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是一位伟大的通史作家。我们在探讨这位史家及其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的时候，不能仅仅把目光局限于他生活的那几十个年头，而应当回溯到较为久远的年代。这主要包括当时社会历史的变革、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和历史学发展的基本状况及特点。它们是《史记》产生的社会前提，是我们理解司马迁和他的 《史记》所必须了解的基本情况。
1. 社会历史的大变革和大变动
时时困扰着司马迁的是社会历史的大变动。一次是由周的衰颓到秦王朝的统一，一次是秦王朝的迅速灭亡和汉朝的 “遽兴”。他写道：
太史公读《秦记》，至犬戎败幽王，周东迁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畴，用事上帝，僭端见矣……及文公逾陇，攘夷狄，尊陈宝，营岐雍之间，而穆公修政，东竟至河，则与齐桓、晋文中国侯伯侔矣。……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 《史记·六国年表·序》 以下凡引 《史记》，仅注篇名)
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 《秦楚之际月表·序》)
这是一段秦国的创业史，也是由诸侯分封割据走向“天下一统”的大变革史! 周王室由天下“宗主”而至于衰微的历史问题，在司马迁和他的父亲司马谈看来，都是孔子解决了的。(参见《太史公自序》)在孔子之后所发生的这一大变革的原因、得失诸问题，却是包括秦始皇本人在内的许多人乃至于后代不少政治家、军事家、历史学者们议论纷纭的大问题。至今史学界对秦统一全国及其相关的问题，仍然时有聚讼，可以想见，距这一大变革仅百年之久的历史学家司马迁，胸中曾经激荡起多大的波澜!
志得意满的秦始皇建立起了空前规模的秦帝国，以无比的自信宣布：“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秦始皇本纪》)结果，却和他的愿望相反，仅仅传到二世，不过延续了15年，就迅速灭亡了。而无尺土之封的刘邦在秦汉之际的纷战中，居然最终平定了海内，“卒践帝祚”，建立了汉皇朝! 这又是历史的一次大变动! 经过数代人的艰难积累而最终成功于秦始皇的庞大的秦朝，为什么会如雪崩般坍塌?刘氏为什么会继秦而得天下?得天下之后，如何才能长治久安?这一系列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问题，不能不引起包括刘邦在内的汉朝统治者们的思索。
紧接着秦亡汉兴的是由汉初到武帝时期的社会经济的大变化。秦末农民战争和楚汉之争，社会经济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史载：汉初“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汉书·食货志上》)自汉高祖刘邦起，中经吕后、文帝、景帝几代人持续地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使凋敝不堪的经济局面，得到了根本改变。到汉武帝即位时，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出现了空前的大发展。以至使目睹这一实际的司马迁，都不能不把欣喜流诸笔端：
至今上 (汉武帝)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平准书》)
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 《货殖列传》)
经济繁荣带来的是西汉政权的逐步稳固。到汉武帝前期，使汉初最高统治者夜不能寐的匈奴问题和内部的封建割据问题，都基本上得到了解决。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通过外事夷狄 (打击匈奴、通西域、通西南夷、平定南越和东越)、内兴功业(设置北方和西北边郡、大规模地兴修水利、整治黄河、修筑宫殿、封禅祭祀等)，把封建君主集权政治推向了一个高峰。其势力所及，西至西域，东北至朝鲜，南到西南夷、百越等地。一时之间，“群士慕响，异人并出”。而深知“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的汉武帝，对这些 “茂才异等”，则不拘一格，大肆网罗：
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明〔朋〕已。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 笃行则石建、石庆; 质直则汲黯、卜式; 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 定令则赵禹、张汤; 文章则司马迁、相如; 滑稽则东方朔、枚皋; 应对则严助、朱买臣; 历数则唐都、洛下闳; 协律则李延年; 运筹则桑弘羊; 奉使则张骞、苏武; 将率则卫青、霍去病; 受遗则霍光、 金日， 其余不可胜记。 (《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赞》)
这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第一个鼎盛时期!经济、文化繁荣，国力强大，人才荟萃，勃发亢奋的精神鼓动着人们的心!但是，历史上不是也出现过一些繁荣的局面、强有力的王朝、踌躇满志的君王吗?但最终也只不过变成了供人凭吊的片片废墟、荒野里的几坏黄土、渔樵人的一场闲话……极盛的汉皇朝会向那里去?怎样才能保证社会持续的发展?怎样才能维持这个大一统的局面?不能不引起一切有识之士的思索，尤其是素来比较冷静的历史学者的深思。
如果说，我们以上简要叙述的两次社会历史的大变革和汉初至武帝时期的社会大变化，对理解司马迁及其《史记》出现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必须的话，那么，明了自春秋以来社会历史思想和历史学发展的基本脉胳，同样是必不可少的。
2. 思想背景
在社会思想方面，自两周之际迄于汉武帝时期，伴随着社会历史的大变革及其大变化，经历了一个由“百家争鸣”走向大综合、大吸收、大一统的过程。春秋后期，“学在王官”的文化格局基本被打破了，私人讲学之风得以萌生，异说歧谈得以并存，为战国以后诸子发散思维、创派成家而至于“百家争鸣”准备了条件。“百家争鸣”的生动活泼局面，为置身于趋向大一统局势之中的统治者们提供了选择指导思想的机会。谁知事实上的大一统政治的建立，却是多数思想家的不幸。秦皇朝“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实施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整顿。但效果并不理想。且不说此举并未能有助于始皇“传之万世”的梦想，就是那些被重点打击的儒生，也并不心悦诚服，仍然抱住自己的一套不放。陈涉起事之后，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孔子的八世孙孔甲还情愿当陈涉所置的博士，后来“卒与涉俱死”。而儒家的发祥地鲁，到刘邦举兵包围之时，诸儒居然依旧故我，“尚讲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儒林列传》)汉初统治者，在思想方面采取了比较豁达的态度。他们反复地提倡黄老思想但并不滥用国家权力把它定为一尊，他们惨淡地实践着黄老思想却同时给其它思想派别以宽容。这固然与“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对其它思想采取兼容并包的黄老思想主旨相关，但也是历史教训和当时的社会局势使然。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之下，各种思想又得到了生长的时机。儒、墨、阴阳诸家，都又重新抬头，各传其学，甚至理论朝廷，大有“百家争鸣”时代的遗风。但好景不长。随着社会经济的大发展和封建帝国疆域的拓展，帝王个人专制的欲望与日剧增。本来就向往儒学的刘彻，登上皇位之后不久，即采纳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要“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 以思想上的一尊适应天下的一统、帝王的一尊，这就是发生在汉武帝时代的我国历史上第二次思想大整顿。这次大整顿，虽然有武帝的首肯、行政的支持，但要把自汉初以来就重新抬头并有所发展的各种思想化归为一，又谈何容易。当时已经是“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在汉初并不吃香的儒学要登上一尊的宝座，引起思想界的反抗和议论是必然的。司马迁的父亲奋笔写出了 《六家要旨》，纵论各家短长，而极力推崇道家。随后，司马迁公然宣称要另“成一家之言”!但是，发端于春秋之末、勃兴于战国、中经始皇窒息而复苏于汉初的“百家争鸣”局面，毕竟从此消失了。此后刘汉皇朝的思想史，正如侯外庐先生在《中国思想通史》中所描叙的那样，只不过是一个儒书圣经化、儒学宗教化、学校寺院化、帝王教皇化、学者神父化的历史过程。
在整个思想演进的大潮中，从政治方面看，占主导地位的是大一统的思想。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以政治观点为内核而生发其它的思想。可以这样说，自战国迄于西汉，尽管学派林立，各种思想光怪陆离，围绕的中心问题却基本上是一个统一的问题。在秦朝建立之前，重点是是否会统一和如何统一的问题;之后，是如何巩固和维持这个统一的问题。这正如司马谈所明确揭示的：“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太史公自序》)思想家们各据特点，旁征博引，展扩思路，由现实社会而及历史，由历史实际而上升为哲学，把我国古代的社会历史思想升华到了一个极高的层次。
在历史思想方面，有两个重大问题。一个是“天人之际”的问题，另一个是“古今之变”的问题。这两个既相互区别又相联系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既是现实社会发展所提出来的理论要求，也是古代思想发展的必然延续。
“天人之际”探讨的中心是要回答历史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人事是神意的安排、体现，还是仅仅受制于客观实际的自在。这个问题很古老。大体可以说，自我国文明发展之初直到春秋时期，占统治地位的都是神意史观。人们把人世间的一切，小到个人的灾祥祸福，大到国家的兴衰存亡，都看成是上帝(“天”)的安排。“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他们每事必卜，乞灵于上苍的保佑。西周统治者也不例外。例如他们认为，夏、殷的王权，既是天授予的，也是天收回的。周灭商，也是恭行天罚。到了春秋时代，这一状况有了初步的改变。虽然“周德虽衰，天命未改”是占统治地位的看法，但重视人事并企图由此来解释社会现象的观点增多了。政治权力的动摇所引发的这种观念上的动摇，发展到战国时期，便出现了荀子等人“明于天人之分”的对传统天道观的批判。他在《天论》中申言，天“不为而成，不求而得”，没有意志，没有目的。因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天对人事的决定作用。他明确指出：“日月、星辰、瑞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天也”，“治乱非时也”，“治乱非地也”。有力地驳斥了 “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的传统说教。韩非则从客观的历史过程中去寻求社会政治改革、伦理道德变迁的原因。他认为，社会的这些变化，是由生活资料的多少和人口数量的众寡决定的。这种以人世而论人事的思想影响不小。“自上古以来未尝有”的秦始皇，一统之初，也没有把成功归于“天”助，而仅说“赖宗庙之灵”(《秦始皇本纪》)。而刘邦自论取天下的原因，竟完全归结于他能用张良、萧何和韩信这三位“人杰”(《高祖本纪》)! 虽然如此，传统天道观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且不说持这种主张的思想家及其末流，他们在秦代和汉初还在各地活动着，就是已经取得实际政治权力的统治者们，也需要重新祭起这一法宝，以支持自己的统治。在这种思想和社会背景之下，董仲舒的神学思想体系得以产生并得到官方的肯定，是毫不奇怪的。它总结了以往特别是阴阳家祖师爷邹衍的“天人相与”思想，并加以系统化，把本来已经松动了的天人关系，重新铆结在一起。他把《春秋》这一历史着作，说成是一部天人感应的神学经典，竭力证明“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春秋繁露·王道篇》)这样，“天人相与”的鬼神气氛，又开始弥漫开来。
在我国思想史上，比较系统地探索“古今之变”这一问题的思想出现比较晚。殷代夏、周替商的历史现实，虽然曾给统治者们以强烈的震憾，但春秋以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及当时低下的思想水平，不可能为人们提供一个更广阔和更切合实际的解决问题的基础。因此，社会历史虽已提出了“变”的问题，由政治家们基于自身利益所做出的回答，却往往是极简单的，那就是像西周初期的统治者们认为的：朝代的更替只是天的安排。而他们却可以“永享天命”。所以，一直到春秋结束，几乎没有人出来纵论历史、探讨“古今之变”的问题。这是因为，当时周王室不愿讲自身的衰落史，如果一讲、承认“周德已衰”，不就承认了自己行将“命终于帝”了吗?各国诸侯既受着传统思想的束缚，在政治上又还无力掌握全局，他们从王权转移的角度来谈历史，还显得为时过早。因此，无论王室或诸侯国，都宁愿去讲历史的小变小化，把注意力集中于某些孤立的历史事件的具体教训。到了战国，这一状况才出现了大变化。
对待“古今之变”之一问题发生的大变化，可以说肇端于春秋末叶的孔子。《论语·为政》载： “子张问： ‘十世可知也?’ 子曰：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里反映出两点重要思想。第一是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化的，周王朝不是永恒的;第二是从历史实际来说明历史变化，甚至企图从以往的变化来推究未来。可惜他的这一思想没能进一步展开，或者他跟弟子们详细阐述过而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了。
战国时期，周王室的宗主地位只是徒具虚名;诸侯兼并，只剩七雄逐鹿中原，一个新的统一局面必将形成的历史趋向日益明朗。“古今之变”的问题越来越引人注目。首先是孟子出来谈历史的变化，提出了我国最早的历史循环论。他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孟子·公孙丑下》)并论证说： “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 (《孟子·尽心下》) 显而易见，这种理论非常粗陋，仅用数(五百)的是否满足来论证历史的必然变更，实现的几率很小，留下了很大漏洞。其后的邹衍提出的 “五德终始”说，就比它严密得多。
邹衍，齐国人，稍晚于孟子，着作颇富。《汉书·艺文志》把他列入阴阳家。如果从社会历史观点来看，他是我国当之无愧的第一位历史哲学家。他学说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回答“古今之变”这一问题的“五德终始”的理论。他所谓的“五德”，就是把土、木、金、火、水这五种物质存在的形式 (“五行”)，附会到历史过程的某些时期上，并认为这是天赋予这个历史时期的总标志以及政令、服色制度的总根据。它们依次相胜，于是朝代就逐一更替，这就叫 “五德转移”; 完成一个循环，就叫 “五德终始”。按照邹衍的说法，整个人类史就是按这种相胜的顺序，一代一代往复循环的。他认为，黄帝得土德，“其色尚黄，其事则土”;代之而起的夏是木德，“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 殷代夏，是金德代木德，“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周代殷，是火德胜金德，“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故而邹衍预言说：“代火者必将水”，即未来取代周而统治天下的，将是一个得水德并按“其色尚黑，其事则水”原则行事的王朝 (《吕氏春秋·应同篇》)。同时，他还认为，凡是新朝代将要出现，天就必然会显示某种迹象予以昭示，这就叫 “符应”。例如他认为，“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就是 “火气胜” 的征兆。
邹衍这些服务于当时大变革时代的理论，不仅在当时的诸侯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而且为秦始皇所实践。秦统一六国后，把它当做立国的基本理论，“自以为水德”，并制定了一套相应的礼仪服色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秦汉的方士和儒生的思想。只是汉初统治者有鉴于秦的灭亡，对邹衍的一套并没有多大热情，才使它受到了冷落。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秦亡汉兴历史的局部变化上、集中在凋敝不堪的社会现实上，并不急于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为自己存在的必然性加以理论说明。问题搁置了半个多世纪，“古今之变”这一古老而又必须做出新回答的问题，才由董仲舒代表西汉皇朝交出了第一张系统的答卷。这就是董仲舒吸取邹衍思想排演的 “三统论”。关于它的具体内容，我们将在介绍司马迁的历史观的时候，一并加以介绍。
产生于以上思想背景下的司马迁，通过历史的考察，对始终缠绕着社会历史的这些思想理论问题，不能不作出一个历史学者的回答。
3. 历史学背景
我们的祖先，很早就产生了保留历史的意识和方法。至少从商初开始，就有了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在战国之前，历史的记载和保存，都是依靠王室或诸侯国所设立的史官来进行的。之后，才有了私人写作的史书。
历史记载和历史着作是不相同的。前者只是事实的记录。后者却至少应具备3个特点：第1是有比较明确的写作目的;第2是记述的内容是经过整理和选择的;第3是有相对划一的体例。如果这样来衡量我国古代史学，可以说我国历史记载发生得较早，而历史着作的出现要晚得多。但应当看到，历史记载无论从提供史料或者写作技巧的发展都为历史着作提供了基础。
从商周迄于春秋时期就产生了一大批文字资料。春秋中期的楚国大夫申叔时论教育太子的科目，列出了 “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和“训典”等9种文献(《国语·楚语上》)，加上当时其他人所谈到的《易》、“箴”、“时”、“书”等文献，其分类多至十余种。“春秋”主记王室及列国时事; “世”是帝王或诸侯的世系; “诗”是歌辞;“礼”是礼仪 (包括法制) 制度; “乐”是音乐理论，可能还包括曲谱;“令”、“训典”、“故志”是政令; “语”、“箴”是王侯公卿之间的谈话，所谓治国之善言;《易》是卜筮之书; “时”是历书。加上后来发现的甲骨文和金文，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文字资料，名目繁多，内容丰富。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为历史着作的产生做了材料和技术上的准备。在以上文献中，特别应提到的是鲁国的 《春秋》。
《春秋》是我国先秦时代编年国史的泛称。大概西周末叶以后，各诸侯国都有“春秋”一类的编年史，数量不少，名称不一，例如晋谓之“乘”，楚称之“梼杌”，其实都是一种东西，至有“百国春秋”之说。流传至今而又比较完整的，却只有鲁《春秋》。它对史事的记载，有取舍、有书法、有意旨，是我国第一部官修编年史着作。它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 (前722)，止于鲁哀公14年或16年 (前481或前479)。“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年”，年年相次，240多年，从不间断，主要记载了春秋时期的政治事件及其人物活动，同时也记录了不少自然现象，如水、旱、雪、霜、地震、日食等，对经济、文化方面的记载很少。它通过谨慎的用字来表现作者的立场观点，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所谓“一字之褒，荣于华衮; 一字之贬，严于斧钺”。由于它记事过于简略，每条最多者40余字，最少者仅一字，所记载的字面意义不少与事实不符，更缺乏对史事具体过程和情节的记述，所以它只是我国编年史的雏形。自孟子开始，把它说成是孔子的作品，并认为其中充满了孔子“拨乱反正”的深刻思想，引起了普遍的重视。尤其是到了汉武帝时代，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崇。董仲舒借以发挥自己的神学思想，而司马迁则在思想和史学方面都有所继承。
战国之后，搜集整理出的文献资料、历史记载就更加丰富了，历史着作数量渐渐多起来并日益成熟。《左传》、《国语》、《铎氏微》、《虞氏春秋》、《纪年》、《世本》、《战国策》、《战国纵横家书》、《大事记》等，都是这一时期的历史典籍。其中，有两个问题必须单独介绍。
第一是《左传》 的有关情况。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省称。相传作者是鲁君子左丘明。他的主要活动时期，大约与孔子同时或稍早。据现在研究，《左传》成书在战国初期，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50年代。仅据此即可知，它非一时一人之作。左丘明是它的原作者，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左传》，却是经多人改动、增补、删削过的。但它仍不失为我国早期第一部比较成熟的编年史。
所谓“传”(zhuàn)，在先秦时代就是“传”(chuán)，即传授;老师讲解成文资料或典籍，学生记录下来的文字于是就称为“传”(chuán)。大约自汉朝以后，才把这类文字看成是解说 “经” 义的东西而通称为 “传”(zhuàn)。《左传》即是当时人解说《鲁春秋》的文字记录。
《左传》着重史事的叙述。记事约与《鲁春秋》相始终。它取材广泛，而善于运笔。大体上以《鲁春秋》为纲，“取各国史策为之”。其述事，有主次轻重，记载春秋前期较略，后期较详。从叙事方法上看，在编年的总形式下，有的段落已具有本末体的性质，有的又似人物传记的片断。全书文字通俗清新，简洁精练，准确明快，尤长于描写人物和战争。作者还创造了以“君子曰”为主的直接表达作者观点的史评方法，即在叙事之中插入“君子曰”、“君子谓”、“君子是以知”、“君子以为”等语，发表对历史的评论。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看，它是我国先秦时代历史着作的高峰，为此后历史学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第二是这一时期历史着作的思想趋势，它集中反映在《纪年》和《世本》这两部书中。
《纪年》又称《竹书纪年》。它有古本和今本的区别。古本叙事上起夏代，下至魏襄王二十年(前229)，称襄王为“今王”。用编年体，历述夏、商、周之事。一般认为是魏国的史书。《世本》15篇，系“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汉书·艺文志》)的一部书。它称赵王迁为“今王”，当成于此时(前235——前228)。《世本》的体例，分《帝系》、《纪》、《王侯谱》、《世家》、《卿大夫谱》、《传》、《氏姓》、《居》、《作》、《谥法》等。《帝系》记自黄帝以来尧、舜、禹等帝王的世系。《王侯谱》记夏、商、周三代和鲁、齐、晋、秦、楚等二十余国君的谱系。《卿大夫谱》记列国卿大夫的世系。以上似重在编年。《纪》、《世家》、《传》，则分别叙述了帝、诸侯、卿大夫等人的主要事迹，重在叙事。《居》篇记帝王都邑，《作篇》记重要的创造发明，《谥法》篇释谥号的含义，有似后代史书的“志”。可见，《世本》是一部比《纪年》规模更加宏大的通史。可惜两书均佚，我们现在仅能见到它们的辑本。
《纪年》和《世本》的出现，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有重大的意义。它们都企图博古通今，写出自传说时代至作者当时的整个历史过程，是我国最早的通史。特别是《世本》，更着意在一书之中，包举人类历史的各个方面，显示社会生活的全貌，创造出了纪传体史书的雏形。这一切，都折射出了割据称雄的诸侯邦国向大一统迈进的强大趋势。
短命的秦皇朝对史学进行了极大的摧残。李斯奏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 其所焚书，“诸侯之史记尤甚……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史记·六国年表》) 到了汉初，史学才又受到了重视。
汉初统治者比得天下之后的秦始皇清醒得多。他们不再敢企望自己的基业能“传之万世”，而是较为踏实地讨论“长治久安”之策。陆贾认为，“文武并用”，才是“长久之术”;“极武专刑，只有灭亡”，并以此劝说汉高祖。于是，刘邦放弃了居马上得天下也企图仅靠马上守天下的片面想法，命陆贾“试为我着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天下何?及古成败之国”。陆贾乃“粗述存亡之征，凡着十二篇”，这就是《楚汉春秋》。《楚汉春秋》比较全面地总结了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其中有很多是汉高祖亲见经历的事，故“每奏一篇，高祖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楚汉春秋》是汉初统治集团对于历史、尤其是秦汉之际的历史的粗略总结。它的着述过程和指导思想说明，取得一统天下的新的统治集团，已经把总结统一国家成败兴亡经验教训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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