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家世和他的生活经历，对他人格的形成都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而这一切对于理解司马迁和《史记》的精神，都是必不可少的。
1. 古老的家世
司马迁在《自序》中，曾满怀深情地追叙过他古老的家世。他说，颛顼时代专门掌管天上事情的南正 (官名) 重和专门管理地上事情的火正(官名)黎，是自己的始祖。“重黎氏世序天地”，历经唐虞、夏、商，一直到周宣王之前。之后，重黎氏的后人就不再司天司地，改做了司马官，因此以官为氏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一直任周朝的史官，掌历史记载。到了东周惠王、襄王时期 (前676—651)，因王室内乱，司马氏到了晋国。后来又更加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 司马迁祖上的一支，就是在公元前621年迁居秦国少梁 (今陕西韩城) 的。
司马迁的八世祖司马错，因伐蜀有功，做过秦惠文王的蜀郡守。司马错的孙子司马靳，是秦昭襄王时(前306—前251) 的武安君白起的部将，参加了攻打赵国的长平之战，坑杀赵军40万，后来与白起一起被逼自杀。司马靳的孙子司马昌，是秦始皇时的秦主铁官。司马昌的儿子司马无泽，是汉初长安四市的一个市长。司马无泽的儿子司马喜，曾任过低级军官五大夫。司马喜的儿子就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
司马谈生年不可考，卒于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武帝初年，司马谈任太史令，俸禄六百石。他“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自序》)，是一位通晓天文气象、阴阳吉凶、崇尚黄老之学的学问家。他对古代思想学术源流很有研究。他的《论六家要旨》条分缕析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之短长，表达了十分精辟的看法。他又是一位有强烈责任感的官僚，时刻不忘去履行自己太史令的职守。这两个因素促使他把祖上曾“世典周史”视为至上的荣光。而“周室太史”之后人这一事实又反过来激发着他 “续吾祖” 的雄心。
“周室太史”的先祖确实应使为太史令的后人感到自豪的。我国古代史官很早就设置了史官。但早期的史官，都是神职。司马迁自述其先祖，起自重和黎是很有道理的。“重”即是 “申”，“申”即是“神”; “黎”即“吕”，“申司天而吕司地”。(参见杨向奎《再论老子》，《史学史研究》1990年第3期)后来，他们才逐渐由神而巫，由巫而史。后一转变大约发生在周宣王时期。这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失其守”，即失去了 “绝地通天”的职守。在这之后，才“世典周史”的。而“典周史”，确实是周太史之主要职责之一。
周代的史官主要有太史和内史两个系统。太史地位较高，属于朝廷六卿中的三左之一，又称“左史”。他除了协助周王处理政务外，还负责记录时事，所谓“君举必书”，“动则左史书之”。(《礼记》)本来，史官是世袭的。但到春秋中叶之后，就逐渐破坏了。司马氏这一支由周之太史而转为它事，也就发生在这一时期。从这时算起，到司马谈为太史令，中间大约中绝了500余年。而司马谈仍拳拳不忘，一心续祖，可见他对太史令这一职务如何重视了。
司马谈对史官世家的强调、他的学识和尽职的精神，直接影响着司马迁的成长。
2. 生平
司马迁，字子长，汉左冯翊夏阳 (今陕西韩城)人。一般认为，他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卒于武帝征和三年(前90)左右。一生的主要活动时期，大致与汉武帝在位相始终。
司马迁幼年在家乡生活。他《自序》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这个龙门，是一语双关。一指龙门寨，一指黄河上的龙门。龙门寨在今韩城市西高门村西边的沟畔，地属高门村，是个四面不接连平原的孤岗，寨子面积约50亩。黄河上的龙门，在韩城北韩城与山西河津县的交界处，传说为大禹治水时所凿。前为实生之地，后为依附之辞。本来韩城已是“山川清淑之气，钟灵毓秀”，司马迁还要加上北望黄河吐吞、巍然屹立于洪流之中的龙门，实在说明司马迁对灵秀奇特的自然是如何倾心了!这时候司马谈尚未做官，以务农为业。牛羊的呼唤、同伴的短笛、漂荡在黄土高原上那苍凉的牧歌，浸润着司马迁的童心。
大约10岁时，司马迁随就任太史令的父亲到长安，开始“诵古文”。曾跟孔安国学习过古文《尚书》，大约还听董仲舒讲过《公羊春秋》。他逐渐博通“六艺”，涉猎“百家杂语”;精天文、律历、地理，并知医、乐、占卜; 喜文学，尤其推崇屈原、贾谊、司马相如的辞赋。在这一段时期中的某年，司马迁家迁茂林。于是茂林显武里便成了他的新籍贯。(《太史公自序》，《索隐》 引 《博物志》)
司马谈为延续太史的祖业而从多方面培养自己的儿子。司马迁20岁时，司马谈便支持他外出漫游，去熟习地理、观察风俗、“网罗天下放失旧闻”。于是，司马迁“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太史公自序》)这大约耗时一、二年的远游，足迹踏遍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今山东、河南等地。美丽富饶的大地，丰富神奇的传说，时时震憾着司马迁的心，往往使他睹物思人、扶今追昔而低徊留连。这次游历对司马迁的思想和着作影响都是深刻的。通过实地考察，他印证了许多历史文献和传闻、搜集了一些新的历史资料，熟习了山川地理，体察了风俗民情。这些收获无疑使他的着作得益不浅。甚至对他疏荡豪放写作风格的形成也影响不小。
可能在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至元鼎元年(前116)之间，司马迁被选做郎中。郎中是郎官中最低的一级，秩比三百石，职责是“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汉书·百官公卿表》)因此，司马迁可以经常侍从武帝，得以亲历时事。特别是扈从巡游，使他“西至空桐” (崆峒，今甘肃平凉县西)，弥补了他以前漫游未曾西行的不足。
元鼎六年(前111)，司马迁奉命出使“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太史公自序》)这一任务是汉武帝自元光五年 (前130) 开始经略西南以后的又一例行公事，大略是代表汉皇朝去安抚和视察西南地区。司马迁无疑又充分利用了这次机会，对西南地区的民族、地理、物产、风俗都进行了考察。这对他以后写作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深化对多民族国家的认识，都有积极的作用。
元封元年 (前110)，汉武帝决定上泰山举行封禅。筑坛祭天叫做“封”，辟地祭地叫做“禅”。据说帝王只有举行了这种典礼，才能表明他是“真命天子”。汉开国之后迄于文、景两代，只求清静无为，虽然有人陈说封禅事，终究未曾实现。元封时候的西汉，东南沿海已经安定，匈奴又远徙漠北，好大喜功的汉武帝早就按奈不住封禅的欲望了。这一年冬十月，他亲自统率十余万大军，耀武扬威，东上泰山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大典。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谈当然随行，不幸途中患病留滞周南(今河南洛阳)。这时，司马迁刚刚从西南回来。他赶到洛阳，见到了临终的父亲。诀别之际，司马谈“执迁手而泣”，倾吐了自己的宿愿，留下了给儿子的遗命：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着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 《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俯首流涕”，表示了继承父志的决心： “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 《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父子的话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是司马谈对儿子的最高期望是“孝”，具体内容是“立身”，即做出一番大事业以光宗耀祖。其“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的顺序，显然和许多人的看法不一样。这一临终遗言也反映出了他平时教育司马迁的主要思想内容。第二是申言了他“欲论着”的愿望是要效法孔子作《春秋》，即所谓“学者至今则之”。第三，透露出了司马谈已经开始进行写作的消息。司马谈切切嘱咐“无忘吾所欲论着矣”，而司马迁回答“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司马谈确有“所次旧闻”。据后人研究，今《史记》中有的篇章就出于司马谈的手笔。其中有本纪、有世家，也有传和“太史公曰”。司马谈对《史记》的发凡起例之功是不可磨灭的。
老太史公的估测果然应验了，元封三年(前108) 司马迁被任命为太史令。司马迁于是能饱读“石室金匮”的国家藏书，以及“靡不毕集于太史公”的“天下遗文古事”。于是开始积累资料，准备写作。太初元年(前104)，他倡议改历并积极参加了这一工作，把汉朝沿用的已不准确的《颛.顼历》，改为比较精密的《太初历》。此后，他全力以赴地正式开始了着述的工作。谁知一场大祸降临了。
天汉二年(前99)，名将李广之孙李陵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击匈奴。李陵率兵五千，孤军“深践戒马之地”。结果被匈奴数万骑兵包围，寡不敌众，又无后援，终于全军溃败，下马投降。司马迁平时对李陵印象很好，认为他“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循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报任安书》)而李陵是在敌我悬殊且又经过死战之后不得已而投降的。于是，他在汉武帝面前为李陵辩护，说李陵可能不是真投降，而是“欲得其当而报汉” 的假降。这一下触怒了武帝。天汉三年 (前98)，被定了 “诬罔主上”的死罪，于是“深幽囹圄之中”。司马迁“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又“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或者赴死，或者求生，他面临着严重的选择。他想，自己的着作“草创未就”，如果受诛，如蝼蚁般死去，实在“轻于鸿毛”。他决定自请宫刑，以免一死。在为李陵辩护而下狱到接受腐刑的整个过程中，人情的冷暖，世态的炎凉，都不能不迫使司马迁从一个被迫害者的角度对社会进行新的审视。
大约在太始元年 (前96)，司马迁出狱，被任命为中书令。中书令“领赞尚书，出入奏事，秩千石”，是朝廷的重要官员之一。在一些人看来，这是“尊宠任职”，但司马迁很明白，在武帝一人专制之下，不过是“扫除之隶”、“闺阁之臣”而已。他默默地含着血泪，把全部的才学和见识，都贯注于自己的着作之中，最后终于完成了开创我国史学新时代的不朽着作《史记》。当时却不敢公开。
司马迁还有其他着作。据诸书所录，计有署名为“太史公”的3种：《万岁历》1卷 (见《隋书·经籍志》)、《素王妙论》2卷 (见《同上》)、《太史公·堪舆八会》(见《魏书·殷绍传》); 署名司马迁的两种： 《司马迁集》1卷 (见《隋书·经籍志》)、《司马迁赋》8卷 (见《汉书·艺文志》)。前3种很难说是司马迁的着述。后2种今存遗文3篇： 《悲士不遇赋》 (见《艺文类聚》卷30)、《报任安书》 (见《汉书·司马迁传》、《文选》)、《与挚伯峻书》(见皇甫谧《高士传》、又严可均《全汉文》)。前2篇可信，后1篇殊难推考。
司马迁有一女儿，嫁在汉昭帝时做上了丞相的杨敞。(《同州府志·列女传》)其子杨恽，曾告发霍光的子孙谋反，汉宣帝任命他为中郎将，封为平通侯。他自幼爱读外祖所着书，便上书宣帝，《史记》才第一次公诸于世。
司马迁也有儿子，名字不可考。“至王莽时，求封迁后，为史通子”。( 《汉书·司马迁传》)
关于司马迁的后裔，他的家乡有许多传说。吉春《司马迁年谱新编》(三秦出版社，1989年4月版)，录之甚详，可备参考。
3. 动机与人格
所谓人格，是人“前后一贯的行为模式”。(〔美〕赫根汉：《现代人格心理学历史导引》)人的行为，是由其思想动机所制约的。因此，虽然我们在前面对司马迁行为的若干动机有所涉及，在讨论他人格的同时，还需要对他的主要行为即创作《史记》的个人动机加以集中胪列。
从以上对司马迁家世和生平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导向他主要行为的动机是长期的家庭定向教育和外在刺激的强化之下所形成的。
司马谈进行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亦即他向司马迁贯输的，一是史官世家(虽然不尽是事实)，一是扬名显身的思想。这两方面的教育，都在司马迁的心灵深处扎下了根。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一开头即把自家的谱系推至重、黎，随即强调“司马氏世典周史”;后来又再强调说“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于唐虞，至于周复典之，故司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 自惠襄之间到司马谈之前大约500年，一跃而过，反复致意的都是史官的家世和接祖续宗的愿望。这一愿望又和“立身”的要求相一致。因此，以尽史官之职而达到“立功名于后世”的目的，就成为司马谈也成为司马迁顽强的追求。
司马谈从这一追求出发，很早就定向地培养自己的儿子。在西汉，太史令是“父子相续纂其职”的职官。(《太史公自序》)司马谈担任太史令之后，立即安排十岁的司马迁“诵古文”。据《汉书·艺文志》载： “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汉兴，萧何草律，亦着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诵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劾举。”显见“诵古文”是为为史准备必要条件。后来司马谈又支持司马迁游历大江南北。从司马迁所述寻访的地点看，都是与史事相关的，不能说与司马谈的安排无关。
继宗续祖、扬名显身，司马谈为司马迁树立的榜样是孔子和当时人认为是孔子所作的《春秋》。司马谈临终遗命，仍不忘强调孔子“学者至今则之”的楷模作用，可见这也是他平日耳提面命的一项重要内容。事实上，孔子的形象至少在司马迁进入青年时期之前，就伟然屹立在司马迁思想之中了。他20岁时漫游到孔子的故里，就曾怀着无限的崇敬缅怀过孔子的业绩。后来他在《孔子世家》 中满怀深情地写道：
《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
司马迁推崇孔子，有自己的着眼点，这就是孔子取得的学术成就的巨大影响。他紧接上文写道：
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在交待自己写作《孔子世家》的目的时，司马迁又说：
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
至于对孔子及其所开创的儒家的具体学说，司马谈是有肯定也有所否定的。他在《六家要旨》中充分地颂扬了道家之后，紧接着就说：
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劳，形大用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司马迁把《六家要旨》全文照录到《太史公自序》之中，不能仅仅看作是对先父的纪念，也反映了他一定程度的认同。事实上他对孔子及其儒家的思想，跟他对待其它思想派别一样，都是有批判也是有吸收的。我们在讨论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点时，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司马迁对父亲要他继《春秋》而作史的期望是心领神会的。可能是他继任太史令不久，上大夫壶遂曾问过他“孔子何为而作《春秋》”，他就曾比较集中地阐述过他对《春秋》的看法。总结起来，要点有四。首先，孔子作《春秋》是周道衰废之时，自己的学说得不到实践的机会，才把理想和主张寄寓到 “深切着明”的史事之中。其目的是要 “拨乱世反之正”，“达王事”。第二，《春秋》的主要方法是“上明三王之道，下辩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是“道义”，即讲道理。第三，《春秋》的主要内容是讲“礼义”的，它是“礼义之大宗”。第四，《春秋》对于每一个人都是极其重要的教材;无论“有国者”、“为人臣者”都不可不知，不然就会弄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结局。在这里，司马迁遇到了一个难题。孔子是在“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时不得已而作《春秋》，可你身处汉武帝时代，还有什么理由继作呢?壶遂就给司马迁提出了这一问题。司马迁回答说： 你问得不错，但对《春秋》的理解并不全面;“《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现在汉朝如此强大，当然应当布闻盛德。(以上所引均见《太史公自序》)
显然，司马迁父子对于《春秋》的阐释，是历史学者对于先哲的合情的理解。这比起当时董仲舒给予《春秋》的神学解释，是完全异趣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司马迁在父亲去世之后，更加坚定了效法孔子作《春秋》的决心，把继《春秋》而作史看成是自己当仁不让的事业。他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小子何敢让焉”! (《太史公自序》)
有史官世家的自豪感，有效法孔子作《春秋》的远大志向，司马迁父子对太史令职守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司马谈临终时还念念不忘他未尽的事业。他说：“自获麟以来四百余岁，而诸侯相间，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太史公自序》)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后也说：“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同上》)父子二人的言语何其相似!
司马谈是一位成功的家庭教育家。他把他的独生子培养成了一个不仅有远大抱负，而且有能力去实现自己理想的人。然而，倘若不是 “下蚕食”的挫折，司马迁所作的《史记》也许就不是现在的面目，而我们也不会深刻了解司马迁是一个顽强地要求实现自我的人。
一部《史记》到处都透露着司马迁的人格，而《报任安书》则是他人格的集中表现。此书大约作于征和2年(前91)。那时，《史记》已经完稿了。司马迁借给故人益州刺史任安回信的机会，怀着悲怆沉痛的心情，几乎把自己一生的家事、追求、屈辱和慰藉都一并吐出。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司马迁的又一篇《自序》，给我们带来了不少宝贵的消息。
甚至在司马迁继任太史令之后，他还残留着少年时代的孤傲稚气。在龙门和茂林生活的那个司马迁并不是人见人爱的儿童，而是“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报任安书》，以下引文同者均不再注) 的颇有个性的孩子。入仕以后，他便以为只要一心尽忠就能有好的前程，“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祖上”。李陵投降匈奴的事情发生了。司马迁“见主上惨凄怛悼”，立即“欲效其款款之愚”、“拳拳之忠”，打好了进言的主意。待武帝一召问，他即“推言陵功”。这既反映了司马迁为人耿直无隐的一面，又反映了他政治上幼稚的一面。因为李陵是与贰师将军李广利一起出征的，而李广利是汉武帝所宠爱的李夫人的哥哥!这一次李广利带着三万骑兵，并未遇匈奴主力，只因指挥不力，惨败于匈奴。“推言陵功”，不就是“仆沮贰师”将军吗?但这犯了什么王法呢?先抓起来再说;“遂下于理”，让狱吏们去想一个罪名吧。于是司马迁被装进了“诬上”这个乾坤袋。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一心尽忠的司马迁才幡然醒悟，感叹“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感叹“事乃有大缪不然者”!
如果说以前的司马迁确有李长之先生指出的“浪漫的自然主义”精神(《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的话，从“下于理”开始，汉武帝便亲自给他注入了沉郁的现实主义精神。没有钱便办不了事 (“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关键时刻亲友也靠不住(“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祖先也不那么值得引人自豪(“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自己曾继任的太史令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中书令也不过是“埽除之隶，在阘茸之中”而已!
在精神方面，剩给司马迁的已经不多了。支持着他活下去的只有他原有的扬名显身的信念。他坚信“立名者行之极也”，他坚信“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以接受极刑而换取了生命，“隐忍苟活”，只是为了“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总是企图把自己的潜在能力充分地表现出来，司马迁实现自我的热切愿望始终不衰。
受到意外的严重挫折之后，司马迁产生了强烈的补偿心理。他把历史上受了大磨难而成了大事业的人都看成了自己的榜样。他说：
盖西伯拘而演《周易》; 仲尼厄而作《春秋》;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孙子膑脚，《兵法》修列; 不韦迁蜀，世传《吕览》; 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意皆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在这些事迹的鼓舞之下，他不改初衷，坚持着述，完成了《史记》。像是大大松了口气，他明确地说：
仆诚已着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诚然，这无疑是一种最大的“补偿”，是对司马迁最大的安慰。但又有什么能抵销得了对人的摧残、对人性的摧残呢?司马迁依然是痛苦的，他仍是“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司马迁依然是痛苦的，因为他旧恨未了新愁又生：自己用血泪凝成的着作，为什么不能公布而要“藏之名山”呢?晚年的司马迁就在这双重的痛苦中熬煎。他甚至不能自己而“从俗浮湛，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
一个痛苦的灵魂离开了人世，一部伟大的着作和一个崇高的人格却留给了世界。
我们看到，司马迁是这样一位学者： 他耿介刚直，绝不迎合，只有他的事业才能使他委曲求全。他很早就选定了追求的目标，一个值得将自己奉献上去的祭坛，虽遭极刑，仍执着地为这个祭坛——历史学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他扬名显身的个人动机，虽说是那个时代一般知识分子的共同趋向，但能隐忍奇耻而不改初衷、成其事业，不能不说反映了我国古代优秀的历史学家的崇高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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