观点出发，《史记》安排了《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又把项羽列入本纪，把陈涉列入世家，以呈示历史发展变化的基本线索。同时，也给了他们相应的历史地位。这是死抱着封建正统观念的人无法理解的。
司马迁在探讨国家的治乱兴衰的变化时，明确地把它和经济因素联系起来，从经济角度去解释这些历史事件的原因。他在《货殖列传》中，总结齐国逐渐富强起来，以至于“称霸”一时，是由于重视生产，“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进行改革，“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这个观点，还突出地表现在他对秦“卒并海内”及其迅速灭亡的基本原因的探讨上。秦之强，自商鞅变法开始。《商君列传》记商鞅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又说，历经变法，“秦人富强”。《河渠书》记秦修郑国渠，“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作者显然是认识到秦的大业不是凭空产生，而是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他写秦在统一之后，虽然先有“上农除末”、“黔首是富”、“男乐其畴，女修其业”(《秦始皇本纪》)之说，但始皇晚年和秦二世统治之时，由于大事兴作，不断用兵，穷奢极侈，“赋敛愈重，戍徭不已”( 《李斯列传》)，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因为 “财匮力尽，民不聊生”(《张耳陈余列传》)，“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平准书》)，“于是楚戍卒陈胜、吴广等乃作乱，起于山东，杰俊相立，自置为侯王，叛秦”(《李斯列传》)。秦朝就是在国家经济破产，人民起而反抗的情况下垮台的。
司马迁写汉代经济，自汉初到武帝之时也有变化。《平准书》就是通过记述汉代财货和财经政策情况，而观察汉初百年间经济上“物盛而衰的。作者指出，权贵豪富对人民剥削和压迫，及其奢侈浪费，造成社会矛盾激化。同时，又指出，汉武帝南征北战，使得“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财赂衰耗而不赡”。经济上的衰败和政治上的原因，引起了人心混乱。百姓破产，流民成群，以致“盗贼滋起”。作者在不少篇章中都揭示出，国家经济越是衰败，社会矛盾就越是复杂，政治生活就越是腐败，道德风尚也就江河日下。
司马迁探究“古今之变”的原因，有时侧重分析“形势”、“兵力”，有时侧重人心向背和人谋得失。其中，在不少地方他是明确把以上的一些因素和经济联系起来考察的。如“秦用商鞅，富国强兵”(《孟子荀卿列传》)，“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平准书》)等，就是把用人和经济的发展、最后又把经济上的富裕与国家的强盛联系起来考察的。
但是，司马迁在一些地方，也不恰当地夸大了个人和人谋的作用，以至将帝王将相当作历史变化的决定性力量。凡所谓暴君、奸臣、小人，如桀、纣、幽、厉、秦二世、赵高等在位，便破坏政事，毁灭王迹，导致国家丧亡; 凡所谓圣君、贤人，如禹、汤、文、武、周公、汉高祖、汉文帝等等人物执政，就王迹兴起，国家强大。他强调说：“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楚元王世家》)“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 唯在择任将相哉!”(《匈奴列传》)有时候，他还认为天变也影响历史的变化。如《天官书》说： “秦始皇之时，十五年彗星四见，久者八十日，长或竟天。其后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因以张楚并起，三十年之间兵相骀藉，不可胜数。……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平城之围，月晕参、毕七重。诸吕作乱，日蚀，昼晦”等等，以为 “由是观之，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者也”。虽然他在其它篇章中对天变也表明过不同看法，甚至抛开了天人感应的说教，但毕竟说明他的历史观并不纯粹，他没有、也不可能自觉地把历史变化的终极原因完全归结于经济，更没有把决定社会运动的矛盾作更高层次的抽象。他只是“少臆中之说”(王充《论衡·案书篇》)，倾向于从社会内部去说明历史的变化，并从经济角度给予一些解释。因此，司马迁的历史观只是一种朴素的唯物的发展观。
十分明显，两千多年前就出现在《史记》中的这种观点，是难能可贵的。问题是如何给予它恰如其分的评价。
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时指出：“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政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应有的权威此时终于被承认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本，第3卷，第41页)马克思和恩格斯都非常强调这个“事实”对于历史学的重要意义。他们认为：
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大家知道，德国人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所以他们从来没有为历史提供世俗基础，因此从来没有一个历史学家。法国人和英国人尽管对这一事实同所谓的历史联系了解得非常片面(特别因为他们受政治思想的束缚)，但毕竟作了一些给历史编纂学提供唯物主义基础的初步尝试，首次写出了市民社会史、商业史和工业史。(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1页)
由此，可以认为，在我国历史学的发展史上，司马迁比较全面地把人类史看成是人们自身的活动，而不是实现神意的工具;人类史是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过程，并不是“天”的安排，从而把自己的目光投注于人类史的实际过程，试图把人类史置于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基础上，并从这个角度出发去探究人的社会地位、人们的相互关系、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等方面的问题，无论在深度还是系统性方面，都达到了前无古人的高度，尽管他在一些问题上没能把以上的观点完全贯彻到底，“但毕竟作了一些给历史编纂学提供唯物主义基础的初步尝试”，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
关于司马迁的生平的一些问题，学术界尚有不同意见。其中以生年和生地争论最大。根据郑鹤声《司马迁生年问题的商榷》(附在1956年新版《司马迁年谱》后)列举，对司马迁的生年共有6种不同说法，即景帝前元四年戊子(前153)说、景帝中元年丙申 (前145)说、景帝后元元年戊戍(前143) 说、武帝建元年丙午 (前135) 说、武帝元光六年壬子 (前129) 说、武帝元朔二年 (前127) 说。6种说法中，以景帝中元五年和武帝建元六年说影响最大。前者以王国维为代表，后者以郭沫若为代表。王国维的意见见《太史公行年考》，郭沫若驳王国维的文章《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 见1955年第6期 《历史研究》。近年来，赵光贤 《司马迁生年考辩》 (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补充证据，支持郭说。施丁《司马迁生年考》 ( 《杭州大学学报》 1984年第3期) 依日本南化本 《史记》注文，为王国维说提供了新的证据。关于司马迁的生地，从大处说，自清代起，即有山西河津与陕西韩城之争。一般以为韩城说为是。但河津之说仍有人坚持，黄乃管《司马迁出生在今山西河津县说》(《晋阳学刊》1983年第6期)即是此说的代表。另外，施丁的文章除考其生年外，还推断司马迁仕为郎中，“大约在元狩五年”。祁庆富考定，司马迁为郎后出使西南夷，出发的时间为元鼎五年 (前112) 秋，其任务是去设郡，他的身份是郎中将，大约元鼎六年秋 (岁末) 至元封元年 (前110)冬 (岁首)离开西南还报命。关于司马迁的死，近些年来，似乎有更多的学者相信卫宏所说的 “有怨言，下狱死”的话。如陈尽忠《释〈报任安书〉的几个问题》(《厦门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 等文即持此观点; 范振国《关于司马迁的结局问题》 ( 《史学月刊》1985年第6期) 亦有探讨。
《史记》是司马迁父子相仍而作，是自古及今一般研究者的看法。自清人方苞起，就有考论司马谈作史的文字。后来顾颉刚、李长之亦有续考，顾文见《史林杂识初编》，李文见于《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80年代，又有新的发现。赖长扬《司马谈作史补证》(《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2期)断定《孝文本纪》为司马谈所作。赵生群更认为《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秦始皇本纪》等篇出自司马谈之手，《历书》、《天官书》、《封禅书》等为父子合着。对此，张大可有《司马谈作史考述评》(《史记研究》)，历述其源流功过，可供参考。
对《史记》体例的分析，仍是学者津津乐道的题目。葛一之《史记体例的分析》(《文汇报》1961年8月27日)较为允当。文章突破前人陈见，阐述了本纪、表、书、世家、传各自的作用和联系，认为司马迁下笔时，是把130篇当做一篇看的，强调时照顾全书的整体性和有机性，体现出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的价值。
在关于《史记》体例的研究中，项羽入本纪和陈涉入世家曾引起了无数聚讼。旧史家普遍认为，这是“自乱其例”。对立者虽有论说，多以旧观念立论。许志刚 《史记中本纪、世家体例》 (《文学遗产》 1986年第5期)对此有新的表述，认为本纪是兼顾国统与岁时两个方面，项羽入本纪，既符合他为天下主命的历史实际，又是系年的需要;从地位和功绩两方面看，陈涉都不同于一般人臣，把他载入世家，是合于《史记》体例的。晁福林《司马迁与陈涉世家》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 从另一角度肯定陈涉入世家，认为这并不表明司马迁对农民起义的同情，也不是歌颂人民对暴力统治的反抗，亦未把陈涉与商汤伐桀、武王灭纣、孔子作《春秋》等量齐观，西汉王朝建立在秦末农民起义的基础上，司马迁是把陈涉当做汉王朝的功臣对待的。
对 《史记》10表的研究，张大可 《论〈史记〉十表之结构与功用》(《青海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较为详明。文章认为10表的最大功用有3方面。第一，编纂方法上，归类条析，既简洁明晰地反映了历史大势，又综合归纳了丰富的历史内容;第二，褒贬笔法的经纬纵横，表隐微之事，创为“无言之文”;第三，十表编年纪历，划分历史断限，建立了古代的年代学。另外，很使后代学者迷惑的 《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中的 “倒书”，亦有专文探究。如李解民《史记表中的倒文》(《学林漫录》第3集，1981年中华书局版)、施丁《试谈〈史记·将相表〉之 “倒书”》 (《古籍整理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张大可《试析将相表之结构与倒书》 (见《史记研究》)都提出了各自的看法。
俞樟华则详析了“太史公曰”的主要思想内容 (《试论〈史记〉中的“太史公曰”》，《浙江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认为有阐明立篇旨意、论史料的选择和运用的态度、引据事实辟去相传的谬说、叙述实际调查行踪和收获、谈个人成败得失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论为政得失、自述学习和研究历史的经过及撰着《史记》的动机、意旨和感想等7个方面。
在 《史记》载述内容方面的研究有很大进展。施丁 《司马迁写当代史》(《历史研究》1979年第7期)是篇重要文章。文章认为，《史记》用半数以上篇幅写当代史，表明司马迁非常重视当代史;最可贵之处是“实录”，并直率尖锐地发表评论。公盾《〈史记〉中对我国科技史的记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6期)分析了 《史记》 中记述的科技资料，把司马迁作为我国古代杰出的科技史家来认识和评论。薄树人《试论司马迁的天文学思想》 (《史学史研究》 1982年第3期) 肯定司马迁在天文学上有九大贡献，认为他“完全有资格跻身于古代世界大天文学家的行列”。杜升云《司马迁笔下的星汉世界》(《文史知识》1985年第9期)称《天官书》是世界上罕见的天文学史文献，分析了司马氏星官体系的4个重要特点，认为“司马迁结束了我国战国时代天文诸家不同体系并立的局面，为后世保存了前人认识恒星的成果”，“为我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建立了巨大功勋”。
一些学者还对《史记》的取材及其特点进行了更细致地研究。孙钦善总结了《〈史记〉采用文献史料的特点》(《文献》1980年第2辑)，认为博征综考，实事求是，是司马迁的基本指导思想，它的特点和得失有：①力求质实，不取虚妄荒诞之说，但亦有相信天命和简单排斥、生硬曲解的局限;②对历史事件，有根据地取舍、综合，但也有勉强牵合，造成抵牾而失之主观拼凑的地方;③对于历史人物，不迷信偏见成说，能根据全面材料重新评价，选择适当的材料加以表现;④采用某些材料时，根据需要往往改动细节或虚构情节，虽与具体事实不符，但并不从根本上违背历史事实;⑤对史料作连贯串通、删节剪裁、增文修饰、译释古文等文字加工。王克奇从整个文献学发展的角度，称司马迁为 “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开创人”，认为他有通达宏博的文献观，他的文献考辩原则主要有：文献间互考;验之以实事; 在前二者的基础上，加以 “深思”作出判断。该文还从取舍原则、编纂体例和着书叙例3方面论述了司马迁在文献编纂上的发凡起例的功绩。(《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开拓者司马迁》，《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2期) 毕熙燕《〈史记〉对〈战国策〉的吸收与改造》 (《新疆师大学报》1983年第1期)和李真瑜《〈史记〉与〈楚汉春秋〉》(《人文杂志》1986年第6期)则分别研究了《史记》与《战国策》和《楚汉春秋》的具体关系。
阐述司马迁及其思想的论文最多。从历史哲学、政治思想到文学、美学、天文学等各方面都有论文讨论。
自从班彪评《史记》之后，在思想派别的归属问题上，历来就存在道家说、儒家说、道儒兼备说诸种意见。这种论争一直延续到现在，仍然是各执一端，互不委曲。不过，近些年来，各派意见都有所深化。杨向奎认为，司马迁是前期公羊学派中的重要人物，他一颂货殖、二颂游侠;歌颂秦的统一，歌颂汉的统一;有法后王的论调;对天人之学有许多发挥，依据大体上是传统的五行说和公羊说。(《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1期)吴汝煜《史记与公羊学》(《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认为司马迁对公羊学既有所吸收，又有所突破;既能择其长，又能弃其短，公羊学对他的影响比较直接和明显，表现在主张以有道伐无道、主张大一统、崇让尚耻等。赖长扬《司马迁与春秋公羊学》 (《史学史研究》1979年第4期) 和 《论司马迁历史哲学中的唯物主义观点》 ( 《史学史研究》1980年第6期)两文，不同意把司马迁的思想归属于公羊家的观点，认为公羊学的基础是阴阳五行说，其主要内容是“天人感应”，派生的观点有“历史循环论的三统说”、“王权神授说”等等，司马迁对董仲舒的神学以及阴阳家的祖师爷邹衍都采取了批判态度，认为司马迁摒弃了“天人感应”，并且已经发现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因此，他“力图从经济条件出发来说明人们的社会地位、思想意识和政治制度”。陆永品《司马迁的历史观》(《河北师院学报》1980年第3期)与杨向奎商榷，认为司马迁的思想体系是与董仲舒对立的。江淳《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初探》(《广西师院学报》，1982年第4期)，亦不同意杨说。宋纹《史记天官书论略》 (《人文杂志》1985年第5期)对判断司马迁思想有重大意义的《天官书》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天官书》是假天象以应吉凶，不写不行，聊备一格而已。司马迁已深感星占学为荒诞不经，但又不能不先示以虔诚，然后再假天大作反面文章。这种“究天人之际”的方法论，实际上是在暗里釜底抽薪，捅出了星占学的诡密;《天官书》的问世，便是星占学破产的开始。
从大体的分野论说思想归宿的论文还有徐宗文《略论司马迁思想的基本倾向》(《苏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侯绍庄和冷天放合作的《论司马迁及其〈史记〉的基本思想倾向》 (《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等均认为司马迁崇儒。张家顺则持《司马迁尊奉黄老论》(《中州学刊》 1982年第5期)。
胡大雷《从系统论的观点看董仲舒春秋公羊学与道家在司马迁历史观中的地位和作用》(《宁夏教育学院学报》1986年第4期)基本上持儒、道兼有说，但他认为司马迁历史观系统整体有“高高地凌驾于董仲舒春秋公羊学与道家之上的新质”。
高振铎《司马迁的 “成一家之言”新解》 ( 《贵州社会科学》 1985年第5期)对以上的划分都不满意，认为“各执一词，失之偏颇”，应该把司马迁当作两汉时期新出现的史家，“这是产生六家的先秦所根本没有的一家”。该文认为，《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历数了儒家、说客、历法家、阴阳家、谱牒家等之偏颇点，各取史事的一个侧面，记载简单，都不能给人提供有关历史的关键性问题，没有提到的墨、法、名、道同样如此。司马迁有针对的提出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新观点，正是他和各家的根本不同之处，构成了他的“一家之言”，是史家之言;司马迁是西汉时期新产生的一个学派，即史家。
专论司马迁政治思想的论文，较全面的有来新夏《从〈史记〉看司马迁的政治思想》(《文史哲》1981年第2期)。文章认为，司马迁所继承的思想资料，是以董仲舒改造过的汉初之儒为主而抽换了董学中的阴阳家部分，而易以黄老之治的思想，杂糅孕育出来的新的结合体;他的政治观点是以汉得天下为正，希望汉政权的巩固和稳定，有浓厚的大一统思想，更是中央集权的热烈拥护者;他与武帝之间在用兵、严法、好利这三方面产生了较大分歧，“李陵之祸”这种分歧、矛盾积累的总爆发。此文中的“总爆发说”，引起了一些文章的反驳，如沈伯俊《司马迁为何被刑》 (《陕西师大学报》 1982年第4期)、王贵福 《从〈史记〉看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态度》(《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均不同意该说。王文持60年代就有的 “中小地主说” (参见陈可青《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及其阶级性》，《新建设》1965年第1期) 认为： “司马迁是中小地主阶级的代表者”，他对汉武帝或支持、赞扬，或否定、抨击，都是从这点出发的。
对 《史记》 的文学成就，是众多论文探讨的一个重要方面。李文初《司马迁的 “史”的观念与 《史记》的文学价值》 (《古典文学论丛》第3辑)认为： 历史和文学有机地结合，是我国古代历史着作的特点; 人们的文学才能又往往通过历史记载这一途径或形式得到较早的表现和发挥，《史记》正是这种历史的产物。司马迁“史”的观念中含有文学的素质，所以他才在写《史记》的过程中，不自觉地运用了许多文学的手段和方法，使其着作放射着文学的异彩。刘振东《中国叙事文学的伟大里程碑》(《齐鲁学刊》古典文学专号，1983年)把《史记》放在叙事文学发展的基本线索中去考察，发现它“刚好出现在中国叙事文学发展进程前后期主要潮流的交接点上”，充当了把历史文学所积累起来的传统与经验输送给后代叙事文学作品的桥梁。它在文学上的贡献在于把写人放在中心地位上;描写历史人物又着重表现他们的思想和性格;既突出其主导方面，又能写出多样性。刘松来《〈史记〉‘互见法’ 初探》(《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指出：“互见法”是史传文学与其他传记文学相互区别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史传文学中“文”与“史”两种因素结合的中介。陈辽阐述了 《史记》对我国古典军事文学的贡献 (《论〈史记〉对我国古典军事文学的贡献》，《艺谭》1982年第3期)，徐传武讨论了 《〈史记〉军事描写篇章的几个特点》(《人文杂志》1986年第1期)。还有一大批文章继续讨论《史记》人物描写的手法、讽刺艺术等问题。
研究司马迁的美学思想，是李长之先生的发明。(参见《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 近些年来又重新提了出来。叶幼明 《略论司马迁的美学思想》(《求索》1986年第1期) 认为： “真实”和 “雅”是司马迁的审美标准;“爱奇”是他的审美原则; “悲愤”是其美学思想的重要内容。韩兆琦《司马迁的审美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韩林德《试论司马迁的审美观》 (《思想战线》1983年第6期) 等文也讨论了这方面的问题。
对《史记》“三家注”亦有专文研究。近些年有黄宝生《〈史记〉“三家注”的词义注释浅析》(《辽宁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赵英翘《试论〈史记〉三家注》(《佳木斯师专学报》1984年第4期)、贺次君《日本〈史记会注考证〉增补〈史记正义〉的真伪问题》(《文史》第14辑)等专论。
关于《史记》研究史的探讨是近些年提出的一个新课题。鹿湑慧《试论封建社会〈史记〉研究的主线》(《学术月刊》1986年第1期)把班固评论《史记》的三句话构成的研究和评价的主线，划分为四个时期：宋以前是《史记》受批判的时期;宋代是遭受猛烈攻击的第二时期; 明代为第三时期，更多的是对《史记》的赞扬和对斑固及其拥护者的批评;清代为第四时期，封建文化对司马迁给予了最高评价，同时对《史记》又予以最大的曲解和阉割。这方面的论文还有郭双成《评班氏父子对司马迁及其〈史记〉的评价》 ( 《郑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许凌云 《刘知几“抑马扬班”辨》 (《江汉论坛》 1984年第11期) 等文。近几十年的《史记》研究，有肖黎《三十五年 (1951—1984) 来《史记》研究述评》 (见《司马迁评传》)、张大可《三十年来史记研究述评》(见《史记研究》)等文。
仅从以上撷取的部分论文中就可以看到，近些年来《史记》研究的范围有很大开拓，对一些问题的讨论有所深化，但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至今还存在较大的分歧; 成绩可观，却尚待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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